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未来30年的全球化是全球的中国化

“中国崛起在开放方面给全球树立了一个典范，中国对经济的开放被低估。中国对外国企业的依赖在工业方面全球最高；中国是吸引FDI的世界第二大国家；全世界各种形式的管理模式都在中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5月12日，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项兵在“儒商论域2014—儒商典范与财富”论坛上表示，“过去30年，中国被全球化，未来30年，世界格局改变的可能之一是全球被中国化。” 项兵认为，全球的发展模式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方面，欧洲福利国家主权债务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在新自由主义实践方面走在前列的中国和美国，面临着收入和财富不均的挑战，基尼系数全球最高。这些挑战使得经济制度需要做比较大的调整，中国和美国可能更多地重视社会福利，而欧洲福利负担比较严重的国家，可能有更多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此外，中国崛起在开放方面给全球树立了一个典范，中国对经济的开放被低估。中国对外国企业的依赖在工业方面全球最高，美国、日本是30%左右，中国达到了47%。日韩两国的出口基本来自本国企业。只有中国在2012年50%以上的出口都是外资企业提供的，这是全世界唯一的。 中国是吸引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商直接投资)的世界第二大国家，最早到中国投资的是日本，达到了4000多亿美元。能够接受这么多钱，也是开放的一个标志。我们到中国超市，到沃尔玛、家乐福，里面有来自全世界的外国品牌，中国的品牌比较少。 另外，全世界各种形式的管理模式都在中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也是全世界唯一的。所以中国的开放一直被低估。 项兵还表示，民主制度是人类文明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但还存在不足之处，包括：主权债务；领导力匮乏；缺乏基层工作经验；政策短视。“民主运动有很多优势，但和我们的政治制度比，它确实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将来全球的发展模式和制度更走向多元，美国说‘YES’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可以通过‘和而不同’的理念来参与全球治理。” 项兵说，过去30年,中国被全球化，未来30年，世界格局改变的可能之一是全球“被中国化”。“我希望中国的崛起能给全球带来更多的多元的因素、积极的元素。” 以下为演讲实录： 中国崛起的全球影响 项兵（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很多外国朋友问中国崛起到底代表什么，除了经济全球第二，中国的崛起代表什么？我给各位做一个分享，错误的地方请大家原谅。 首先我看了一下全球的发展模式，从撒切尔夫人开始，她也是哈耶克的学生。她在1979年主政，启动了新自由主义、国有企业私营化、放松管制、推动全球贸易减税。1981年里根总统基本拷贝了撒切尔夫人的主政理念。过去三十几年，从1979年到现在，应该是人类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的时代，创造财富也是最多的时代，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到2008年时，这个模式碰到了新的问题。相对来讲，福利比较好的国家，如北欧、法国、德国等绝大部分民主国家，国债主权债务到了难以为继的状态，美国国债到了105%，日本到了247%。这些福利制度使很多发达的国家主权债务难以为继。这是一个大挑战。 第二个大挑战以中国和美国为代表，即在新自由主义实践方面走在比较靠前的，这个挑战就是收入和财富的不均，全球的基尼系数中国和美国是最高的。所以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最大的挑战是收入和财富不均。从这点来讲，我认为全球的发展模式，从经济制度来讲可能需要做一个比较大的调整，未来中国和美国可能会更多地重视社会福利，而有些欧洲的福利负担比较严重的国家，可能有更多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中国和美国是一个极端，北欧国家是另一个极端，未来的发展应当是两者共同往中间漂移。 我觉得中国崛起带来的影响是在开放方面给全球树立了一个典范，中国对经济的开放被低估的，在很多方面走在全球前列。中国对外国企业的依赖，在工业方面是全球最高的，美国、日本是30%左右，中国达到了47%。大家认为中国的模式是出口拉动，这没错，但日本和韩国出口，日本的出口基本来自日本企业，韩国的出口来自韩国企业。只有中国，在2012年，50%以上的出口都是外资企业提供的，这是全世界唯一的，这点非常独特。 中国是吸引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商直接投资)的世界第二大国家，最早到中国投资的是日本，达到了4000多亿美元。能够接受这么多钱，也是开放的一个标志。我们到中国超市，到沃尔玛、家乐福，里面有来自全世界的外国品牌，中国的品牌比较少。但在韩国的超市几乎看不到外国品牌，日本的超市外国品牌也不多。 全世界的主要经济体都是每一个国家自己的模式占主导，美国是美国模式，英国是英国模式，日本是日本模式，只有在中国没有一个模式占主导。丰田做得非常成功，三星2011年在中国的出口达300亿美元,全世界各种形式的管理模式都在中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是全世界唯一的。