为什么是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随着“中国崛起论”不断持续与升温，近来有关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的论述日益增多。国内舆论近乎是“清一色”的轻松笔调，相关部门为他们的片面重商主义找到了新的借口，而一些学者也不失时机强调“新自由主义”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意义。鉴于此，清晰认识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收益与成本实属必要。“软体”变化比“实体”增长更可贵中国自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以来，国民经济突飞猛进，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1400多亿美元，迅速提高到2004年的1．65万亿美元，经济规模居世界第6位。经济年均增长9．4％，比世界均速快了6个百分点。外贸规模已由世界第32位攀升到目前的第3位。利用外资连续12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国外有学者计量研究显示，1975～2000年间，中国经济全球化指数上升了2．14个百分点，这直接导致了同期中国年经济增长率上升了2．33个百分点。相对于国民经济“实体”的增长，国民意识观念、企业经营方式、国家管理体制等“软体”变化更大、对未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也更久远。制度经济学研究揭示，制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经济资源，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可以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全球化使中国有了“后发优势”，大大节约了中国自我摸索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使中国在短短20多年时间就基本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这对于曾经有着几千年封建经济统治、百余年殖民经济掠夺、数十年计划经济控制的经济体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不容否认，全球化的确给中国带来巨大收益。中国凭借自身优势在全球化中获益全球化的实质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自由化，因为始作俑者与积极倡导者主要是美国，因此有关国际经济自由化的一系列安排即被称之为“华盛顿共识”。但是，“华盛顿共识”中的经济自由化是有选择的，即资本、商品与服务的全球自由化，劳动力与人员的流动仅局限在发达国家之间，后进国家受到严格限制。根据自由贸易经典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从国际分工走获得相应收益。中国从全球化中获得收益，依据的是自己的比较优势。中国参与全球化并从中获益的方式，已经被国际社会誉为“北京共识”。概括起来，中国的比较优势有两类：一是既有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比较健全的工业体系、强政府、人口众多与大国优势。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使中国建立起颇具规模的工业体系，这是中国顺利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中国政府具有强大的制度优势，能迅速动员一切可以利用的国内资源，为经济建设服务，并能够较好地控制因全球化冲击而产生的种种问题；人口众多使中国一直保持低廉的劳动力优势，这使得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极大的竞争力；中国幅员辽阔，生产率自东向西呈梯次分布，这为缓冲全球化冲击、延续改革开放成果，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与社会基础。二是新生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规模与范围经济。中国除了不断巩固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外，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上也取得长足进步，并将这些进步迅速不断地转化为竞争优势，在国际分工中变现为收益。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不仅形成了企业的规模经济，而且形成了地区的范围经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三角区等不仅建立起发达的基础设施，而且确立起完善的生产供应链，方圆200公里内可以实现同一商品生产所需的全部采购，这便是美国《商业周刊》所惊呼的“中国价格”之重要秘密所在。中国的净收益并不大值得注意的是，前面提到的一连串激动人心的数据，并非都是从全球化中得来。从历史来看，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同样取得较快增长，只是被不恰当的政治运动所终止；从横向来看，与中国国情非常相似的印度，在经济相对封闭的情形下，也取得了国际称誉的成绩。在津津乐道中国从全球化获得丰厚收益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中国应对全球化所付出的代价与面临的风险。中国应对全球化所付出的代价集中在：地区、城乡与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环境生态污染加剧、人民的健康状况堪忧。1980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GDP分别占全国GDP的50％、30％、20％，到2003年分别为58％、25％和17％。人均GDP差距不断扩大，1980～2002年，东部地区人均GDP由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4％提高到53％，中西部地区则分别由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8％、70％下降到75％和59％。此外，由于大量引进高能耗、高污染产业，一方面使中国煤电油运全面紧张，重大矿难事故不断，并迅速增加对国际资源的需求与依赖；另一方面，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据中国科学院专家测算，环境污染使中国的发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7％，2003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到GDP的15％。全球化不仅使中国已经付出巨大代价，而且还将使中国面临巨大风险。这些风险主要有：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工业体系严重受损、对外经济摩擦加剧、国家安全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美国兰德公司报告显示：日本是世界经济强国，经济规模要比中国大好几倍，但是中国经济比日本经济更加开放。2004年中国的贸易额占到全国GDP的70％，而在日本只有24％；2004年中国吸收了606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而日本只有201亿美元。国内有些学者以此来炫耀中国开放的成就，但是一些国际学者对此表示了担忧；中国改革开放前建立的比较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目前已严重受损，制造业中主要行业、产品品牌为外资所控制，作为“工业之母”的装备制造业正面临“全军覆没”的境地，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的加工车间，而并非世界工厂；2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形成了众多利益集团，它们凭借其掌握的雄厚的经济资源、强大的政治资源，以各种方式来影响中国政府的决策，以确保其商业利益。因此，中国参与全球化，在获得丰厚收益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代价，而发达国家基本上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得巨大收益。西方“反全球化”人士所宣扬的惨痛代价，只不过是部分结构性调整导致的就业机会流失而已。实际上，没有哪一个西方国家政府反对自由化、抵制“华盛顿共识”。从全球化的净收益角度来考虑，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当然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宣扬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要么是信口开河，要么是有意混淆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