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子弟，也叫“皇族”，号称“天潢贵胄”。清朝的皇族，是从太祖努尔哈赤父亲塔世克辈份开始算起，然后按嫡旁亲疏，分做“宗室”和“觉罗”两大类。凡属塔世克本支，即努尔哈赤及嫡亲兄弟以下子孙，统统归入“宗室”；再就是塔世克叔伯兄弟支系的，都叫“觉罗”。按照清朝政府的规定，宗室腰系黄带子，觉罗身系红带子，用以显示身份的特殊。故此宗室也俗称黄带子，觉罗呼红带子。不过比较起来，觉罗的血缘要远一些。所以尽管他们的地位比一般民众仍显优越，也高于“从龙入关”、同样受到优待的八旗兵弁及家口，但比起嫡裔宗室，还是相差了一大截，更确切地说，清代皇族也就是指属于宗室的那部分人。
当清立国前后，努尔哈赤率领部众东征西讨，一些上层核心，都是他的兄弟子侄，这中间除了因有罪遭到谪废，差不多都授以爵职。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家的子孙越来越多，于是围绕着与皇帝关系的亲疏、支派的远近和出生的嫡庶，在宗室内部的等级差别也更加繁杂起来，像有爵位和无爵位、高爵位和低爵位，后来在有爵位中又有近支和远支的区别。
清代宗室的爵位，因皇子年幼未封者不计，分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十个名号。如果加上亲王嫡长子授世子，郡王嫡长子授长子，镇国公和辅国公又有入八分公、不入八分公之别（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把权力和财产分成八份，入八分者均出任佐领以上职，可领有旗下入户。不入八分者无此权利。凡入八分辅国公以上，均归入八分之列） ，此外镇国、辅国将军和奉恩将军又各有一二三等，如此算来，统共有二十多等之多。清代宗室在取得爵位后，除开国初期功勋卓著，或皇帝特准破例可世袭罔替，均每代降等袭爵。这种袭爵授爵，都严格照嫡庶长幼的宗法制原则进行。比如亲王嫡长子袭父爵，余子授不入八分公，侧福晋侧室子授二等镇国将军，妾媵所生子授二等辅国将军，如此层层递降。大致在康熙前期，每个宗室年至十五岁（虚岁，下同），即可按规定授爵。康熙二十七年（1688）改为二十岁，经“文艺骑射”考试，列名优等，方可请旨授封。不过若原授爵职者故世，急需子弟承袭，或子弟中人才超群，可不拘年岁，特例请封。
为了优待宗亲，乾隆三十九年（1774）皇帝颁旨，对爵位的承袭又作了某些松动，即封亲王爵位的每代降袭到镇国公为止，郡主到辅国公，贝勒至未入八分镇国公，贝子到未入八分辅国公，如此等等，最低到奉恩将军，便可世爵罔替。对于女子，到一定年龄，亦按其父族爵位高低和嫡出庶出，分别授封郡主、县主直至格格等名号。另外，皇女则有固伦公主与和硕公主之别。
根据爵位降等和嫡庶制原则，有的宗室便无法取得爵位，于是出现了“闲散宗室”的名号。此外也有少量有爵位者因犯过失而削降为闲散行列的。闲散宗室在清入关前太宗皇太极时期已经出现，到乾隆二十年（1755），已多达700余人。随着宗室人口不断增加，闲散宗室的人数比例，也在迅速地扩大。
闲散宗室原来并无品衔顶戴。乾隆四十七年（1782），皇帝认为他们既“谱列银潢，名登《玉牒》”，可因“身无职级，竟至与齐民无别”，实在有辱帝王金枝玉叶的风度，于是赏与四品顶戴和四品武职补服的荣耀。但这不等于说，就此便能做四品官、食四品俸，而且“若不知自爱”，犯了过错，也可能被革去顶戴。
前面说到，宗室成员都腰系黄带子，但也有例外，那就是因犯罪被革去黄带子的人。最早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因兄弟阋墙被废为庶人。皇太极当政后，又有兄弟如莽古尔泰、德格类、费扬古等先后遭到革退。康熙晚期，包括舒尔哈齐子孙在内的被革斥人数已多达200多人，以后又续有增加。已革黄带子尽管身份不同，可皇族血缘无法抹煞，从康熙五十二年（1713）起规定，他们的名字也要载入《玉牒》，附于末后，并给红带子为记。后来又把宗室中有罪发配时所生子，也归在“红带为记”的行列，至于他们的待遇则与一般旗人相同。为了使他们与同系红带子的觉罗相区别，行文时多通称“已革宗室红带子”。
宗室的政治地位既高低不同，反映在经济待遇上，当然也有差别。这也是照着有爵无爵、爵位高低而确定的。先说有爵位的，在清入关前，诸王、贝勒等均按八旗分配原则，各拥有庄丁田地。入关后，他们又都在京畿跑马圈地中分得了土地。从顺治七年（1650）起，并照等次发给俸银和禄米，经多次调整，确定从亲王到奉恩将军21个等次，最高亲王岁银万两、米5000石，郡王银5000两、米3000石，直至最低奉恩将军银110两、米55石。不满十八岁袭爵者按半俸支银。王公等因病不能在政府部门当差，除奉特旨准支半俸，一律停止给俸。个别有特殊勋劳，也可发给双俸。在有爵位中，封授公以上等级的，差不多都是皇帝的嫡亲兄弟子侄，所以待遇最优厚。康熙初明令永不圈地，于是每逢新封爵位，便由专管宫廷事的内务府按等拨给粮庄、银庄、瓜园、果园，以及各色庄丁。亲王可得庄园28座又半庄2座，约合五六万亩，庄丁250名（户），还有口外滋生牧场和“采捕山场”。最低一等的公爵，也能分到田庄7座又半庄2座，庄丁29名（户）。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他们中有人一旦除爵或承爵降等，便要全部或将多出部分缴回内务府。
