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功成】：我个人觉得，因为中央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定为我们国家的既定的发展目标，这应该是国家主动发展自主的适应时代要求的一次重大转变。从发展内容和目标来讲，因为过去我们知道改革开放20多年来，这个时代的关键词最重要的是增长和效率。如果按照构建和谐社会来讲，应该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平等、共享、文明进步、协调、和谐，这应该是和谐社会的关键词。一个和谐的社会，不是没有差别的社会；和谐社会仍属有差别社会，但这种差别是所有社会成员都可以接受的。也就是全民社会在这里面可以保持创新的活力，而且每个人都能活得很好。所以，我认为和谐社会应该是自然的、理想的、良性的发展状态，这是我们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
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发展目标和构想，这跟我们国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应该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在国际上讨论拉丁美洲现象，简称叫拉美现象。拉美现象说明拉丁美洲国家在上个世纪发展很快，但是由于只注重增长，不重视分配，只注重效率，不注重公平，结果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城乡发展失衡，国内社会矛盾、社会伦理不断爆发，社会冲突越来越激烈，从而造成了社会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物质危机。所以，一个国家在发展当中不注意均衡发展，不进入和谐社会状态，那么很有可能成为拉丁美洲国家的现象。
我们国家必须承认改革开放20多年，我们民生问题不断得到改善的进程。所谓民生问题无非讲的是衣食住行，以及社会经济相关的政治生活问题。所以按照衣食住行来讲，早就过了贫穷的时候。随着时代的发展，民生问题也在发展。虽然现在有一部分人仍然有衣食之忧之外，更多人在住、行以及在平等的权益以及社会分配等等，这些方面都有自己新的要求。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民生问题，实际上比改革开放前一个时期的民生问题更加深刻，更加全面，更加复杂。要解决新时期的民生问题，也更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合理有效的过渡政治措施。
我最近几年来一直非常关注的有几大问题，我提出几大问题的基本观点是，教育是民生之基，就是教育是国民立足社会的基础，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社会保障是民生之安全网。这四大问题实际上都是民生的基本问题，解决好这四大问题，民生问题就基本能够得到解决。所以，我总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需要始终将改善民生、保障民生放在首位，并且始终以民生问题为核心。
联系我们国家的现实，跟民生有关的新时期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应该说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收入分配不公带来的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二是劳动关系失衡带来的劳动者的权益不断受损；三是传统户籍制度下的流动人口和城市固定户籍人口的利益分歧带来的对农民工的歧视现象。还有城乡差距的扩大化和地区差距的扩大化等等，这些矛盾、这些问题的客观存在并且持续发展，正在影响着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影响着我们国家社会生态的和谐。
因此，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先解决好这些问题。这是我的主要观点。如果要解决好这些民生问题，要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我觉得应该要确立这个时代新的一些关键词。这些时代关键词由过去单纯的增长与效率向公平、正义、共享、民主法制、文明进步等扩展。从当前来看，我认为要按照科学发展观重新确立新的政绩评估体系，在衡量政府政绩时，不仅要看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还应当将所在地区贫困人口的生活能不能得到保障，公共卫生能不能满足城乡居民的需求，社会保障是否覆盖到越来越多的人口，人民群众在居住和生活环境方面是否得到了普遍的改善，政府财政用于改善民生的支出是否达到了较大的份额，以及所在地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劳资之间是否有对抗性的冲突，这些指标都是基本的民生指标。这些指标的改善程度，我认为可以作为和谐社会的发展程度。所以，政绩评估体系的重构可以说非常必要，也非常重要。
在重构政绩评估体系的同时，我近两三年一直强调要重视收入分配，因为我们国家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们一直追求把财富蛋糕做大，现在已经到了较大的规模。2004年的GDP已经达到十三万多亿元，财政收入也达到了二万六千多亿元。国民财富到了这样一个平台上，我个人认为就要重视收入分配，要避免拉美现象。应该尽快的确立合理、公平、共享的收入分配原则。比方说在初次分配中就应该提高按劳分配的份额，要让劳动者的工资报酬能够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有不断的提高，并且让劳动者的福利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的发展，使新增的财富在资本的所有者、劳动者和国家三者之间能有一个合理的分配。
