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生善好交游,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中说：“子瞻虽才行高世,而遇人甚厚。有片善可取者,辄与之倾尽城府,论辩酬唱,间以谈谑,以是尤为士大夫所爱。”据统计，苏轼一生交往的人多达一千二百多人。文同是苏轼交游圈中极为重要的一位。
文同，字与可 (1018-1079)，北宋仁宗时期的著名画家，四川省梓潼县人，自号笑笑先生，人称石室先生。苏轼与文同的交谊深刻持久，虽然苏轼与文同相见之日屈指可数,但两人通过诗词唱和、书信来往,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文同去世后，苏轼仍一如既往地深切怀念着他。
苏轼与文同的交谊源于苏轼的父亲苏洵。嘉祐五年（1060），苏洵在京城任试校书郎，与文同共事。英宗治平元年（1064），苏轼在凤翔府任节度判官，初次与文同见面。苏轼在《黄州再祭文与可文》中回忆：“我官于岐，实始识君。甚口秀眉，忠信而文。志气方刚，谈词如云。”两人一见如故，从此开始了相知相契的深厚情谊。
苏轼与文同虽然年纪相差了十几岁，却情性相投，堪称莫逆之交。文同襟怀洒落，高远潇洒。文彦博称赞文同：“襟韵洒落，如晴云秋月，尘埃不到。”东坡尝云：“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
熙宁八年(1075)10 月，文同在兴元府（今汉中）知府任满后调任洋州（今陕西洋县）知州。文同在居官时期，喜欢附近的芫菪谷的那片竹林，他常在晚饭后独自一人踏着簌簌的落叶悠然散步，欣赏竹子，并随口吟诵出“山圃饶秋色，林亭近晚晴”这样的诗句。听说洋州筼筜谷一带多翠竹，便急往竹林边构筑一座小亭，像鸟儿在树林中安下一个简易的窝。于是经常“看画亭中默坐，吟诗岸上微行。人谓偷闲太守，自呼窃禄先生。”当他在尘世里跋涉劳顿的时候，这座小亭便是可以自由俯仰吐纳的驿站。
文同特别擅长画竹子。为了画好竹子，他在自家屋前屋后种了各式各样的竹子，经过长时间观察后，竹之形、竹之韵，已了然于胸。他凝神注目于竹林的同时，常常不能自已地奋笔挥洒，手上兔起鹘落，笔下风韵楚楚，其身已与万竹同化。落日熔金，暮云合璧，眼前的潇潇翠竹渐渐掩映于溶溶的月色之中，那黑色的斑驳的竹影显得分外简单而深邃，他觉得比之多色彩的白昼更让他觉得充实与丰富，刹那间领悟了画竹的真谛，以“淡墨挥扫”来代替“丹青朱黄铅粉之工”。这样的墨竹本于自然而超乎自然，当然更富潇洒之姿，逼檀栾之秀。文同画竹时，都先在心里将竹子的概图布局妥善后，即“振笔直书，追其所见”，栩栩如生的竹子，弹指间就浮现在眼前了。当时诗人晁补之曾说：“与可画竹，胸中有成竹。”
文同任洋州（今陕西洋县）太守时，别人都觉得那里是穷乡僻壤，但文同却十分惬意于此地，因为这里满山满谷都是竹林。一日，文同与夫人同去观竹，晚饭仅有竹笋下饭。正吃间，收到东坡信札。东坡除了照例嘘寒问暖外，还附了一诗：
汉刀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
料得清贫馋太守，渭川千亩在胸中。
文同读罢诗句，忍俊不禁，放怀大笑，喷饭满桌。有如此亲家，“清贫太守”倍感生活的滋润。他经常坦言：世无知己者，唯子瞻（东坡的字）识吾妙处。
苏轼觉得文同的墨竹深得物理，能够“厌于人意”而纯任自然，所以“合于天造”，他自信对文同知之甚深，所谓“举世知珍之，赏会独余最。”同样，文同亦将东坡引为毕生知己，尝云：“世无知我者，惟子瞻一见识君妙处。”每完成一幅新作，便叮嘱：“勿使他人书字，待苏子瞻来，令作诗其侧。”
文同经常画完一幅便听任座客夺持而去，毫不珍惜。于是登门求画者日多。终于有次把文同逼得发了急，他将人们送来的缣素掷于地下，发狠道：“我要拿这些东西做袜子穿了！”东坡觉得这时候的文同分外可爱。东坡赴徐州做官时，自称他的墨竹已尽得与可之法，于是文同便顺水推舟地向求画的人们推荐说：“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徐州附近），可往求之。”一面写信给东坡取笑说：“对不起，袜材都要聚到你那里去了！”
文同后来看到有人设置笔砚，有请他画画之意，往往“逡巡避去”。他曾对人解释说；“过去我是学道未至，意有所不适，而又无法排遣，所以图写墨竹以求发泄，那是我的病之所至。现在病好了，又叫我怎么画呢？”东坡便抓住这点和他开玩笑；“你的病也未必痊愈了，难道就不复发作了？我要等你再次发作时从中取利……我这也是一种病啊。”东坡知道二人同“病”相怜，惺惺相惜。这种“病”要顺任它发作排遣，旁人不能随意干涉，否则于“病”无补。
熙宁元年（1068），文同因老母去世，解官回家乡永泰服母丧，每日只能靠读书、写字、作画、睡觉来打发时光。秋天，文同在家居东偏的空岩前，营造了一栋宽敞漂亮的房屋，作为书房兼画室，命名为“墨君堂”。墨君即墨竹，东晋名士王子猷（王徽之）居皆种竹，称竹为君，尝言“不可一日无此君”。文同比王子猷更进一层，他一生爱竹、种竹、咏竹、画竹，以竹为友，达到了“其身与竹化”的地步。他称墨竹为“墨君”，并“作堂以居君”。“墨君堂”寄托着文同的精神理念，是他以竹发妙、画如其人风格的具体表现。
