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与屈原，在艺术形象上，都是中国哲学史与文学史上两颗璀璨的巨星。他们同时出现于战国时代，可谓庄骚比翼，哲诗辉映，代表了我们民族在思辩与审美领域中达到的高峰。
庄子是一位将认知与审美融为一体的哲人，他的人本体论哲学，让人们追思“有限的个体生命如何去把握永恒的美的人生”，带有一种诗意的光辉，一部探讨哲理的《庄子》，充满了艺术想像、浪漫情景和浓郁的抒情。以“辩多而情激”著称的庄子，正是在理智与情感、哲学与诗之间寻求美和自由的人生——诗意的人生=庄子既是哲人，又是诗人，确切地说，他是一位“哲诗”；屈原则恰好是诗人而兼哲人．是一位“诗哲”。他不仅写出了《天问》那样广泛涉及宇宙、神灵、万物、历史、政治、人生问题的哲理诗，以诸子式的怀疑，批判、探索的精神，叩问宇宙、历史与人生之谜，即使《离骚><九章>《九歌》这类抒情诗篇，也都蕴含了一种深邃的哲学意识，表现出诗人对自然哲学、历史哲学、人生哲学的思考，屈原既是诗人，又是哲人。屈原及其作品的出现，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诗歌或艺术的范畴，而达到了整个文化精神的领域。
“哲诗”庄子与“诗哲”屈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文化高峰中文史哲互涵互动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战国时代，经济、政治经历着极为深刻的变化，文化上亦在历史继承和南北交流的基础上总结、革新、开创，从而掀起了中国文化史上灿烂辉煌的第一个高潮。在这个“高峰”和“源头”时代．出现了以“楚辞”为代表的文学，以《左传》《战国策》为代表的史学和以诸子为代表的哲学，它们体现了整个历史时期的学术造诣和文化水平。而且，三者之间还表现出一种互涵互动的关系；无论是文学、史学还是哲学，其中一个科学，都不是孤立存在和发展的，而是相互联系、渗透、彼此促进错综地发展的。在文史的交融中，不仅文学自身兼含着史哲的因素，从而呈现了一种气象雄浑的“大文学”形态，同时还出现了史著文学化与哲学诗意化的倾向，史著文学化导致了史传文学的产生，它们是史与文的有机统一，是用文学的手法写出的历史，又是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从而既把历史文学化了，又把文学历史化了。哲学的诗意化，其结果则是哲理艺术散文的产生和诗话哲学的出现。《老子》等虽是自创体系的哲学，但在认知中又都运用了以形见理、以美起真的方法，逻辑思维的线索上缀满了形象的花结，使哲理与艺术达到了完善的结合，进而更在情与理的交融中，出现了睿智与深情结合的诗话哲学。“哲诗”庄子与“诗哲”屈原正是在这种学术文化背景中出现的，作为一种文化奇观的“庄骚辉映”，实则是在诗意的沉思和沉思的诗意中，表现了哲学和诗在最深层次上的融通。
参考资料：《新华文摘》1996年第6期《庄周屈原比较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