给予闲散宗室生活资助的叫“养赡银”，在性质上有别于有爵职的“食俸当差者”。不过开始时，因闲散宗室也在圈地中分得一份土地，所以并无特别的养赡津贴。后来因人丁繁衍，土地不能再给，加上有的家庭不善理家或受生老病死的影响，原地被典当出去，这样便出现了宗室生计问题。为了适当加以周济，康熙十年（1671），朝廷决定给无政府职位、无俸禄收入的闲散宗室分发养赡银米，其数额中间有过几次变动，最后确定每人每月银3两，岁米22.5石，父故幼子照此发给，残疾无法行走者月银2两、岁米22.2石。乾隆十一年（1746），再次扩大照顾范围，除闲散宗室本身外，家中男性成员年满十岁（后改十五岁）的，每月也可得到2两养赡银。随后又确定，失去子孙依靠的寡妇和无叔伯兄弟的孤女，也按月发给银米，甚至连因犯罪遭到圈禁或遣戍外地的家属，同样能领得半份银粮。
清朝皇帝对宗室子弟尽管照顾周到，但从开销的总数中看到，重点是放在有爵位人的身上，其中又以近支上层王公为主。这里且不说公以上新封爵位都可专门拨赐田土，就从俸银米的数额中，便清楚地看出了高爵位和低爵位的等差悬殊，像最高的宗王与最低等的奉恩将军，两者竟相差达90倍。
清朝政府对宗室成员采取包下来、养起来的做法，目的是为了保持皇族子弟不为人下的封建等级尊严，同时也含有维护皇权、在政治上防微杜渐的意思。所以严格规定，凡宗室成员，不得随意离开北京（后来有一部分人被安顿到盛京落户，属于例外），更不得从事其它职业，做官“既不分用各部院，又不便简用外省道府”（光绪《清会典事例》卷9），只局限于很小范围之内。实际上，它是在养的前提下把大家都束缚起来了。这里尤其是下层宗室，除了向国家等靠要以外，完全失却了学习劳动技能和谋生竞争之路。时间一长，习惯成自然，只想着自己是皇族，系黄带子，高人一头，要好吃好用，坏习惯越来越多，可谈本领不少人什么也没有，完全成了游食于社会的寄生群。当时宗室昭梿说：“近日宗室蕃衍，入仕者少，饱食终日，毫无所事，又食指繁多，每患贫窭，好为不法之事，累见奏牍”（《啸亭续录》卷4）。他们中某些人的作为，甚至连皇帝都感到惭愧。嘉庆帝颙琰在一次沼谕中谈到：“近日宗室不自检束，致于吏议者不一而足，朕深惭愧”（《清仁宗实录》卷162），宗室的游惰习气，到乾隆、嘉庆时已相当严重。
到了道光、咸丰以后，由于国家内乱外祸不断，朝廷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继续维持本身的统治，加上宗室人口成倍增长，财政状况急剧恶化，对宗室人员的经济照料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得不加以紧缩。咸丰三年（1853）诏令：宗室中现任食俸人员本身红白事暨闲散宗室红事恤赏银，“均暂停止”，闲散宗室白事恤银“暂停一半”；次年，又令王公大臣当年秋季俸银减半支放。同治六年（1867），朝廷恢复发给红白恤银，但新章程确定，红事赏银20两，白事30两，比起先前的100两和120两，或白事恤银减半的60两，都大大减少了。不仅如此，连额定的3两养赡银，亦因七扣八扣而无法保证，“每月不及二两，自养多不能足”（《清续文献通考》卷26）。在光绪年间，皇帝为了装点门面，差不多每年都有那么一次赏给闲散宗室人等一月钱粮的诏令，其实在总的养赡银已被克减的情况下，靠着一年一次的周济，是顶不了大用的。
就在政府对宗室人等的生活照料不断紧缩之际，北京的生活消费程度却在提高，物价节节上涨，康乾时期尚可维持生计的俸禄或养赡银米，到了道咸和同光年间便捉襟见肘了，一些原本锦衣玉食惯了的王公显宦们，常因非属近支，一旦降爵罢职，便立时陷入生活的窘境。奉恩将军绵垒，系已故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镇国将军永芹的儿子、多罗诚密郡王之孙，门第显赫，道光六年（1826）因犯事革退爵职，失去差使，致使无法生活。宗室东明，当过锦州副都统，是堂堂正二品大员，道光初年休致后，亦因“实无养赡”，不得不向负责皇族事务的宗人府申请发给“养赡银米”。另一位宗室永良，当过正三品官，道光中“缘事革职回家”，“无资产隐寄”，竟到了“赤贫”的境地。当时，甚至连世袭罔替的郑亲王府，也因使用不敷，需要向京中商号揭借银子。及至清末，更出现“闲散王公贫甚”而“为人挑水者”（何刚德《春明梦录》下）。后来出任盛京和成都将军的歧元，小时家穷，又碍着面子，不得不“夜出挈篮卖萝卜”来维持生计，至于一般闲散宗室，常有“求其一饱而不可得者”（刘体仁《异辞录》卷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