在再分配中，应该强化政府的调控职能。政府财政在实力不断扩大的同时，应当持续的、不断的增强和改善民生问题的投入。同时，要构建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社会保障的制度安排，来解决城乡居民的后顾之忧。在这个方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说社会救济可以避免贫困人口的生存危机，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社会保险能够解决劳动者在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等方面的后顾之忧，同时使劳资关系得到改善，使失衡的劳动关系趋向平衡；而各种公共福利事业的发展又能够确保全体国民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所以，再分配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国家，当前再分配的力度不够。所以由初次分配的不公，由于没有再分配的调节，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化的现象。
除了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之外，实际上还有第三次分配，这在很多国家建立了发达的慈善公益事业。它通过高收入阶层的自愿捐献，利用社会的机制来援助低收入阶层和不幸者。可以说，是一项道德事业。所以，到现在这样一个阶段，应该是多从收入分配方面下功夫，甚至还包括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纳税率，要减免利息税，还有遗产税等等。通过对收入分配的了解，就能够实现在确保经济发展和效率的同时，让全体国民能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只有这样，民生问题才能不断的得到改善，社会矛盾才能在公平的、合理的、共享的分配机制下得以化解。
总体概括起来，就是分配财富跟创造财富目前已经到了需要并重考虑的时代；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也到了应该并重考虑的时代；追求效率和追求公平，同样到了需要并重考虑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尤其需要关注弱势群体，比如确保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确保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最基本的教育，确保越来越多的人都有社会保障，最终向全民保障发展。
[研究思考]：请问郑功成教授，中国的社会保障中体系排除了农村人口，是不是一种社会不公的表现？
【郑功成】：刚才网友提到中国的社会保障中体系排除了农村人口，是不是一种社会不公的表现？我想这肯定是社会不公表现之一，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社会保障是以追求公平为天然的目标。如果市场经济使天然的与追求效率为目标的话，社会保障是以追求公平为本源的职责。只有城镇人口享受较多的社会保障，农村而没有，这显然是社会不公的表现。
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来讲，构建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毫无疑问的。当然，要实现这个目标还是要有一个过程，就像和谐社会是我们提出的目标，但也不是说今年、明年能实现的事情，还需要我们不断努力。只能说，现在就应该考虑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需求，并且采取有力的措施去不断地满足农村人口社会的保障需求。在这方面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说一些地方开始为乡村的贫困人口建立最低的生活保障制度。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在城市设施的工伤社会保险也将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纳入进来，我想这些都是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初步的得到了体现。但是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进展还慢了一些。我希望能够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这个意思实际上有两层，一是在整个国家的层面应该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社会保障建设中来，因为城市的很多人实际上也没有社会保障，或者也没有享受到他应该享有的社会保障；比如很多的城市居民看病很难，害怕生病，害怕看病也一样，城市也有贫困人口，农村就更严重了，所以从整个过程来讲应该加快社会保障建设的步伐。第二个方面，要重点考虑弱势群体，要用公平的理念来推进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我是主张起码在城乡的贫困人口的救济制度应该是统一的。其次，农村的合作医疗还应该加快建设，因为它涉及到解决农民疾病后顾之忧的问题。但是，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很难像计划经济时代一样完全由农民自己来办理，需要政府的调整，需要政府的支持。
此外，我还主张农村的义务教育应该实行免费教育，要增强教育的福利性和公平性。总的讲起来，社会保障应该覆盖城乡所有的人口，应该以公平、平等的原则来构建，但基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可以允许循序渐进，但是发展的步伐应该加大。
[湘乡人]：请问教授：全国人大能够让每一位人大代表都能正确认识与理解构建和谐社会的内涵与外延吗？
