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必须对当时历史背景进行具体的全面分析。
一、
太平天国革命前夕的中国，政局动荡，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此的，远在欧洲的马克思也时刻关注着东方这个古老国度里所发生的一切。1850年，他根据德国传教士居茨拉夫从中国带来的消息，对中国的局势作出预测：“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8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
马克思对这场即将到来的风暴充满了信心，他还认为，在“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由此可见，马克思对中国即将到来的革命满怀激情，而对清王朝顽固、守旧、腐败的封建专制统治深恶痛绝，并期待着世界的东方“变革”的来临和“中华共和国”的新生。
1853年6月14日，即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南京)后不久，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社论，对太平天国运动发生的背景进行了剖析：“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所有这些破坏性因素，都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而到1840年就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中国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
“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马克思大胆断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马克思又把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作为国际政治运动的一部分，称之为“强大的革命”，充分予以肯定和评价。
1857年，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说：“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国内战争已使帝国的南方与北方分立，而太平天国的天王在南京似乎不会受到清廷军队的危害(如果不受自己人阴谋危害的话)，正如同清帝在北京不会受到起义者的危害一样。……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1862年6月，马克思根据夏福礼给英国公使普鲁斯的信的内容撰写了《中国记事》，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折。文章认为太平天国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显然是：“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存政权的震动，白银的外流，外货输入所引起的经济平衡的破坏，等等。”文章接着还指出：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二、
1860年10月，《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政府转而与清王朝“和好”，成为列强镇压太平天国的急先锋。在英国国内，由于政府的干预和怂恿，掀起了一股反太平天国浪潮，在英国的报刊杂志上时常出现煽感性的文章、报道，歪曲事实、混淆是非、无中生有，攻讦太平天国的残暴、黑暗等等。特别是关于太平天国对英国贸易业的损害，英国国会通过了长江贸易情况的蓝皮书，对太平天国政权横加指责、肆意诬蔑，把“破坏商业和生产的罪恶”一古脑儿地强加在太平天国头上，为英国入侵者在华大举武装干涉制造舆论。
但是，事实俱在。最熟悉中国情况的英国驻上海领事密迪乐愤起为太平天国辩护，他致函英国外交大臣罗塞尔反对英国武装干涉。他说他坚决否认太平天国不是合法的政府，他指斥宣传太平天国破坏克复城市的郊区和其他残暴行为的说法，都“完全是荒谬失实的”，他还列举了许多证据，指出“大家公认人民的生命财产在太平军所占领的地区，较之在清政府所占领的地区要安全得多”，并强调说，太平天国的确是真诚希望“和我们建立友好的商务关系。”但是，密迪乐说出了真话，妨碍了英国政府的侵略行为，被普鲁斯视为“一个盲目的、危险的、偏袒中国的人”而调离上海。