文同十分喜爱自己创建的“墨君堂”。在一个秋夜，月光澄静，山色幽微，娟娟竹影倒映在粉墙上，随风摇曳，婀娜多姿。在这万籁俱寂、如梦如幻的环境中，诗人画家文同仔细欣赏着自己的建筑杰作，把它比之为王子猷的居室。他写下了《墨君堂》赞美诗：
嗜竹种复画，浑如王掾居。
高堂倚空岩，素壁交扶疏。
山影覆秋静，月色澄夜虚。
萧爽只自适，谁能爱吾庐？
王子猷曾作大将军桓温的参军，参军为掾吏，故称之为“王掾”。文同对“墨君堂”自然是心有所托，然而除了自己之外，对其中包含的深意，又有谁能够真正理解呢？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而又自具风格，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苏轼生平爱竹，“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所以他画得一手好竹，是“湖州竹派”的重要人物。苏轼亦善作古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故；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故，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
苏轼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等。
熙宁元年（1068）七月，苏轼、苏辙兄弟在家乡眉山为父亲苏洵服丧期满。冬天，他们取道成都梓州阆州长安返回京城。由梓州至阆州，盐亭永泰都是必经之地。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十分高兴地拜访文同于永泰东谷里居墨君堂上。文同热烈欢迎他们的到来，并请他们为墨君堂作文赋诗。才思敏捷的苏轼当即为之作《墨君堂记》：
凡人相与号呼者，贵之则曰公，贤之则曰君，自其下则尔、汝之。虽公卿之贵，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则进而君、公，退而尔、汝者多矣。独王子猷谓竹君，天下从而君之，无异辞。今与可又能以墨像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属余为文以颂君德，则与可之于君信厚矣。
与可之为人也，端静而文，明哲而忠。士之修洁博习，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于与可者，非一人也，而独厚君如此。君又疏简抗劲，无声色臭味可以娱悦人之耳目鼻口，则与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贤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气焰亦未至若雪霜风雨之切于肌肤也，而士鲜不以为欣戚丧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时之变亦大矣，而君独不顾。虽微与可，天下其孰不贤之。然与可独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贤。雍容谈笑，挥洒奋迅而尽君之德。稚壮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势，风雪凌厉以观其操，崖石荦确以致其节，得志遂茂而不骄，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独立不惧，与可之于君，可谓得其情而尽其性矣。
余虽不足以知君，愿从与可求君之昆弟子孙族属朋友之像而藏于吾室，以为君之别馆云。
苏轼拟竹为人，借题发挥，淋漓尽致地阐述了文同与“竹君”的关系。整篇文章如行云流水，妙论横生。“得志遂茂而不骄，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独立不惧。”这简直就是对文同精神的绝佳赞美。苏轼盛赞了文同墨竹高超的艺术水平，并借题发挥，歌颂了竹子不畏严寒酷暑、雨雪风雹而永远保持自己青翠本色的高尚品质，实际上是歌颂了一种理想的高尚人格。
文同的《墨竹》经常表现为一竿悬崖竹，虽屈曲求伸仍不移其性，其凛凛素节仿佛与可自己的化身。东坡叹道：“想见亡友之风节，其不屈不挠者盖如此云。”（《跋与可纡竹》）“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身心俱遗，自然物我两忘，如庄周梦蝶。庄周早已仙游，苏轼也追随文同而去，个中风情，世上还有哪个能解？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正月，文同改知湖州太守，二十一日病逝于赴任途中的陈州（今河南淮阳）驿舍。苏轼得知噩耗，悲痛欲绝，“气噎悒而填胸”，接连三日，“夜不眠而坐喟，梦相从而惊觉，满茵席之濡泪”，浑泪写下了《祭文与可文》。
