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的越拉越大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最主要因素。中国人的思想，历来都是“均贫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中国人一直都崇尚“劫富济贫”，“患不均而不患贫”。第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在给别人当雇工时，就对同伴说：“苟富贵，勿相忘！”后来的历次农民起义，也都会喊出“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孔子等影响百世的思想家，尽管他们在思想深处会把人分为不同的地位等级，但在经济生活方面，他们也主张“小康”和“大同”那样人人富足的生活。因此，中国人的小康之梦首先是大家共同富裕。但是，一些少数人，在他们富裕起来以后，就把家财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甚至于为了发财而昧了良心。于是，两千多年以来，“打倒地主老财”、“打土豪，分田地”就成了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和城市无产者揭竿而起的最直接的原因。
1．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的越拉越大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最主要因素。中国人的思想，历来都是“均贫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中国人一直都崇尚“劫富济贫”，“患不均而不患贫”。第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在给别人当雇工时，就对同伴说：“苟富贵，勿相忘！”后来的历次农民起义，也都会喊出“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孔子等影响百世的思想家，尽管他们在思想深处会把人分为不同的地位等级，但在经济生活方面，他们也主张“小康”和“大同”那样人人富足的生活。因此，中国人的小康之梦首先是大家共同富裕。但是，一些少数人，在他们富裕起来以后，就把家财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甚至于为了发财而昧了良心。于是，两千多年以来，“打倒地主老财”、“打土豪，分田地”就成了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和城市无产者揭竿而起的最直接的原因。
3．国有企业的两难境地。
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有企业就一直是中国经济的命脉。由于单一计划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自身两个方面固有的短板，国有企业在迅速调动全国生产能力、迅速提高综合国力的同时，也很快暴露出了许多弊端，因此，几乎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提出经济改革的时候起，我国就把国有企业改革（当时叫做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放到了中心位置。然而，几十年过去了，一直都在喊着改革、一直都在进行着改革的国有企业却也一直都是经济体制改革最头痛的难题，一直都是关系到经济发展全局的最大的难题。曾经，国有企业遍布于国民经济的所有领域，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所有方面，几十年来，中国人对国有企业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国有企业的内部改革从最初简单的承包制，到后来的股份制改革，再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目前依然能够存在的国有企业从简单层面上来看似乎已经走到了改革的终点。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方面，经历了扩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和“抓大放小”等，经过对多数中小企业实行破产、拍卖、兼并、重组等，目前，国有企业的数量大大减少，国有企业再“退”、再“减”的空间似乎已经不大。进入到二十一世纪，国有企业给人的感觉很复杂，很多人对国有企业既有着很深的感情和期待，又有着太多的怨言和无奈。如果中国的国有企业继续以现在的路走下去，显然不能令国人满意；如果对其实行私有化，不仅中国的体制不答应，全国人民也不答应。可以说，国有企业走到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国有企业能不能从这个两难的境地中走出来，既是企业面临的难题，也是党、国家和人民所面临的难题，解决好了这个难题，就解决好了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一大部分的难题。
4．私营企业的先天不足。
有人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搞不好，完全是体制的问题，因此，主张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但实际上，中国私营企业存在的问题不比国有企业少。全国工商联主席王钦敏在2012—2013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形势分析会上透露，2012年，民营经济在中国GDP中的比重已超过60%。截至2012年9月，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已超过1000万家，2011年4月，民营上市公司数量首次突破1000家。民营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吸纳社会就业、增加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不断改善人民生活的主要来源。在这些光鲜、辉煌数据的背后，却是私营企业可怕的短命的命运。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为3.7年，与欧洲和日本的12.5年、美国的8.2年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调查表明，全国每年新生15万家民营企业，但同时每年又死亡10万多家；民营企业有60%在5年内破产，有85%将在10年内死亡。
5．城乡差距和“三农”问题。
千百年来，城乡差距问题一直就存在，只要把人分为城里和乡下，这差距就是明显的。城市里有着丰富的物质，更有着丰富的文化，去城里生活一直是很多农村人的梦想。城市，一直是统治阶级的上层居住的地方，居住在城市的其它各个社会阶层也或多或少享受到物质和文化上的便利。农村，曾经一直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时候，农民的一生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土地里为自己寻找生存条件的单调的一生，当自己没有土地而只能成为雇农或长工的时候，农民仅比犯人多一点自由。有一位农民曾经感慨地说：“城里的单位不会要傻子、疯子，有些单位还不要残疾人，那些傻子、疯子就是坐在城里的街道上，也会被人赶走。但不管什么人，只要他是个人，他都可以生活在农村”。
