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前期，文学崇尚古典主义，代表人物是诗人蒲柏。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斯威夫特的故事《格列佛游记》、理查逊的书信体小说《克拉丽莎》、菲尔丁的小说《弃婴托姆·琼斯的故事》都是这时的杰作。
18世纪后期，感伤主义文学产生，杨格、格雷是感伤主义代表诗人。农民诗人彭斯则吟唱着爱情，吟唱着自由、平等、博爱。18世纪末，还出了渲染神秘恐怖的“哥特小说”。
19世纪历态首先是浪漫主义文学的繁荣。在19世纪头30年里，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是欧洲成就最高的文学，对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早的浪漫主义文学家是“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1770~1850）、柯勒律治（1772~1834）和骚塞（1774~1843）。他们的诗歌厌恶资本主义文明，否定技术进步，主张倒退，妄图用中世纪宗法制生活方式抵制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但是他们不像感伤主义者那样用空洞的情感去替代现实，他们的全部诗作的基本主题是在个人的感受中，厌恶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种种社会丑恶，向往大自然的山川秀色，试图在大自然中寻找理想和人生的最后归宿。
华兹华斯在1800年出版的《抒情歌谣集·序言》中断然主张，文学家的使命是要在对日常生活和平常事件的真实反映中寻觅人类的天性，因为只有在“微贱的田园生活里”，“我们的各种基本情感才共同处于一种更单纯的状态之下”，“人们的热情是与自然之美的永久的形式合而为一的”。他的小诗《咏水仙》展现了一幅与资本主义城市文明截然不同的恬静快乐的画面，表现出的是人要在大自然中寻找理想，寻找人性最后归宿的情怀。他的《丁登寺》、《致布谷鸟》、《致蝴蝶》、《麻雀窝》等名篇歌颂了儿童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没有受过工业文明污染的完美人性，显现了他创作主题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对大自然的肯定中来探讨人的本质复归问题。尽管华兹华斯及柯勒律治、骚塞等作家消极避世，逃避现实，但他们毕竟给处在初期物化现象中的人的自由的复归开出了一剂药方。这也是19世纪初期英国许多作家的创作主题和艺术表达的基本倾向。
第二代诗人拜伦和雪莱则把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推向了高峰。雪莱（1792~1822）与湖畔派诗人的风格截然不同，他的创作朝气蓬勃，就连马克思、恩格斯都对他作过极高的评价，一直是文学史家们公认的“积极的”浪漫主义诗人。但是在他的思想深处及作品的主题中，依然有很多与华兹华斯等人的创作相似的东西。如对丑恶现实的不满与反叛，就始终是激励他创作的主要动力。不过他不像华兹华斯那样，一味歌颂大自然，认为只有大自然才是人的自由本质得以回归或实现的净土。作为一个战斗的诗人，他认为理想的实现更依赖于这个社会本身的解放。
在《麦布女王》、《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等作品中，雪莱描写了在暴君统治下，人成为“非人”的悲惨情景后，热情洋溢地展示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美好图画。雪莱与华兹华斯等人的创作，表现出了工业革命以来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作家们用美化了的大自然或幻想出来的理想世界同现实的丑恶相对比，在对现存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批判中体现着人类复归自由本质的努力。但是，因当时物质生产水平相对较低，人被物化的程度还远未达到像19世纪末那样严重的程度，所以，华兹华斯、雪莱等人只是感到了社会的不合理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的自由的丧失，并不知道人究竟被异化成了什么，现实还没有给他们提供具体的答案。他肢扒源们的对策也只能是用一个理想社会的幻影来为人的自由的复归提供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方案。
