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日本不是中国的附属国。
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
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公元607年（隋大业三年），日本使者给隋炀帝的国书说“日出处天子至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称日本君主为“日出处天子”，称隋朝皇帝为“日没处天子”。
隋炀帝看到后不高兴，对鸿胪卿说：“蛮夷的书信如果有无礼的，就不要拿来给我看了。” 唐代日本派赴中国的使节团。
630年（日本舒明天皇二年，唐贞观四年）第一次遣使，最后一次在838年(即日本承和五年，唐开成五年)。894年(日本宽平六年，唐干宁元年)又准备派遣，已经任命，由于菅原道真谏阻。
遂从此正式停止遣唐使。从630年到894年，二百六十余年间，除三次任命而未成行外，抵达长安的日本使臣，两次是送唐使臣回国，一次迎遣唐使归日本，正式的遣唐使计有十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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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东亚，曾存在以中国为顶点的册封体制，日本虽曾一度加入该体制，但早在公元607年，圣德太子在遣使小野妹子递交给隋炀帝的国书中就说：“日出处天子致书日落处天子无恙”，608年，日本在回函中又说：“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言下之意，日本和中国平起平坐。
日本的“神道”“神国”观念，也与这种不服输心理有关。日本近代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德富苏峰就指出：“日本古来受到中国的巨大影响，在意识到无法与中国匹敌的情况下，不屈服地从灵魂中生产出了独自的东西，这就是神道。
将对中国的自卑感转变为日本独自观念的分水岭就是圣德太子。”可见，自隋末开始，日本就非常自觉并且特别注重保持与中国平起平坐，对中国有一种不服输的心理。如今，日本人津津乐道的一个史实就是，虽然日本曾派遣遣唐使向中国学习文化，但是从不向中国称臣。
受东亚册封体制中“华夷观念”的影响，与朝鲜、越南一样，日本也很早就出现了“小中华思想”。日本朝廷以“中国”自居，对日本列岛上尚未被其纳入统治的族群称为“夷”，如奈良时代的上表文中，就有“北狄虾夷，西戎隼俗”的说法。
一直到明治维新时期，天皇诏书中还说要“明华夷内外之辨”日本人在形成“小中华思想”的同时，还力图建立一个独立于中国之外的中心和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但要想成为“上国”，就要有自己属国。
日本自视为一个中心，视渤海、新罗为屏藩，把渤海、新罗派遣使节视为朝贡。日本天皇在致渤海国的国书中，采用宗主国对藩国大酋长的“敬问”，以对待属国的口气获得“上国”的满足感。日本天皇还常常以父皇帝的口气致国书给新罗国王，用词极其苛刻。
这种歧视朝鲜半岛的思想一致延续到现在，如今，仍有日本右翼学者声称朝鲜半岛文化不过是中国的“拙劣仿制品”，将韩国与中国关系走近称为再次沦为中国的属国。正是这种“小中华情结”，使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国有种不服输心理。
例如，1401年，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跪接明朝诏书，导致日本国内群情激奋，有人甚至痛哭流涕。到了16世纪末,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之后,野心勃勃地准备征服明朝并进而占领印度，为此发动了侵朝战争。
虽然丰臣秀吉侵朝失败，这一挑战东亚册封体制的行动没能成功，但是明朝的灭亡，使日本开始怀疑中国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优越地位。进入江户时代后，日本挑战东亚册封体制的方向转向了琉球国，1609年萨摩藩入侵琉球，割占了琉球一半国土，并强迫琉球向萨摩藩进贡。
在蒙古族和满族这样的异族统治中国的时候，和朝鲜一样，日本人就认为“中华已灭”，自己才是正统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如同朝鲜认为满清是“犬羊胡虏”，是“胡皇”一样，日本并不认同元清两朝是中华文化，有着强烈的“尊王攘夷”意识。
特别是满清入关后，对汉族实施剃发易服，在日本人看来，中国的“衣冠上国”已风采不存，清朝人被日本人嘲笑为“豚尾奴”、“豚尾儿”、“辫发和尚”。如今，日本介绍中国的书刊、图像、海报、展板，也都往往展示拖着发辫的清朝人。
而在中国国内，辫子戏、宫斗戏满天飞，也加深了日本人这一印象。可以说，满清的文化符号从过去到现在，都更容易让日本人倾向于觉得中国并不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遣唐使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日本对中国缘何不服输？“小中华情结”作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