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部南下扛过枪矿机厂里是内行
焦裕禄生于1922年8月16日，家住山东省淄博市北崮村。父母亲都是贫苦农民。1939年，焦裕禄的父亲被财主逼债而死，自己被日本鬼子抓到抚顺煤窑做苦工。两年后，焦裕禄逃出日寇的魔掌，在江苏宿迁县靠给地主打长工过活。直到1945年，焦裕禄得知家乡成了解放区，才返回日思夜念的北崮村。
焦裕禄回乡后，很快参加了民兵组织，积极参加革命斗争，1946年春，即被党组织接纳为中共党员。
1947年秋，为支援新解放区，焦裕禄被调到隶属部队编制的渤海区南下工作队，次年被派往尉氏县彭店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1950年，28岁的焦裕禄被上级任命为尉氏县大营区委副书记兼区长。
1953年7月，时任共青团郑州地委第二书记的焦裕禄，被选调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了正在修建中的工厂临时公路总指挥。
1954年8月，厂党委派焦裕禄和一部分专业干部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翌年春到大连起重机厂机械加工车间学习。仅有四年小学文化程度的焦裕禄为尽快掌握机械加工技术和车间管理知识，虚心学习，刻苦钻研，敢于实践，两年攻下了一般人需要三年才能读完的课程。
满载着丰硕的学习成果，焦裕禄于1956年底返回洛阳矿山机器厂，旋即被任命为一金工车间主任。上任不久，厂党委决定试制重达108吨的大型卷扬机。身为车间主任的焦裕禄为解决生产中的一个个难题，索性把铺盖搬进了车间，连吃饭也蹲在机器旁。在焦裕禄的拼搏精神感召下，工人们夜以继日地争先恐后赶任务。经过合力奋战，直径4米的卷扬机终于试制成功，受到了上级通令嘉奖。
由于过度劳累和无规律的饮食，年纪轻轻的焦裕禄患上了肝病，但他一直带病坚守在岗位上。
正当焦裕禄在工厂里忘我工作时，1962年，中共河南省委决定让他担任尉氏县委副书记。他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从繁华的洛阳回到了曾经战斗过的贫瘠的豫东地区。
能拉会唱，“顺口溜”出口成章
还在1947年南下工作队行军途中，为了鼓舞大家的士气，每当部队停下来休息时，焦裕禄不是教战友们识字，就是从背包里抽出竹板，给大家即兴来一段山东快书。
他还会演戏，南下工作队在排演大型歌剧《血泪仇》时，焦裕禄扮演剧中主人公——苦大仇深的贫雇农王东才。因其身世与王东才极为相似，一接触剧本就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演出时，他的唱词字字血、声声泪，演出极富感染力。他还学会了拉二胡。一把二胡，焦裕禄一直带在身边。
焦裕禄不但是文娱演出积极分子，他还有一个拿手好戏——自编打油诗，常以诙谐幽默的打油诗来宣传革命道理，鼓舞群众。解放初期，针对工农干部中文盲较多的现状，焦裕禄来了段这样的“顺口溜”:“大老粗，不要怕，干工作，学文化，蚂蚁能啃大骨头，咱遇座大山也搬走它！”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时期，为宣传发动群众，他编了很多“顺口溜”。譬如:“恶霸为啥霸？旧社会，天黑呀！反动派，护着他。老百姓，腰杆塌。现如今，天亮了。共产党，反恶霸。有靠山，不用怕。穷人一起挺腰杆，抱成一团打倒他！穷人一起挺腰杆，翻身解放力量大！”这段长短句结合、蕴含昂扬斗志的“顺口溜”，极富鼓动性，在剿匪反霸斗争中很有威力。
重调查爱写文章
听建议始让照相
焦裕禄担任县委书记后，县里既有秘书，也有通讯干事，但只要能挤出时间，工作总结、大会讲话、调查报告等文字材料，他都是亲自动笔写作。在兰考，他主持并起草了《关于治沙、治碱、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设想》、《造林防沙方案》、《排涝治碱方案》等根治“三害”的重要文件；还亲笔撰写了《关于盐碱地的普查报告》、《一个七季受灾的特重灾队，今年生产一片繁荣景象的调查报告》等长篇调研文章。即使在肝病晚期，他依然忍受着极度的病痛，在病床上拟写《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篇宣传兰考、鼓舞士气的文章。