【郑功成】：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我觉得不仅是党和国家提出的政治主张，应该是越来越多人的共识。从全国人大来讲，从我们参加会议的讨论来看，大家对构建和谐社会是非常拥护的，很多人是非常向往的。因为谁都愿意在和谐社会生活，只有在和谐社会生活，生活才谈得上有质量。所以，大家支持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成为“两会”的焦点，我想就反映了这样一种普遍的价值取向。如果要讲每一个人都能正确的理解、构建和谐社会的内涵和外延，这恐怕也是要有一个过程。比方说在一些地方，在一些人的心目中间，效率和公平有时候就把它放在一个对立的而不是一个统一的体系里面考虑。有的地方关注依然的是经济增长或者GDP增长，与忽略或者忘记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比方说有的人可能对失衡的劳动关系熟视无睹，对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现象漠不关心，甚至漠视劳动者的生命和健康权。
我想，这样的想法或者考虑，在现在这个时期恐怕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所以，我只能说大家主张构建和谐社会，并且主张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共享原则来构建和谐社会，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正在成为共识。从我参加全国人大的有关会议来看，大家都是赞成我们国家尽快的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来调整我们的法律、政策，来化解现在已经出现的或将要出现的各种民生问题、各种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
[如苍生何]：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的异同点在哪里？
【郑功成】：和谐社会一定是法治社会，因为和谐社会不是讲的绝对统一，仍属有差别的。但这种差别是有规则的。只有通过法律制度来确立规则，大家才能安守其份。通常来讲，由于法律的制定是处在公开、透明的和受监督的条件下，现在法治追求的是平等的理念。所以，法治的本身就应该是平等、公平原则的体现，这恰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很重要的要素。所以，也可以这样说，和谐社会必定是法治社会。当然，法治社会是不是一定是和谐社会？这还不能简单的等同。这要通过法律制度中间的公平、平等、正义来确保。当然，法治社会不光是强调立法一个层面，同样重要的是执法。在我们国家来讲，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我们的法律制度还有完善的必要。比方说劳动者的平等的劳动就业权，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的平等的协商或签订劳动合同权，在我们的《劳动法》里面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劳动者分为城市劳动者和农村劳动者，是分等级的，所以平等的、公平的，在我们法律之间还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所以法制还要完善。更重要的是，只有我们现行的法律在某种程度上得不到很好的贯彻实施，目前社会上出现的一些社会矛盾、社会冲突，有相当多的现象，实际上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所造成的，包括有很多群众上访的现象，有很多事情并不是找不到法律依据，都是有法律依据的。所以，我想，法治应该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基准和基石，它里面应该充分体现了公平和正义。在完善我们国家法治的同时，应该强化执法，严格执法。这样才会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法的依据和法的保障。
[黄河飞流]：郑教授：印度都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我们为什么就不能？！
【郑功成】：毫无疑问，全面医疗保障是我们的目标。我不太赞成医疗改革的目标是政府的责任，医疗保证的健全是解决国民疾病医疗的后顾之忧建立起来的。所以医疗保障改革的成效，应该以城乡居民是否解决了这个后顾之忧来作为评判的标准。如果我们的医疗保障体制的改革，仍然使人们害怕生病、不敢看病，这项改革就很难说是成功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医疗保障制度最终的目的一定是要覆盖全民。最公平的医疗保障制度是全国统一的，并且是所有的国民都享受同样待遇的医疗保障制度，这样的制度通常也是最有效率的，因为所有人的疾病医疗风险都是在一个制度里面进行分散的。但是，走像全国医疗保障制度同样需要一个过程，就像我们国家现在，我们的城市为劳动者建立了基本的医疗保险，在乡村推进合作医疗，但在城市里没有被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的人口建立相应的补充保障制度，所以是一种多元化的、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对我们国家医疗保障体制总的评价，我觉得是不能满足城乡居民的需求，滞后于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要求。我觉得这项改革尤其应当加快推进，因为看病难已经成为城乡居民共同面临的问题，它又是一个基本的民生问题。在城乡居民中间，甚至有一些人是因病致贫，所以变成了导致贫困的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主张全面推进城乡社会的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发展。在这里面，我感觉到有两点是尤其要注意的：第一点，政府在医疗保障制度中间承担着很重要的责任，这个责任是无法推卸的。第二点，医疗保障的改革还必须有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和医药体制改革的配合，如果没有医疗体制或医药体制的改革，医疗保障制度很难真正确立起来。因为疾病医疗的费用不是由医疗保险机构控制的，而是由医疗机构或医生掌握的。医院的收费通常又和药品的流通与之相关，所以这项改革实际上是一个牵涉面非常复杂的一项改革，也是需要其他改革相配合的一项改革。