而自1860年太平天国进入江南丝茶产区后，发展生产、调整税收，保护通商贸易，丝茶出口量逐年递增。据英国官方统计，1860至1861年度，太平天国使丝的出口量增至88754包，这是中国历年出口从未达到过的最高数字。1861至1862年度达到73322包，1862至1863年度达到83264包；同时茶的出口也从1860年的66000000磅，激增到1863年的119000000磅。英国作为中国丝茶的最大贸易国，在太平军占领江浙的四年中，非但没有被妨碍，反而稳步增长，利润丰厚。然而在英国长江贸易情况蓝皮书中，用了较大的篇幅攻击太平军的罪恶，而恰恰忽视了关键的丝茶贸易快速增长的数据。
另据《怡和书简?上海通信》(1863年)：“关于丝产的消息仍旧非常之好。……叛党正在尽一切努力鼓励蚕户，这一点也没有可虑之处。”“我分给阿李(Aleet)朱培茵(Chopying)恩齐(Enkee)及其他数人白银十万两，要他们去收买七里丝。”宁波赫德商行欧籍雇员《旅行日记》记载：“从宁波到五河口(应在上海附近——译注)，老百姓都蓄长发，看来很满足而快乐。这一带农村都是一片繁荣景象，田里庄稼丰收在望。”英国长江贸易蓝皮书全然不顾事实真相，诬蔑谩骂、颠倒黑白，使英国在中国“声誉扫地”。
三、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夏福礼给英国公使普鲁颇那封信。马克思《中国记事》全文1900字，主要的依据就是宁波领事夏福礼的信，并在文中摘录了该倌内容达1400字之多。此倌1862年6月17日发表在英国《泰晤士报》。在信中，夏福礼用他特有的强盗逻辑、耸人听闻的表达方式，让英国和欧洲相信：太平天国是“灾星”、强奸犯、“魔鬼”，“是一种没有任何内容的大怪物”。
夏福礼1861年任英国驻宁波领事，到任不久，就遇上太平军进攻宁波的战事。从那以后，夏福礼才开始直接与太平军打交道。太平军在进攻宁波之前，曾主动与英、法、美等“洋兄弟”联系、沟通。太平军讨逆主将范汝增照会英国驻宁波领事夏福礼等，保证“所有贵各国之房楼屋宇人口物件，本主将自当严加禁止，秋毫无犯。至于贵各国通商交意(易)，照前营业，尤宜公平买卖，断不至强行抢掳也。但大丈夫一言为定，以信以诚，决无差失矣。”同时还完全接纳了夏福礼提出的四项要求。
进攻宁波的太平军殿左军主将黄呈忠在给夏福礼的复信中说：“我会尽力防止外国人受到干扰。我的部属如有人胆敢困扰他们，将立即斩首。”在12月2日的复信中，还随信送去21件门牌告示，其中有一件是送给英国牧师慕稼谷的，门牌上方书有殿左军讨逆主将黄范 封，下方书有“此乃大英国仁术堂教师慕稼谷住房，我军官兵务须体兄之意，不得滋扰丝毫。倘有不遵，军法从事”，并盖有黄呈忠、范汝增的大印，进一步表明太平军进攻宁波的态度。12月4日，夏福礼报告英国外交部，称同黄呈忠、范汝增的会见“极为圆满”。
太平军本着与西方列强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还应夏福礼的请求，允许展缓一星期攻宁波城。他们忠实地履行约定，7天限期一满，1861年12月9日展，太平军分南北两路攻城，仅一小时即占领全城，太平军伤一人，清军被杀者也只有数十人。夏福礼随后向英国外交大臣罗塞尔客观地报告了宁波的情况，“宁波刻已完全为太平军所据有。我很高兴地说，截至目前为止，城内尚无屠杀焚掠之事，仅少数人被杀，若干财产被毁，叛军行为极有节制。”太平军攻克宁波后，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保护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寻求西方列强的支持，一再表示“余等所统大军人员众多，难免良莠不齐。他日或有一二罔知法纪之士兵冒犯贵国教士，定当立斩不贷，以儆效尤。……余等现已四方张贴告示，劝请民人返回，在四门之外重新开张生意，公平交易；一旦城防事务安排妥当，当即发给所有城内民人以护照，俾得入城正常生理”。
1862年1月3日，夏福礼报告说：“叛军继续以温和态度对中国人，……培植与我们之间的良好理解。……迄今，他们倾听我们的告诉，我们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他们遵守了在余姚、奉化所作出的所有允诺。”连一向对太平军反感的巴夏礼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事实，说明了他们对外国人的良好意愿；公平地看，也说明了他们的纪律和军事组织。”
四、
西方列强在宁波不仅有通商和保护侨民的要求，进而提出对领土的企图。1862年1月13日，在何伯和美国公使蒲安臣的鼓动下，英、美、法(因病未到)国领事和英国“司考特”舰长柯必特签署一项决定，在宁波甬江北岸的外国人居住地大规模扩张，并模仿上)每建立“租界”。在没有任何中国当局在场的情况下，三国领事擅自把一块中国土地划归自己管辖，这完全是一种强盗行径，特别是对事实上统治着宁波的太平天国的侮辱和挑衅。
太平天国对外国列强“建立租界”的无理要求婉言拒绝，但在同外国人交往的过程中仍采取温和友善的态度。3月20日，夏福礼仍然承认太平军首领对他尊重而有礼貌，甚至说他们的诚朴是他与之打交道多年的清朝官员们所没有的。连英国舰长刁乐德也表示满意，4月27日给太平军信中表示：“我等谨再通知贵主将，我军统帅极欲在宁波保持中立并与贵军建立友好关系。直至目前为止，彼等对于贵军行为甚感满意，请贵主将信任我方保证，我方决不采取破坏友好关系的行为。”
