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又一次成为牵动人心的话题。最近几月间，从A股的连绵动荡到人民币骤然贬值，中国似乎正不断向世界传递着有关经济健康状况的不确定性信号。
与此同时，无论是对沪深股市多管齐下的干预，还是对汇率政策的突然调整，中国政府在经济政策方面的诸多努力与尝试，却往往伴随着预期之外的市场波动。
在最新专栏文章中，FT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指出，中国政府正在面临三个巨大的经济难题：第一，清理过去金融过度行为的遗产，同时避免发生金融危机；第二，重塑经济，尽快摆脱对超高水平投资的依赖；第三，在实现以上目标的同时，保证总需求继续强劲增长。他还在文章中强调，现实证明，中国当局尚未找到解决这三个难题的理想办法。
中国真的正在面临一场经济危机吗？如何客观评价中国政府的经济治理能力？中国又该如何找到解决目前经济难题的方法与出路？
对此，FT中文网在伦敦专访了马丁·沃尔夫，想进一步了解他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与建议。访谈中沃尔夫表示，最近的一系列事态表明，应对当下的中国经济放缓，是一件异常艰难的工作，并且已对中国政府构成极大挑战。但并不能因此认为中国政府的经济治理能力弱于西方。在市场化改革和政府管控之间，中国需要准备一个“B计划”。
FT中文网：过去数周时间里，因为中国的股市动荡所引发的一系列影响，让全世界的投资者都在关注中国经济放缓。中国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马丁·沃尔夫：首先，我怀疑中国股市所发生的问题，和中国经济已经或即将发生的问题之间，是否存在紧密的关联。在我看来，股市对中国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即便在西方国家，股市往往也不能完全反映出国家经济的实际状况。
就像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 （Paul Samuelson）的那句著名玩笑：“股票市场曾经预言了过去5次经济衰退中的9次”。股市并不是理想的经济风向标。
中国股市自2014年开始的这波迅猛上涨十分不寻常，之前我们在中国也看到过类似的情况：股市行情并不被任何事情所支撑。这就是泡沫，因此我并不意外它会破裂。
那么通过这些，能告诉我们关于中国经济的什么问题呢？我想有两点：
首先，中国的管理层会投入如此巨额的代价托市，令人吃惊。我认为这是一个不会有结果的行动，不仅不太可能取得成功，并且浪费金钱，而且如果最终失败了，甚至会伤及政府信誉。
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依然会出手相救呢？答案也许是他们比别人更忧虑中国股市崩盘所产生的后果，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比别人想象的更脆弱。
第二，任何持续关注中国经济的人都会知道，中国经济的状况和股市走向是十分背离的。中国经济正在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包括由过去政策失误所遗留的问题、当下市场化改革的所面对的困境，以及为保证持续需求而带来的挑战。我在最新的专栏中，曾对此有所探讨。但我不认为股市对于这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股市的动荡和中国政府的反应，只能印证中国经济整体面对的不确定性。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很清楚，就是中国经济正在放缓，有些人认为，放缓程度比中国政府所公开的更为严重。
FT中文网：那么就意味着股市问题不会传导生成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马丁·沃尔夫：我的主张是，中国股市自身的震荡，不会引发任何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但我对此不能完全确认，因为并没有更多详细证据显示，中国股市和金融系统以及银行系统有多大相关性。
但过往经验可以证明，股市自身的动荡不会触发严重的稳定性风险。即使真有风险，也是因为有很多人借了大量的钱去买股票。股市下跌，就会生成大量坏账，这会让银行面临麻烦。但正如我一贯认为的，中国政府对此问题，有充足的应对余地。
因此我并不认为中国股市会引发更广泛的金融危机，反而我更担心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问题，那比股市更需要认真地加以理清。
FT中文网：中国经济是否面临“硬着陆”风险？
马丁·沃尔夫：这是一个概率问题。我认为，眼下中国更可能是在经历一个经济增长变得十分缓慢的时期。这在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上世纪90年代，中国也曾有过一段经济增长非常非常缓慢的阶段。
我认为有一种情况的可能性十分高：接下来的几年间，中国经济的增长将会非常缓慢，甚至出现经济收缩。