[老标]：嘉宾，大家现在普遍反映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养老无保障，请问在这种社会如何构建和谐社会？
【郑功成】：这位网友谈的是社会的现实，社会的现实，我们之所以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正因为社会是不和谐，这种不和谐是发展进程当中的不和谐。在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时代是普遍贫穷的时代，现在在发展进程中，社会分化加剧，收入分配扩大，这是发展当中的问题。正因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社会阶层的分化，所以有一部分人，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的人，没有社会保障制度的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养老没有保障，这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构建和谐社会正是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必须解决的。看不起病的现象，在我们国家是比较普遍的，因为我们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只覆盖了一亿一千万人左右，农村的合作医疗也只覆盖了六千多万人，所以两项加起来也就一亿七千万人左右，意味着还有85％的人是没有医疗保障的。这是需要我们通过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来加以解决的问题。
上不起学，既有我们的教育体制的问题，像前一段时期，我们主张搞教育产业化，教育理论的市场化倾向，有点过度，使教育的福利性和公平性受到了损害。城市里面的孩子上学，实际上家庭承担的负担。农村教育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自己办教育，所以，教育的福利性受到了损害。福利性受到损害，再加上贫富差距，就使教育的公平性又受到了损害。所以，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我感觉到必须加大政府在教育的投入，必须恢复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福利性，进而实现教育机会的公平。对于这个问题，每年“两会”的代表委员都有很多提案，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主张财政的教育经费应占到GDP的3％、4％、5％，从目前来看还有一定差距。所以政府加大教育的投入是必要的，在加大投入的时候还要更换教育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我个人认为应该更多向农村倾斜，像贫困家庭的贫困孩子倾斜。只有这样，才能恢复教育的福利性，通过恢复教育的福利性，才能维护教育的公平性，才能真正解决有些贫困地区、贫困家庭子女上不起学的问题。
至于谈到养老问题，养老问题是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日益严重的重大的社会问题，因为在进入老年型国家行列以后，老年人口会越来越多。我们现在的老年人大概是一亿三千万左右，真正有养老金的是四千万人，是比较有限的，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反过来家庭的结构、家庭的人口越来越少，所以家庭保障的功能在持续下降。有人说农村的土地可以养老，但实际上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也在持续下降。所以，养老问题越来越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已经不是个人或者家庭的问题。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必然要求我们加快建设养老保险制度，发展老年人福利事业，这样才能确保每个人都老有所养。否则，长寿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幸福的晚年一定要有相应的老年保障体系来作为保障的。
从上面讲的几个问题来看，我们国家在社会保障制度的任务应该说是非常繁重的。目前总的评价是社会保障严重不足，而不是过剩或者像某些学者所讲的我们就要进入北欧国家的福利病。因为我们主要是大多数人还没有享受社会保障，我们应该有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或还正在建立之中。
[研究思考]：请问郑功成教授，面对巨大的就业人口，政府有没有实质性的解决办法？
【郑功成】：就业问题的严重形势在我们国家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昨天有记者找我，说2004年10月下降了0.1个百分点，广东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是我们就业状况出现的拐点，我坚决的否认了这样的看法。就业的严重形势并不是因为失业率下降或者上升0.1个百分点能作为依据的。整个讲起来，我们国家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根本的格局没有改变，劳动就业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并且预计可能会持续十年以上。
基于这样庞大的就业人口和就业压力，政府当然应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促进就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应该将努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这个在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市场竞争条件下，都是政府很重要的宏观调控目标。在这个方面，我近几年一直提了，应该把就业增长或经济增长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因为在劳动力资源严重过剩的情况下，我们还需要从经济增长的方式、还需要从产业结构来寻找尽可能多的安排人就业的机会。