焦裕禄写稿文风朴实，注重用事实、用典型事例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震撼力。凡是按照焦裕禄的意见采写，又经他修改的稿子，绝大部分都能被报纸、电台采用。
早在1950年，焦裕禄任尉氏县大营区区长时，一次他途经一个村庄，发现年仅16岁的姑娘王小妹在犁地，干起活来比有些小伙子还利落，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典型。他便走到地里，一边帮王小妹干活，一边详细询问她家的情况。颇有些男孩子气的王小妹告诉焦裕禄，自己家中没有兄弟，父母年老体弱，打土豪分田地后她就学会了干各种农活。王小妹还自豪地对焦裕禄说，自己还是村里的土改积极分子呢！
焦裕禄回到区里已近深夜，依然抑制不住写作激情，连夜赶写了一份王小妹的典型材料。第二天，他带着乡村干部到王小妹的田头开起了现场会，还在会上即兴编了一段“顺口溜”:“王小妹，十六岁，斗地主，抓土匪，犁地耙地她都会”……这次现场会不久，王小妹这个典型就从大营区推广到了全县，成了青年妇女学习的楷模。
焦裕禄曾对同事们坦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抓工作，就是要抓典型，带一般；抓两头，带中间。”
在尉氏、兰考两县工作期间，焦裕禄发现并树立了许多正面典型(也批评了不少反面典型)，但对于自己的典型事迹，却从不让通讯员和外边的记者报道。会摄影技术的刘俊生跟他一起下乡，焦裕禄每次都提醒道:“带上你的照相机。”很多次，刘俊生想抓拍焦裕禄带领群众除“三害”、与老农促膝交谈、艰苦朴素、忘我工作等感人镜头，但均被焦裕禄制止了。焦裕禄要求刘俊生只拍摄广大群众的典型镜头。
1963年秋的一天，刘俊生再次随焦裕禄下乡，路过老韩陵胡集南地时，焦裕禄看到社员们正在劳动，就放下自行车走了过去。随行的城郊公社党委书记恳请:“焦书记呀，我很想跟你照张相片，留个纪念。”焦裕禄平和地说:“咱拍照片没啥用，还是给群众照吧。”刘俊生一听焦裕禄同志又在“老生常谈”，就壮着胆子给他提起了意见:“给群众照相不错，为啥就不可以把你和群众在一起劳动的情景照下来哩？群众和你在一起合了影，一定很高兴，这对他们的鼓舞不就更大吗？”
焦裕禄听刘俊生批评得有道理，就大笑着说:“照你这么说，以前，我是有些个人主义思想了。好吧，叫你照，叫你照！”
拍个什么样的镜头呢？焦裕禄两眼一亮，笑着说:“我爱泡桐，就在泡桐跟前给我照一张吧。”焦裕禄披着外衣，敞着怀，两手插腰，兴奋地对刘俊生说道:“照吧！”随着相机快门一声脆响，焦裕禄与兰考的泡桐树一起，便永远定格在了历史的画册里。焦裕禄曾指着这张照片，笑着对刘俊生说:“这一张好，这一张好。”
清正廉洁品德高家人亲戚难沾光
身为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为改变兰考面貌可谓殚精竭虑，劳苦功高。他始终谋的是兰考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没有为自己谋过一点私利。他始终坚持党的原则和正气，真正做到了送上门的好处不要，递到手上的东西不沾，与兰考人民甘苦与共。
1963年春节，因连年灾害，兰考的肉类和副食供应比较紧张。县委办公室的一位同志就给焦裕禄家里送去了几斤肉。焦裕禄问他:“人人都有份吗？”这位同志回答:“要过年了，书记们工作忙，顾不上买肉，这是特意照顾几个领导同志的。”
焦裕禄听后对这位同志说:“谢谢了，我家的肉已经买好了。请你把肉提回去，看办公室还有谁没买，这肉就照顾谁吧。”他还嘱咐这位同志，以后可不要再单独照顾领导了。
