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国内战争时期，苏维埃政府通过采用这些带有军事性质的手段，在市场之外建立起城乡之间直接的商品交换，使苏维埃俄国迅速形成了严格控制整个国民经济的、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为赢得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保障。战争结束后，该政策与和平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不适应性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并引起了社会动荡，1921年被“新经济政策”所取代。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和物资极度缺乏的特殊条件下被迫采取的带有军事性的非常措施。在“当时所处的战争条件下，这种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列宁语），它使苏维埃俄国最大限度地集中了全国的物力和财力，从而保障了军事上的胜利，为粉碎协约国的武装进攻，捍卫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前提。
因此，作为应战解危的非常措施，战时共产主义无疑是巨大的成功。
20世记80年代中期，我国史学界掀起了一次研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高潮，其中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意见。
1基本持否定态度
持这种意见的以复旦大学的姜义华为代表，他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是“十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旧俄国专制主义长期统治下形成的政权万能论以及宗法式的情绪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头脑侵袭的结果。（注：杜立克《喀琅施塔得叛乱及其教训》，《内蒙古大学学报》1981年增刊）杜立克也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采取的办法是完全错误的，是由于党的一些领导人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动，试图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分配。此外，也有人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成绩有限，错误严重”。
2基本持肯定态度
这种观点以北京大学的谢有实为代表，他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是超越了客观历史阶段，而是战时客观现实的反映和需要，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保全了社会最主要的生产力——工人和广大劳动群众，保全了遭受战争破坏的工业，为恢复生产保全了前提条件。战时共产主义不是农业社会主义。（注：谢有实：《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世界历史》1921年第1期）另外，许多人的文章也强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动员了全国的人力，物力供应前线，保证了战争的胜利，从而巩固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保卫了国家独立。
3具体分析的态度
王斯德、叶书宗认为，否认战时共产主义的历史作用，把它看成是造成当时种种灾难性后果的根源是离开了历史的分析。战时共产主义有两个不同的阶段：前期从1918年6月到1919年底，主要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后期从1920年到1921年初，此时才把适用于战争环境的特殊措施，用来进行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以便“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王斯德、叶书宗：《也论列宁主义和战时共产主义》，《世界历史》1982年第2期）张培义指出，由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的不同阶段，因而它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这些措施产生于战争环境，使国家能集中人力、物力，保证了战争的胜利；另一方面，由于领导人企图借助这些措施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最后造成严重后果，引起人们强烈不满和生产力下降。（张培义：《战时共产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总结》，《山东师大学报》1982年第11期）此外，张驰、黄济福都具体分析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历史功过、经验教训。（张驰《如何评价苏维埃国家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世界经济》1980年第6期。黄济福：《也评苏俄时期的战时共产主义》，《苏联历史问题》198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