改革开放以来，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带来240万个就业岗位。在上个世纪90年代每增长一个GDP，能带来120万左右的就业岗位，但是现在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下降只能带来70－80万就业岗位，表明就业弹性是在下降的。经济增长了，规模越来越大，相对增加的就业岗位反而越来越少，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技术进步来实现的，而不是靠劳动力增长来实现的。所以，现在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措施，来解决好严重的就业形势问题。这些措施包括完善我们的劳动就业法制，确保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明确政府在促进就业方面的责任，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构建公共的就业服务体系，对劳动力市场进行适度的干预。政府推行积极就业政策，应该常抓不懈。而且应该将新的就业岗位的增加作为评价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体现。
[简超]：郑教授，生产事故除了不可抗力都跟腐败有关，不消灭腐败能成吗？但是假如消灭了腐败，这个世界会不会因此而失去和谐？简超以为腐败是阶级社会政治的必然的一面。
【郑功成】：我们国家的生产事故可以说是日益严重，有这样一种感觉。我经常收集生产事故的个案材料，有时候觉得触目惊心。全国每年有将近20万人左右死于各种事故，有将近两百万人因为灾害事故伤残，所以，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后果是非常惨烈的。我针对这个问题也做了专门的研究，基本的结论是，这样一种严峻的安全生产形势实际上是多方面原因综合影响的结果。在你的疑问当中已经谈到了两个原因，一个是不可抗力，指的是天灾，一个是腐败。所谓腐败，包括政府有关部门的失职以及官商勾结可能恶化了安全生产的形势。除此之外，我感觉到一个大的社会背景，就是过分的追求效率，效率优先变成了效率至上。这样就必然导致一些地方的领导人漠视劳动者的生命与健康权，一些雇主唯利是图。此外，还有劳动者素质不高也是一个原因，因为我的调查表明了，有很多事故，实际上农民工是其中最大的受害群体。农民工由于没有经过专门技能的培训或安全的教育，有很多情形下是违章操作所造成的惨祸。当然，政府部门在这个问题上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劳动监察、安全监管都还没有完全到位。所以，基于安全事故的严峻形势，我在去年通过全国政协提交了有关重视安全生产并且解决安全生产事故形势严峻的提案，看起来效果不错。包括最近中央已经决定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局升格为安全生产监督总局，赋予它更大的权威和更多的责任。要解决这个问题，同样要多管齐下，必须要把安全生产的事故发生的危害性作为评估和衡量政府领导人的重要指标，必须强化劳动保障部门、安全生产兼管部门的职责，必须对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单位或者不法雇主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同时，强化预防机制，包括采用先进的防灾技术与防灾实施，对劳动者进行安全生产的教育和培训，严格安全生产的管理，建立健全的工伤保险制度等等，有可能使我们国家严峻的生产事故的形势得以缓解。
[天涯糊涂客]：郑教授：《反就业歧视法》是否列入两会议程？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郑功成】：《反就业歧视法》是我前年和去年重视的提案，提出以后产生了一些反响，并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劳动保障部门、人事部门都给予了相应的答复。目前的进展，可以讲主要是在政策层面上做了一些相应的调整。比方说，有的地方对公务员考试中间取消了有关歧视性的规定。在劳动就业的进程中间，也带有一些歧视性的条款可以说有所收敛，整个社会舆论对公平就业、反就业歧视的氛围形成越来越有利。但是，要制定这样一部专门的法律还是很困难的。我觉得目前可以选择的就是通过制定其他相关的法律或者修改《劳动法》来实现反就业歧视的目的。在这个方面，应该已经有所进展了。比方说去年实行的工伤保险条例就已经没有过去的只限于城市劳动者的限制了，同时也覆盖农民工，这就是由过去的歧视性的一种政策向一种平等的保障政策转换的一个例子。我也希望大家都来关心就业歧视的问题，都赋予解决歧视的问题，使劳动者更好的享有平等的就业权。
[生产方式]：郑教授，如果你的提案不能落实甚至得不到重视，你怎么办？
【郑功成】：我每次参加“两会”，都会提出有关的议案和建议。应该说，每一个有关的部门都会答复，有一些建议是被相关的法律和政策所采纳的，有一些建议对推动有关的工作是有帮助的。但是，也有一些建议没有得到重视，个别部门提供的答复有点应付的感觉。对此，我只能是继续发表我的意见，继续提出建议。有些问题解决起来当然也是复杂的，但是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代表关注的问题会一直关注下去。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灾害保险等方面，这些问题既是我长期研究的领域，也是我长期关注的领域。
【郑功成】：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只能跟各位网友交流到这里为止了。感谢各位网友的互动，并且对我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值得我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希望下一次有机会在人民网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