焦裕禄到兰考后，看到城内有个大水坑，就建议城关镇在坑里种莲菜放鱼苗。半年后，放养的鱼苗已长到1斤左右。城关镇渔场为感谢焦裕禄的指导，又想让身患肝病的焦书记补补身体，就派一名职工用水桶装了10多条活鱼，送到了他家。焦裕禄回家后，问清了鱼的来龙去脉，就对嚷着要吃鱼的孩子们说:“这鱼是渔场的叔叔辛辛苦苦养大的，是集体财产，咱一家咋能先吃呢？如果大家都沾集体的便宜，那集体的事业还能办好吗？”焦裕禄的一席话，使孩子们明白了一个道理，白吃别人的东西是不好的。他的大儿子国庆当即就带着弟妹们，把一桶活鱼又送回了养鱼场。
一次，国家给兰考拨来一批救济棉花，救灾办公室的同志看到焦裕禄的棉袄补丁摞补丁，决定照顾他3斤，让他做件新棉袄。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拿着3斤棉花票，等焦裕禄一进家门，就兴奋地跟他商量做新棉衣的事。焦裕禄一听又是“照顾”他的东西，开口就说:“那不中。”稍停，他平心静气地对妻子说:“别说我身上穿的袄了，就是咱那床几十个补丁的旧被子，也没让你少做针线活。可是兰考现在还有好多群众缺衣少穿，救灾物资是给群众的，这棉花咱咋能要？我是领导，可不能搞特殊啊！”徐俊雅知道说不动丈夫，就怜爱地叹口气道:“你呀！”还是把棉花票退回了救灾办公室。
焦裕禄夫妇尽管省吃俭用，但因要赡养两位老人(双方的老母亲)，抚育六个子女，有时还接济穷困群众，日子过得相当紧巴。1964年春节前的一天，风雪交加，焦裕禄到县政府大院找到县长程世平，说他多年没回山东老家看望母亲了，打算春节带着全家回老家一趟。接着，焦裕禄显然有些难为情地说:“老程，你手头宽不宽裕，能不能借给我三四百元？”程世平虽知道焦裕禄家的日子过得紧巴，可没想到他这样一个十五级干部连回老家探亲的路费也凑不够，就说:“400元不够吧，要不要多带几个？”焦裕禄忙答:“连我的工资加在一起500多元，路上节省点花，足够了。”临走，焦裕禄笑着说:“老程，钱……我会尽快还你！”
见焦裕禄说话直打哆嗦，程世平急忙问:“老焦，你是不是病了？”焦裕禄这才随意说:“没有，就是有点冷。”
程世平顺手摸了摸焦裕禄的胳膊，吃惊地说:“老焦，大腊月里下着雪你咋穿个空筒袄，连件秋衣也不套？”焦裕禄也是当着真人掏心窝说话:“老程，我没啥衣服套啊！没布票，手头也紧，能将就过冬就行了。再说了，老百姓有的连空筒袄还穿不上哩！”
听了焦裕禄的心里话，程世平又钦佩又心酸，直想流眼泪……
焦裕禄宁可借钱也不向组织伸手要救济，他的亲戚和子女们也没有谁能从他那里得到所谓的“便宜”。他有两个侄子，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山东老家务农，多次写信请求他帮助找个工作。焦裕禄回信向他们解释:“招工是有计划有政策的，我即使有权也不能搞特殊。”
妻子徐俊雅有个侄子，原在城市工作，1962年经济调整回到农村后，徐俊雅的哥嫂就想让她给焦裕禄这个当姑夫的说说，帮孩子安排个单位。焦裕禄的几个孩子都是徐俊雅的嫂子帮忙带大的，徐俊雅见哥嫂开口相求，心想焦裕禄再不讲情面，这回也会给哥嫂一个较满意的答复。谁知，焦裕禄竟然把徐俊雅的侄子直接叫到了家里，亲自做起了孩子的思想工作，直到年轻人心服口服地对父母说:“我姑夫一点拨，我想通了，种田也是革命工作哩！”弄得徐俊雅和哥嫂都没了脾气。
亲戚们在焦裕禄那里走不成“后门”，自己的子女在找工作时焦裕禄也不“关照”一下。他的大女儿焦守凤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在家待业，有人向他提议:“小学教师不够用，让守凤去学校教书吧？”还有人向他透露信息:“邮政局要招收话务员，小梅(焦守凤小名)干这个工作挺合适。”焦裕禄对于这些热心的提议，一再摇头否定。后来，焦守凤到兰考县食品加工厂当了一名临时工。刚去上班，焦裕禄就专门找到时任厂长的张树森，特别交代:“我的女儿来厂里当临时工，分配工作时一定要把她安排到酱菜组，这样对改造她的思想有好处。”临走时，焦裕禄又强调一句:“你们不要以为是我的女儿，就另眼相看，应该对她严格要求。”当时，焦守凤不认为爸爸让她经受劳动锻炼是关心她，让她养成自食其力的本领，心中“实在不满意”。而今，已经退休的焦守凤满含深情地说:“现在想想，爸爸对我们兄妹的爱是一种大爱，他是在教我们怎么做人，怎么生活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