抒此答情诗人济慈和历史小说家司各特也是英国浪漫主义运动中的风云人物。约翰·济慈（1795~1821）在长诗《伊莎贝拉》里，借助于中世纪的题材批判资本主义的罪恶；在《夜莺颂》、《秋颂》等著名诗篇中描写大自然美景，抒发着自己追求人生真理的激情。他对大自然的感受极为敏锐细致，加之信念真诚，所以他的诗歌感染力极大。瓦尔特·司各特（1771~1832）在代表作《艾凡赫》以及《肯尼沃尔思》、《昆丁·达沃德》中反映了重大的历史事件，揭露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并使农民和其他被压迫者成为小说的中心人物。他开创了欧洲历史小说创作的先河。
19世纪30~70年代，英国工业资本主义通过一系列社会改革法案，取代了商业金融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地位，在经济上、政治上取得绝对优势。30年代初，资本主义剥削更为残酷，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劳资矛盾已逐渐成为社会主要矛盾。30年代末到40年代末，工人运动发展为全国性的宪章运动。50、6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在国外殖民地进行大规模的血腥掠夺，国内经济呈现表面繁荣，统治阶级实施改良以缓和阶级矛盾；英国工人运动受到工联主义的严重影响，处于低潮。
这一时期，各种为资本主义剥削辩护的反动思潮十分猖獗。马尔萨斯（1766~1834）的《人口论》形成于工业革命初期，它把社会贫困的原因归于人口的增长，以掩盖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
19世纪中叶代表工业资本家利益的曼彻斯特政治经济学派就曾利用过它。他们自己又建立了一套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的学说，旨在追求无限制的利润。在哲学领域中盛行的是以边沁（1748~1832）和穆勒（1806~1873）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功利主义。他们虽然宣称社会道德的依据应该是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他们所谓的大多数人是指剥削阶级而言，他们断定人类行为的根本动力是利己主义，并且认为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道德是合理的。
卡莱尔（1795~1881）批评了马尔萨斯和曼彻斯特政治经济学派，揭发了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崇拜”和伪善，但他要求像中古那样建立宗教信仰，由工业资产阶级那类“卓越的人物”来组织劳动，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混乱。改良主义从19世纪30、40年代以来一直在英国流行，严重地影响了英国工人运动的开展。
在宪章运动中产生了宪章运动文学，这是无产阶级文学在英国文学史以至世界文学史上第1次出现。
这一时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狄更斯、萨克雷、夏洛蒂·勃朗台和盖斯凯尔夫人等作家，马克思称他们为“出色的一派小说家”，并说他们揭示了许多“政治的和社会的真理”。
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后的英国社会生活。他们大都经历过宪章运动或受到这一运动的影响。个别作家触及当时社会中的劳资矛盾，以同情的态度描写了劳动群众的贫困生活，但他们的作品带有浓厚的感伤色彩，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提出改良的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他们对社会的批判主要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要求，主要题材是小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历史，正面人物几乎都是“小人物”，如小市民、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破落贵族的子弟、贫苦的家庭教师等。
在艺术手法上，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继承了18世纪现实主义和感伤主义小说的传统，特别表现在情节结构和人物描写方面，但也有很大的革新。在50、60年代，英国多数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后期作品表现了和资产阶级统治妥协的倾向，改良主义和悲观绝望的情绪都有所增强。