但是，太平天国的忍让和诚恳并不能打动侵略者。1862年1月5日，天京太平天国当局拒绝了英国关于吴淞、上海、九江、汉口停战要求，何伯发出了战争威胁和恐吓；在宁波，太平军婉拒英、法、美列强建立“租界”的企图，英国当局从太平天国手中攫取更多利益的要求再次受阻。
1862年3月4日，英国公使普鲁斯致信外交大臣罗塞尔称：“长远地维持我们目前的立场而不牺牲我们的商务，我想是不可能的。”英国首相巴麦尊在国会辩论英国对华政策时，更加露骨地说：“我们干涉了中国的事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条约（希望能明白这里的条约指的是什么）权利受到了威胁，我们的国家利益（不得不说美帝延续了宗主国的传统）处于岌岌可危之境。”英国外交大臣罗塞尔在上议院的发言中提出“太平军所能给与我们的利益可以和中国政府(指清朝)有责任给与我们的利益同等么?”（虽然他如此说，，但是我佩服他，这是一个诚实的政治家，因为某些人某些观点的缘故）一语道破天机，侵略者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
由于太平天国的存在和抗争，妨碍了英国的“国家利益”和侵略企图，于是，英国由“中立”转向武装干涉。夏福礼身为英国皇家的外交官，“要对他正在服务的英国政府的政策发表意见”。1862年3月底，英国驻宁波领事夏福礼一改对太平天国“友善”、“满意”的态度，显露出侵略者的本性，精心炮制了给普鲁斯的信，并在《泰晤士报》上公开发表，为英国政府武力干涉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至于信中夏福礼捏造事实、肆意诋毁、恶意中伤，就变得合乎情理、不难理解了，只可惜他的言论前后矛盾、出尔反尔，难以自圆其说。
夏福礼的信在《泰晤士报》上发表后，英国舆论界哗然，对太平天国的攻击甚嚣尘上。然而在英国仍有一些有识之土，坚持正义，以事实为依据，以公正为准绳，在英国国会辩论会和媒体上，公开批驳这些不切实际的言论，谴责英国政府的侵略政策，对太平天国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和报道。
英国下院议员塞克斯上校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各位领事写给普鲁斯先生的信中以及后者写给外交部的信中，其用语都只能使人认为他们视太平军为洪水猛兽。然而有许多文件和文章，登在中国出版的(英文)报刊上，对硬栽在太平军头上的种种暴行持保留态度。但这些文字没有报送外交部。这就使欧洲舆论无法根据这些材料作出公正的判断。”塞克斯接着援引英国“蓝皮书”中普鲁斯、夏福礼等给太平军罗列的“六大罪状”和“冠冕堂皇的理由”，予以严厉痛斥。在1862年(蓝皮书)中，普鲁斯称太平军为匪徒、灾荒制造者、强盗；夏福礼领事则称之为灾星、江洋大盗、土匪、杀人犯、灾荒制造者和抢劫犯等等。塞克斯致信《亚伯丁自由报》，对普鲁斯、夏福礼之流的荒谬言论十分愤慨，指出：“考虑一下所有这些情况，把这样的军队(太平军，本文作者）称为土匪，这显然是在有意颠倒黑白。如果说他们是土匪，那么，当荷兰人民起来挣脱西班牙的枷锁时他们都是土匪；我们自已的英联邦也是由土匪建立的；当美洲殖民地人民从宗主国手中争得独立时他们也是土匪；美国的南方同盟在抵抗北方联盟时也是土匪!如果夏福礼领事更好地温习一下历史，他就不敢贸然断言。”
英国传教士艾约瑟、杨笃信在苏州之行的报告中指出：“人们有过许多关于‘长毛叛军’残酷行为的传说，但这种指责是虚构的。我们没有看到一点故意破坏的迹象。……许多纵火焚烧的事情，是在叛军到达以前清军干的。……他们曾多次设法拯救跳河投江的男女，都足以证明他们并不是残暴的匪兵。”“我们是否应当承认，这里面可能是有一种肮脏卑劣的自私考虑呢?”“战争费用的偿还”，“一大批替满清政府收税的英国人的个人利益”，“那些鸦片贩子们也是不会说他们好话的”，还有“怀有一种个人的敌视情绪”等等。
普鲁斯在给戈登的信中坦言道：“我们也曾支持清政府，是出于利益的动机而非出于情感的。”这才是英国帮助清政府武力镇压太平天国的真实图谋。
参加过太平军的英国海军军官呤唎，在1866年2月伦敦出版的《太平天国——太平天国的历史、包括作者亲身经历和叙述》(中文译为《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中，对普鲁斯、夏福礼诬蔑太平天国的言论，做了实事求是的批评。在书中，他用普鲁斯、夏福礼前后言论对比的方法，揭露了英国外交人员信口雌黄的两面派伎俩。并尖锐地指出“夏福礼先生的这件公函，矛盾百出，荒谬绝伦，真可以送进不列颠博物馆或者古董店去，作为一个特别向读者保证自己完全公平的人物的‘清醒’创作。”“密迪乐先生是一个正直、高尚的人，他对于太平天国和清政府是有充分的认识的。而夏福礼先生呢，他只是夏福礼先生而已!”
