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和唐诗、宋词一样，同为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艺术高峰。
元曲包含两个部分：一是散曲，它是兴起于元代的一种新兴诗歌样式，主要包括小令和套曲；一是杂剧，即由散曲套组成的曲文，间杂以宾白、科介，专供舞台演出。
元代散曲与杂剧的产生与发展，有其多种复杂的原因。
一方面，是由文学尤其是诗歌本身的内在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是文学传统继承与发展的结果。曲是由词演化而来的。词在发展初期，它饱含着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表达了他们的愿望甚至隐情。但是，词发展到晚期，由于词作家远离社会现实，作品的内容日趋空泛，题材日趋狭隘，又由于作家一味堆砌词藻，走上了形式主义的绝路。[1]再者，金元时期，随着华北、东北、西北地区各民族在政治、军事上的斗争，加强了经济、文化的交流。[2]辽灭金兴，金亡元起，北京成了北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北京地区流行的语言，逐渐与河南、河北、山西、山东地区的语言相融合，形成了新的语言体系，从而为金元诗歌的创作提供了新的语言材料。[3]同时由于新词汇不断出现，双音、多音词日渐增多，而宋词的格律对变化着的语言，已成了一种严重的束缚。加上南北语言声调的差异，方言俗语的迥别，由北方首先产生元曲这样一种新诗体就成为一种势所必然。[4]
另一方面，最重要的原因是由元代的社会现实所决定。在蒙古贵族统一和统治中国的90年间，他们对汉族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和压迫，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破坏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制度，科举考试废而不行70余年。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地位顺序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匠、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在这种特殊的社会形态下，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依附蒙古贵族，追求荣华富贵；一部分不做元朝的官，苦闷彷徨，隐居民间，过着贫苦的生活，抗议民族压迫，表现出对黑暗统治的不满和忧国忧民的思想。元代的特殊社会形态，也动摇了旧有的精神意识，传统的习惯和信仰，加上城市经济的发达，外来文化的影响，使文学从旧的思想和束缚中获得了解放与发展的新契机，被正统文学轻视的市民文学，以新的形式和精神，茁壮地发展起来，成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力量。
散曲分小令和套曲两种。
小令也叫“小叶儿”，是独立的只曲，每首只有一段，很像一首单调的词，也有点像句式参差不齐的小诗。如白朴的《[越调]天净沙.秋思》：“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
套曲(又叫散套或套数)是由两支以上宫调相同的只曲联缀而成的“组曲”。套曲少则两曲，多而二三十曲，没有定数的限制，但必须一韵到底。套曲在体制上的灵活变化弥补了小令表情达意相对单调的不足。
散曲和词都是长短句，词“调有定格”，曲有“正谱”。可是，散曲不像词那样严格要求“字有定数”，可以极尽长短句变化之能事，允许作者在正谱范围内加入“衬字”。所谓“衬字”就是在曲律规定必需的数字之外所增加的字。衬字不受格律的限制，即不讲平仄，不拘字数。它的作用，或者是补足语义，或者是加强声情，或者兼而有之。例如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内《黄钟煞》中一节“我却是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你子弟谁教钻人他锄不断砍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其中加点的字，便是衬字。若去掉这些衬字，这支曲子便黯然失色了。
散曲的用韵和词的用韵也有所不同。曲用韵较密，几乎是句句用韵，而最大的特点是平韵、仄韵可以互押。不论小令还是套数，都是一韵到底，中间不能换韵；即使篇幅较长的杂剧，一折也只能押一个韵部的字。而词则要求“韵有定声”。词中如用平韵，则全词皆平；若用仄韵，则全调皆仄；若用平仄二韵，则必须换韵。相对来说，散曲的用韵走的是一条自由之路。
散曲体裁在句子长短变化和押韵上的解放，使作者可以写得更加生动活泼，曲尽其妙，同时使音调节奏富于变化，浅唱高歌更为悦耳。所以说，散曲不仅为众多文人——作者所热爱，也为广大群众乐于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