所以中国的开放一直被低估，我看了数据以后感到震撼。比如家乐福、肯德基的销售额在中国占全球销售额的50%。美国高通全球销售额50%左右来自中国。美国公司思科在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占了70%份额。中国华为卖到美国一块钱都是国家安全问题，而我们70%的互联网基础市场是美国思科公司控制的。所以在拥抱全球化、应对全球化方面，中国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值得很多国家学习。 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东亚文明，东亚文明各种各样政治制度的结合都可以产生经济的繁荣，这也是一种文明的开放，这是我对中国经济有信心的最重要原因。看看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大陆最近的经济繁荣，同样的文明可以产生不同的制度模式、同样可以产生经济繁荣。 西方民主制度不足之处 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来讲，我认为民主制度是人类文明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但我也确实产生了一些顾虑，尤其是2008年以后，有以下几点： 一，主权债务。 二，领导力匮乏。在美国最优秀的学生不会说到华盛顿去找工作，这不是他们最优先的选择，所以我们“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那里不实用。 三，缺乏基层工作经验。中国的主席、副主席要在基层工作5—10年，才有资格领导中国老百姓，这是中国的基层经验，是中国的一个优势，西方社会不太重视基层工作经验。 四，政策短视。短期行为都有它的极限，民主运动有很多优势，但和我们政治制度比，它确实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从这点来讲，我希望将来全球的发展模式和制度更走向多元，我同意张维迎的观点，我不信将来有一个中国模式、一个美国模式，将来必定是一个多元的模式，是相互学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开放模式。 中国崛起给世界带来了什么？ 中国的崛起，能给世界带来什么？除了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的启发以外，还带来了什么？有很多见仁见智的地方。如“天人合一”的理念，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语境中，也许对全球的生态关系会有重大改变，因为全球以人为本的理念很深，比如希腊、罗马。但我们现在的实践做得不够，环保很差。 第二，“和而不同”理念的灌输。我第一次到俄罗斯莫斯科时，看到他们的生活节奏非常缓慢，莫斯科的时间是无穷无尽的，做任何事都很慢，而在我国，时间就是金钱，我们是快字当头。另外他们的商业气氛很少，到今天为止，莫斯科地铁人流量非常之大，广告非常之少。所以商业气氛匮乏，这有可能是俄罗斯有那么多优秀芭蕾舞演员的必要条件。我们高中数学老师可能都忙着去挣钱，很少考虑到这个问题。 不是我们不聪明，而是生活的方式不一样。所以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需要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模式。只有这样，文明才能进步，不同才华的人才有可能诞生。每个人可以选择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不一样的需求。所以全球治理不一样，美国说“YES”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我觉得中国可以通过“和而不同”的理念来参与全球治理。 如果按三百年作为一个商业周期、一个朝代周期论，美国还没跑完第一个路程，美国现在收入财富不均局面已经达到空前的高度，钱和权走在一起，老百姓没有希望，只有通过革命的方式来改变。所以即使美国实行三权分立，也在过去十年、二十年，发生了很多问题。本来我对这个体制充满希望，但发现问题如此之大，仍旧让钱和权走在一起。中国上下五千年，一个朝代好还是N个朝代好，是不是朝代越长越好？我没有答案。难道五千年一个朝代就会更好，朝代是否越长就越好？我不敢肯定。所以从中国的周期来看，很多问题需要我们重新考虑。 未来30年，全球可能“被中国化” 最近，我演讲提到一个新的理念，我认为整个人类短期性行为已经很严重了，西方的制度和商学院教授的东西结合起来，很可能造成人类毁灭。从西方到东方，从经济到政治，没有任何长线的考虑。所以我认为，在座很多顶级人文学者，你们贡献的机会要比我们大得多，我们整个商业是比较短视的，政治也是非常短视的，从西方到东方看不到任何一百年、两百年的考虑。我邀请杜维明先生给我们长江商学院开人文课程，就是认为这是一个潜在的解决方式。当我们具有更多的历史观、人文观，并以此来考虑经济和政治问题，我们可能会有希望。 在博鳌论坛时，我说了一句话，过去30年,中国被全球化，未来30年，世界格局改变的可能之一是全球“被中国化”。我希望中国的崛起能给全球带来更多的多元的因素、积极的元素。不是说中国要统治世界，中国和美国的思维不一样，美国希望统治世界，中国不希望。过去五百年西方文明主宰世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认为东亚文明应该承担起我们的责任，对全球重大问题，不仅仅让西方提供方案、我们去配合，这是我们的时代，我们应该有勇气和能力，以我们的智慧来解决全球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亟需解决，不能再拖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