在太平军占领宁波的5个月中，太平军的军事行动始终“极有节制”，让夏福礼领事感到“极为圆满”。可夏福礼为了所谓的“英国利益”，为了武力干涉寻找借口，恩将仇报、嫁祸于人，把“杀人犯”、“强盗”、“土匪”等罪名强加在太平军头上。而事实上，真正在宁波制造恐慌、屠杀和破坏的是在英法联军的炮火支持下，攻入宁波城的海盗阿伯克和宁波道台张景渠的清军。
《中国邮报》1862年5月22日报道：“叛军由西门退走，于是海盗入城，开始破坏，他们于数小时内所破坏的较之叛军占领宁波的五个月内破坏的要多得多。……星期日，复职的道台忙于砍下他所捉到的不幸叛军的头颅，要不然的话，就把他们处以酷刑。”
《中国大陆贸易报》1862年10月14日报道：“联军从太平军手中强夺这个商埠是用了这么多的秘密的阴谋手段，报告联军行动的官方公文又是这样处处不顾真实性，以致我们很难得到真实的情况，自然更谈不到把这些情况公诸于众了。……由于上述有力的理由，与英国公使沆瀣一气，决心不惜采取一切手段重占该地。实现这种计划的方式使英国的声誉遭到了无法洗刷的耻辱。”
《香港日报》指出：“再没有比联军从太平军手里夺取宁波的行动更荒谬、更无理、更不义的了。我们应该公正地把英国皇家兵舰丢乐德舰长的永垂不朽的可耻行为载于史册。”西方列强特别是普鲁斯、夏福礼之流“出于利益的动机”，不惜“声誉扫地”，制造事端、抹煞事实、掩盖真相、公然说谎、肆无忌惮地诋毁太平天国运动，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对于一方的暴行大肆渲染以期激起公愤，而对另一方却尽力包庇，这种做法必有某种卑劣凶险的动机。”
五、
马克思身在与中国远隔千山万水的西欧，对太平天国的了解大都源于西方报道和外交官、传教士的言论，其中不实的报道自然也影响了他对太平天国的印象。而《中国记事》一文正好写于西方主流媒体大肆宣扬反太平天国言论的大背景下，夏福礼之流的言论不仅仅“蒙蔽欧洲的舆论”，也“蒙蔽”了马克思的睿智。
《中国记事》全文1900字中，真正马克思自己的文字仅500字，而且还是受到了夏福礼发表在《泰晤士报》上文章的迷惑。自然，马克思的《中国记事》，也如同其他欧洲舆论一样，“无法根据这些材料作出公正的判断”。
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革命性的肯定颂扬就神化太平天国，更不能因为他对后期太平天国封建性的指责就鬼化太平天国。马克思对太平天国前后不同的态度从侧面反映了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过程，虽然在后期他因受西方舆论的误导对太平天国作出了有失公允的评价，但总的来说，马克思对太平天国还是基本肯定的。马克思从来没有把太平天国的上帝教说成是邪教，即使在《中国记事》一文中，他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革命宗教性质也并无异议，认为“中国是被异族王朝统治着。既然已过了三百年，为什么不来一个运动推翻这个王朝呢?运动一开始就带着宗教色彩，但这是一切东方运动的共同特征（好像有人对此很不理解，一个洋人的总结如此啊）。”
吟唎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有一段精彩的评价：“不同的人们曾从各种方面去看待天王这种招致毁灭的顽固。有些人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愚昧，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迷信者的无益而疯狂的牺牲，还有些人则认为这个伟大的、英雄的、高尚的人一经在南京建立了首都和宗教政治运动的中心，他就宁愿为正义和光荣的事业而死，却不肯在庄严的道路上折返回头。如果我们把这三种特性：高尚、疯狂、轻率同等地归之于天王的动机，大概我们就相当接近真实性了”。
现在，有人借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批评，把太平天国说成“一团漆黑”、“一场动乱”，并与“邪教集团”混为一谈。我们应当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不能光凭马克思根据夏福礼歪曲太平天国的不实之词作出的论断就全面否定太平天国，这有悖于马克思一贯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