宪章运动文学是在30、40年代工人运动高涨的条件下产生的。英国工人阶级为了争取政治权利，于1838年以“人民宪章”的形式向议会提出有关普选的要求，遭到议会拒绝，于是在全国各地发起广泛的群众运动。宪章运动经历了两个阶段。
40年代以前，工人运动和资产阶级激进派联合行动，宪章是他们的共同要求。从40年代起，工人阶级除了坚持宪章的内容外，并独立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和资产阶级激进派分手。1847和1848年，宪章运动达到新的高潮。但由于运动内部分裂、资产阶级的收买和镇压、改良主义思想的滋长，宪章运动走向衰落。列宁认为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宪章运动文学的形成也有着它的文化基础。40年代中叶，英国工人阶级开始举办自己的文化教育事业。
早在1837年，宪章派就创办了通俗报刊《极星》，经常刊载工人诗歌。诗人大都是来自各工业区的工人和活动家，出现了一批有名的作家如琼斯、林顿（1812~1897）、惠勒（1811~1867）和麦西（1828~1907）等。宪章运动诗歌一般都写得短小精悍，有鼓动力，适合于集体歌唱。从这些短歌的形式上可以看出工人阶级的歌手很熟悉拜伦和雪莱的政治诗，但它们和积极浪漫主义诗歌不同，是从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出发，号召工人兄弟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起来斗争，具有明确具体的政治目标。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曾引用宪章运动诗人爱德华·米德写的《蒸汽工》（1843年）一诗，并说“它正确地表达了工人中的普遍的情绪”，揭露了“比旧的农奴制更坏的”、“伪善的、隐蔽的奴隶制”，批判这种奴隶制口头上承认自由权，而实际上把工人当作“白奴”。恩格斯亲自把这首诗译成了德文。又如在《绘歇劳浦郡的宪章派》（1843年）一诗中，宪章运动诗人明确指出了斗争的目标，是推翻掠夺工人的专制暴君和为大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党。这首诗气势雄壮，一开始这样写道：
举起宪章的旗帜登上高岗，
把它插上星金山的峰顶，
让它的口号骄傲地飘荡，
和专制暴君说一个分明。
也有一些诗歌是欢呼人民宪章、欢呼人民政治运动的光明前途的，如《向人民宪章九呼万岁》（1842年）、《一首颂歌》（1843年）、《自由的呼声》（1842年）等。
宪章运动诗歌是为教育和组织群众而写的，往往表现炽热的群众场面，如描写去伦敦请愿的歌曲。有的诗歌向群众揭露阶级敌人，如指责辉格党虚伪的改革措施的《一首新的宪章派之歌》（1841年）；有的揭发“反谷物法联盟”妄图用自己的口号来偷换“人民宪章”的阴谋，如《联盟》（1841年）、《即兴》（1843年）；有的则是揭发异己分子，警告同志们谨防资产阶级奸细的破坏活动，如《百万人之歌》（1842年）。有些诗歌还表现了群众对领袖和同志的爱戴和关怀，支援被囚禁的同志或纪念被害者，激励士气，号召再接再厉的斗争，如《福洛斯特》（1840年）、《献给宪章主义的十四行诗》（1840年）、《献给死难的谢尔》（1840年）等。
宪章运动诗歌对统治阶级剥削的揭发比之资产阶级民主派诗歌更接近于本质，更深刻有力，表现了对剥削者的轻蔑和仇恨，如《怎样作一个大老爷》（1840年）、《贵族是什么东西》（1842年）、《托利老爷》（1842年）等。
《贵族是什么东西》一诗用一连串生动、朴素的比喻，揭露了剥削者不劳而获的寄生性和他们对人民的祸害。诗中把贵族称为“一件在宝座旁陈列的古董，一块有生命的污泥”，“一只雄蜂”，“民族的灾害，靠公款吃饭的乞丐”，表面上像“一只华丽的蝴蝶”，其实是“国家的毛虫”。
宪章运动诗歌表现了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如歌颂爱尔兰革命英雄的《爱国者之墓》（1843年）、鼓励美国民主派反奴隶制斗争的《给美国诗人》（1844年）、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给各国工人阶级》（1840年）等。
宪章运动作家也写文学评论。40年代初，苏格兰宪章派主办的《宪章通报》和其他刊物已经评论过弥尔顿、彭斯、拜伦、雪莱、狄更斯等人作品的进步思想和社会意义。这些论文首先鉴别作品的思想性，但也不忽视艺术性。英国消极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逝世时，宪章派评论家写了短文称他为“贵族统治下领薪俸的奴隶，君主政体供养下的寄生物，”并说绝大多数同胞不曾为他的死洒下眼泪。在题名《诗人的政治观点》（1840年）的一系列文章中，评论者认为“最真诚的诗人都是最热烈的政治家”，驳斥了政治对艺术有害的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