我之所以会这么认为，是因为目前中国的投资依旧过重，而且投资回报率都很低，有些投资的回报甚至是负值。中国的投资决策往往是非常分散的，一旦宏观经济出现放缓，很多人就会决定：我不再投资了，为什么还要增加投资？为什么还要在经济放缓时继续投资基础设施？
这就会进而催生出一种所谓的“加速度效应”：人们因为宏观经济低迷而推迟投资。但因为投资对中国需求的贡献以及在中国经济中的所占比重太大，一旦投资出现较大放缓，就会导致需求迅速下滑，进而引发经济衰退。
因此，对于你的问题，我认为经济“硬着陆”是可能出现的。但中国政府对此仍有解决办法，当局可以自己增加投资，他们仍掌握着足够的资源。在2008年应对经济问题时，他们就是这么做的。然而在今天，政府需要的是与2008年不同的应对举措。
因此我认为，所谓的“硬着陆”，实际上是指一段经济增长非常缓慢的时期，这更能贴切地反映出当下中国经济的处境。
FT中文网：什么样的改革才能带来新的增长来源？
马丁·沃尔夫：这正是如今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命题。中国的城镇化还在进行，如果细数，有很多值得关注的领域：比如随着城市化进程，可以创造出更多服务业的新领域；环境投资也有巨大的增长潜力；有关公共消费、健康和教育方面也存在大量机会；当然还有创新领域，创建一家创新型公司并不需要大量的资金撬动，这和今天西方所做的事情一样。
但问题在于对时机的把握，需要在旧的领域出现衰退时，让新的增长机会及时补充进来。长期而言，我是中国经济的看多派。但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如何让新旧领域得以及时对接，是一项非常非常困难的任务，这也需要时间才能实现。
FT中文网：怎么看待最近中国人民银行有关人民币汇率的举措？
马丁·沃尔夫：这项举措很令人费解。我认为政策制定者最初只是希望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允许更大的弹性。这个设计主要是为了让人民币成为更合理的储备货币。同时，这也能为货币政策带来更大的空间，这是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理由。
但是我认为也许中国政府并未估计到这会引发什么影响，并且在短期内，这一举措所引发的不确定性确实超出了当局的预期，因此他们又花了大量的资金来平息波动。这只是我的猜测。
FT中文网：目前中国政府在经济治理能力方面受到了一些质疑，你如何评价他们的表现？
马丁·沃尔夫：如果看一看近期包括我在内的西方观察家的评论，你会发现他们对中国的一些做法的确感到吃惊。应该说，一些举措并不是非常成功，一些政策的推进也并不顺利。这引发了很多观察者的担忧。
但有一点必须清楚，西方的政策制定者们在过去十年里已经制造了令人发指的烂摊子，因此不能说中国政府的表现比西方更糟。应该说，中国政府在过去35年间，已经赢得了非常好的声誉，他们应对危机的技术能力，比西方整体要好的多。
最近的事态只能证明，应对中国经济放缓是一件异常艰难的工作，中国经济的变化是如此之大，实在让政府难以掌控。
FT中文网：一些观点认为，中国政策制定者们面对的问题，是要在市场化道路和政府干预之间做出选择。怎样做才是合理的方式？
马丁·沃尔夫：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因为中国经济本身还在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我并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自由市场论者，倾向于更务实的结论。对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我认为更加依赖市场力量，让私营经济力量参与市场资源分配，是长期来看的正确方向。这也包括我之前提到的关于增强服务、环境和教育领域的投入。
但是所有这些都需要管理与疏导，需要一个由政府高度主导的经济模式，并不能让政府完全退出。目前而言，我认为需求管理是中国经济转型中最为重要的问题，需要实体政策和货币政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紧密配合。这个工作只能由政府来做，私人经济无法参与其中。
但这个工作也极其困难而且要求极高的，处理不善，就会引发“硬着陆”。通过地产增长和股市泡沫实现这一目标，不是好办法，这是西方的做法，是个坏主意。
所以中国现在需要思考一个“B计划”的问题。“A计划”是当下的市场化改革，不能停止现有的改革进程，这关系到中国未来30-40年的繁荣。但经济需求方面的管理，又需要新的工具、新的杠杆和适当的政府债券市场参与其中。同时，也需要政府方面出台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也许是量化宽松。
FT中文网：量化宽松也是可选项之一么？
马丁·沃尔夫：从长期角度看，是的。中国央行过去曾经印发钞票购买外汇储备，这就是量化宽松的一种形式。同样如今中国政府也可以发钞票购买政府债券，在货币的自由度上，中国政府目前是有合理空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