氏族与国家有什么区别?

氏族公社（约前10万年——公元前21世纪）是继原始人群之后出现的以血缘为纽带的人类共同体，是原始社会的高级阶段（原始社会两大阶段：原始人群和氏族公社）。氏族公社的历史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即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和父系氏族公社阶段。其中：母系氏族公社的主要特征是：妇女居于支配地位；父系氏族公社的主要特征是：男子居于支配地位 国家的一般定义： 西塞罗《共和国》：国家乃人民之事业，而人民是许多人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 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国家是一种制度性的权力运作机构，它在实施其规则时垄断着合法的人身强制。 Duguit:国家是一种人群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人被区分为统治者及被统治者。 Bodin：共和国是对公共事务的主权性管理。 恩格斯：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 总之，是一个成长于社会之中而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以暴力或合法性为基础的、带有相当抽象性的权力机构。 如果我们将一国之内的诸组成部分依范围大小列一个表，则国家的位置大概是：社会—政治—国家—政府。 祖国与国家的区别：前者是一个地域、文化、历史、宗教、有时是民族及人种概念，而国家是一个政治权力机构。 国家与政府的区别：在国家与政府的关系上，有时国家与祖国的概念不分。在分得十分清晰时，国家大于政府，尤其是国家是主权者的同义词，而政府只是国家的仆人、权力的执行者、被委托人。 但在国际舞台上，国家的概念比在国内政治中宽泛很多。此时国家是国际法中的主体，是该国范围内的整个社会的代表，是这个国家全体人民的代表，与国内政治中的祖国十分相近。 第一节 国家的起源 国家不是与市民社会一起诞生的，它是人类社会生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是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它应当是一个历史现象，即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诞生，又会在一定阶段消失。 西方政治学界对国家起源的研究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对人类不同的政治社会形态进行比较，以看出相对于其他政治权力组织形式，现代国家的特殊性。一种是对西方国家的发展轨迹进行历史的观察与描述。 第一种思路的结果是对现代国家三个特点的总结（即国家起源的三个标志）： 1）统治者及官员的专业化。 2）权力中心的集中化。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统一的、金字塔形的法律体系（在法制国家内：宪法—法律—法规—行政命令）或规范体系。 3）政治权力的制度化、非人格化、非家族化。这首先意味着抽象的公共权力与执政者的分离：执政者不是国家、不是公共权力本身，而只是它的一定时期内的执行者，或最多是代表。它还意味着公共权力的行使应严格限制在法定的范围之内，其运用应严格遵守现行法律，而非统治者的个人好恶，要去除一切不确定性。 通过第二种思路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是在市民社会中逐渐生长起来的，是为了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被人创造出来的。 它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过程：在西方：以希腊城邦为代表的城邦制国家（City—State, Etat—Cité）—帝国（马其顿或罗马）—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 Etat— Nation）。 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出现得比较早，且形式少有变化。秦王朝便已经奠定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基础。 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大概首先从13世纪的英国、法国开始，其典型特征是王权与教权、封建主权力的斗争，而在此过程中，国家相对于市民社会的独立性也日益凸显。 第一个阶段是王权与教权的斗争； 第二个阶段是消除农奴、佃农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得全国人民都只有一个上级：国王。在革命之后，这种对国王的忠诚转化为对民族的忠诚，对祖国的忠诚，则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就出现了。 第三个阶段是各种政治机构、行政机构的出现，如市镇议会、如各种咨询机构（逐渐演化成政府各部）等，这是现代官僚政治的开始。 第四个阶段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日益法制化。这个过程可以从英国大宪章算起，而到1628的Petition of Rihts和 1689的 Bill of Rights初步得以实现。它将政治权力及其运用规范到了一个成文法的框架之内，成为了后来代议制的先声。到了北美独立战争，特别是法国大革命，这一过程基本完成：制订了成文宪法，制订了人权与公民权法案，使得个人可以对抗国家的胡作非为。 在中国，国家的形成要比西欧早得多，且中间没有如中世纪般的中断。大概春秋末年、战国以后，各诸侯国已经走上了非封建化的道路，国家的基本特征和职能已经具备。到了秦王朝统一中国后此过程基本结束。此时的中国当然不是一个法制国家，但法制化并非国家的核心特征。 在西方，国家起源的动力来源于冲突及社会各角色面对冲突而采取的对策。第一个动力来源于卡罗琳王朝解体后领主之间的军事对立。随之产生的不断互动导致了国家权力的中央集权化。 第二个动力来自于经济的发展：西欧经济在15—16世纪后的迅速发展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多元化及他们利益的互相冲突。各阶层都无法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都无法独占政治权力及经济权力，无法否定他人的利益。为了不同归于尽，只好采取妥协、协商的办法，只好求助于一个相对超然而又强大的公共权力。 这些在15—17世纪间成型的西欧民族国家，一经建立便面对着无休止的外部威胁和冲突，便处于不断的战争之中（一直到1945）。为了应付战争，它们需要增加税收并将其更加制度化，需要建立完善的系统的官僚体系以治理内政、动员兵力，需要在民众中唤起爱国主义情绪，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常备军正如汤因比所说的挑战/应战机制。这个机制使得国家更加完善、现代化、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