新中国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农民成为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与城里人平等的劳动者，全中国的农村成为一个大家一起劳动、生活的共同体。在此后的近三十年里，城乡差距是两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差距，农村为城市提供着粮食、蔬菜和棉花等生活必须品，城市为农村提供着各种各样的工业品，两种生产和生活方式虽然紧密联系，但谁也怨不得谁。城市的生活相对轻松、物质丰富、文化多样、个人发展空间大，城乡差距明显存在，但那时的绝大多数城里人生活得也不怎么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大幕，也直接推动了城市的改革，推动了整个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从那时起，农业、农村和农民就一直在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除过短暂的一个时期以外，除过少数一些地方以外，农业、农村和农民从发展中得到的回报却太少、太慢。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农村为全社会贡献出了丰富的粮食、蔬菜和棉花等，消除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后顾之忧；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大批乡镇企业为全社会贡献出了物美价廉的工业品；从九十年代起，农民开始为城市提供用之不竭的廉价的劳动力；进入二十一世纪，为了城市的发展，农民贡献出了自己的命根子－土地。在贡献劳动力的同时，农民也贡献出了未来—孩子，大批成年累月见不到父母、得不到应有的亲情和教育的孩子！城乡差距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中国的整个经济就会健康发展，解决不好，不但经济发展会遇到大问题，整个社会的稳定和未来也会出问题。
6．国际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和国外经济体的入侵。
经济发展最基本的动力是互通有无，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交通、通信等的发展，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体现在经济方面，全球经济一体化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当生产力的发展对资源、技术和信息的依赖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当社会化大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大的时候，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拥有发展本国经济所必需的全部资源、资金和技术，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产品，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市场能够完全满足企业对市场的需要，因此各个国家和地区在经济方面必须更加紧密地进行交流、合作，必须更大程度地互相开放市场。近50年来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又把世界各国的交往推到了一个新阶段，地球上的空间距离“缩短了”，信息的“时间差”也趋于消失。这种局面不仅大大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条件，而且加快了经济生活的国际化，使世界变得空前开放了。开放的世界使世界各国原有的“一国经济”正在走向“世界经济”，从而形成了“全球相互依赖”的经济格局。全球经济一体化衍生出了许多经济合作方式，如：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和经济联盟等，催生出了许多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G）等。当前，由于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劳动力、技术等分工合作生产的优势被充分利用，商品因为技术领先或成本低而生产的竞争力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被无限放大，各国、各地区、各企业都以强大的动力参加到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范围将会越来越广、程度将会越来越深，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各个国家、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也将会越来越大。
7．从“人口红利”到“人口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生育水平不断下降，全国少生4亿多人。我国“13亿人口日”和世界“60亿人口日”的到来都推迟了4年，这减轻了人口增长过快的压力。然而，另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我国人口老龄化、人口质量、人口结构等问题日渐显著。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我国大陆总人口为13.4亿，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增加7390万人，年均增长0.57%，比1990年到2000年的平均增长率下降0.5个百分点。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0人，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3.44人减少0.34人。普查显示，我国男性人口占51.27%，女性人口占48.73%。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例118.06（以女婴为100）。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说，近十年来，我国人口出生率大概是12‰多一点，死亡率是7‰左右，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稍微多一点。在这样的“低、低、低”的模式下，中国人口总量的增长速度放缓，老龄人口比重增加，少儿的比重在缩小。
由于少生4亿人，我国目前还在享受着计划生育带来的“人口红利”，但随着社会的“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我国正面临着严重的“人口负债”甚至是“人口危机”。根据预测，随着我国总人口在2033年达到14.29亿之前继续增加，抚养比将进一步下降，从2000年的42.6%下降到2015年的39.4%，下降3.2个百分点，带来经济增长率上升0.4%。这个阶段大约持续到2015年前后。此后，随着人口老年化速度上升，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人口老龄化加速将给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2015年前后是中国“人口红利”阶段的转折点。“人口红利”是指总人口结构“中间大、两头小”，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带来劳动力、储蓄的增加等，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中国享受了20多年的“人口红利”即将枯竭。“人口红利”一旦枯竭，可能就会转变成一次“人口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