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4月初，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向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周原布置了一项去河南的重灾区豫东采访的任务，以了解当地农民在三年困难时期是如何摆脱穷困的。
周原选择了兰考县。在县委办公室，待周原说明来意，县委宣传干事刘俊生没有寒暄，张口就说：“兰考除‘三害’，咱们的县委书记是被活活累死的！”
1965年12月17日上午，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穆青一行走进兰考县委大院。张钦礼、刘俊生，还有焦裕禄的秘书李忠修有些紧张。
刘俊生回忆，焦书记得病的消息传开后，四乡八村的不少老百姓涌到县委，都来问焦书记住在哪家医院，非要去看看他。县里干部劝也不听，东村的刚走，西庄的又来了。后来焦书记的遗体运回兰考，老百姓扑在他的墓上，手抠进坟头的黄土里，哭天哭地地喊“回来呀回来……”有个叫靳梅英的老大娘，听说焦书记去世了，大黑天摸到县城，看见宣传栏里有焦书记的遗像就不走了，一直坐在马路上，呆呆地看着遗像一动不动……
说者不时哽咽，听者阵阵啜泣。此时的穆青不禁潸然泪下，他再也坐不住了。第二天上午座谈时，记者们哭得实在受不了，只好休会。时年44岁的穆青动情地说：“我参加工作28年，很少哭过，这次被焦裕禄的事迹感动得流了眼泪，焦裕禄的精神太感人了，虽然之前有过报道，但分量远远不够，要重新组织报道！”
窗外夜幕降临，北风呼呼作响。穆青站在一盆炭火前，望着蓝色的火焰，心里翻江倒海。周原推门进屋。穆青对他说：“写！现在就写！一定要写出来！”周原问：“怎么写？”“就这样原原本本地写，群众这么热爱、怀念的县委书记是很少见的。在他身上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全部的优秀品质。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他全做到了。我们一定要把他写出来！写不出来，我们就对不起人民！”
穆青暗暗地决定，要继续召开更大规模的座谈会，将焦裕禄的事迹转为专题报道。他说：“这样好的干部宣传不出去，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失职！”
兰考成为了穆青一行人情感无法承受之地，他们在这里吃不下、睡不着，开口就想哭，去哪儿都流泪。最终，穆青决定，离开兰考，去距此地最近的开封写稿。
于是，他们来到了开封，穆青、冯健、周原三人各把一头，写通讯、配评论、赶社论，夜以继日地干了起来。
在穆青看来，这篇稿件成功的关键之处，是要提炼出能够反映时代特征的主题，并以这个高度来表现焦裕禄的思想风貌，不能把焦裕禄简单地写成一部“好人好事录”。
于是穆青决定，在周原等人的基础上，自己亲手对稿件进行修改。就这样一直改到了第九稿，穆青提炼出了整个报道的灵魂：“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这是周原起草稿中的一句话，也是穆青最为欣赏的一句话。
焦裕禄的报道是写出来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几位作者心里不无担忧。于是，穆青首先向时任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作了汇报。
吴冷西被焦裕禄的事迹深深地打动了，连声说道：“可以发表，可以发表！”并对穆青提出的一要写自然灾害、二不写阶级斗争的意见表示完全同意。同时，吴冷西建议穆青先在新华社内部作个报告。结果那场报告，台上的穆青泣不成声，台下的听众哭声一片。
随后，吴冷西又请示了当时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同志。彭真静静地听着吴冷西的意见，眼前浮现出了报道中描述的焦裕禄在兰考豁上命带领群众战“三害”的一个个动人场景，心里久久不能平静。焦裕禄既不是统帅千军万马的将领，也不是运筹帷幄的高官，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党员干部，一位为百姓操劳过度而英年早逝的“七品芝麻官”，但他博大的为民情怀，求实的工作作风，可贵的人格力量，高尚的思想境界，足以使真正的共产党人和广大的人民群众深深为之动容，为之感奋。焦裕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名字！于是，他毅然挥笔，作出了同意发表的批示。
再说河南那边，按照上级指示，刘俊生把焦裕禄的有关遗物和照片送到了郑州。新华社河南分社对刘俊生送去的这些照片均不满意。他们认为：照片上的焦裕禄不是低着脑袋，就是侧着脸，其实，这怨不得刘俊生。焦裕禄生前不让别人去写他，也不让人家为他拍照。刘俊生为焦裕禄拍下的仅有的几张照片，还是偷着拍的。
后来被公认为留下焦裕禄不朽形象的那一张，曾被认定是最糟糕的。因为那上面的焦裕禄披着衣服，叉着腰，边上的一棵泡桐树也不壮实。有人说：“胡子拉碴的，这哪像一个县委书记？”但是，当这张照片送到北京新华社后，被穆青一眼看中，他感叹道：“多么真实的一个形象啊！”一个普通的县委书记，无论是思想上、感情上乃至衣着打扮上，都同人民群众是那样的贴近。焦裕禄在兰考虽然只有短短的475天，他虽然未能彻底根治“三害”，但兰考面貌的变革已经始于焦裕禄，焦裕禄的精神将永远存活在兰考人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