维元丰二年，岁次己末，□□□□朔，五日甲辰，从表弟朝奉郎、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权知徐州军州事骑都尉苏轼，谨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湖州文府君与可之灵曰：
呜呼哀哉！与可能复饮此酒也夫？能复赋诗以自乐，鼓琴以自侑也夫？
呜呼哀哉！余尚忍言之。气噎悒而填胸，泪疾下而淋衣。忽收泪以自问，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乎！道之不行，哀我无徒。岂无友朋，逝莫告余。惟余与可，匪亟匪徐，招之不来，麾之不去，不可得而亲，其可得而疏之耶？
呜呼哀哉！孰能惇德秉义如与可之和而正乎？孰能养民厚俗如与可之宽而明乎？孰能为诗与楚词如与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齐宠辱、忘得丧如与可之安而轻乎？呜呼哀哉！
余闻赴之三日，夜不眠而坐喟。梦相从而惊觉，满茵席之濡泪。念有生之归尽，虽百年其必至。惟有文为不朽，与有子为不死。虽富贵寿考之人，未必皆有此二者也。然余尝闻与可之言，是身如浮云，无去无来，无亡无存。则夫所谓不朽与不死者，亦何足云乎？
呜呼哀哉！
回想文同生平，常常心为不平，他是那么一个宽厚和平的人，却到处受人打击，遭人排挤，诗赋造诣那么高超，而世人短见，只看重他画的墨竹，生前被人嫌弃，百般委屈，死了，忽又人人惋惜起来。说到他自己，更是凄怆：“自闻与可亡，胸臆生堆阜。悬知临绝意，要我一执手。相望五百里，安得自其牖。遗文付来哲，后事待诸友。”
神宗元丰二年正七月，苏轼在湖州将收藏的名画拿到院子里去晾晒。看到了文与可的《筼筜谷偃竹》，禁不住泪如泉涌,心潮起伏,见物生情, 含悲写下了那篇情文并茂,流传千古,别具一格的《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子由为《墨竹赋》以遗与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耶？”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
与可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缣素而请者，足相蹑于其门。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曰：“吾将以为袜材。”士大夫传之，以为口实。及与可自洋州还，而余为徐州。与可以书遗余曰：“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袜材当萃于子矣。”书尾复写一诗，其略云：“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予谓与可，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与可无以答，则曰：“吾言妄矣，世岂有万尺竹哉！”余因而实之，答其诗曰：“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与可笑曰：“苏子辩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将买田而归老焉。”因以所画筼筜谷偃竹遗予，曰：“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筼筜谷在洋州，与可尝令予作洋州三十咏，《筼筜谷》其一也。予诗云：“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与可是日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
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没于陈州。是岁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
这篇题画记通过对画竹相关的绘画理论的阐述和对往昔赠诗为乐的往事的描述，表现了作者对文同的真挚情谊，表达了苏轼对文同的深切悼念之情。
元丰三年（1080）正月，文同死后一年，苏轼离京被贬官赴黄州，途经陈州，与苏联辙一同在陈州协助料理文同的后事。在陈州，苏轼见到文同的草书飞白，作《文与可飞白赞》。正月十四日，苏轼将离开陈州赴黄州，作《陈州与文郎逸民饮别，携手河堤上作此诗》，诗中有“君已思归梦巴峡”句，感叹文同已魂归故里，而自己为了仕途却在外漂泊。四五月间，文同灵柩过黄州，苏轼又写下了《黄州再祭文与可文》
从表弟苏轼，昭告于亡友湖州府君与可学士文兄之灵。
呜呼哀哉！我官于岐，实始识君。甚口秀眉，忠信而文。志气方刚，谈词如云。一别五年，君誉日闻。道德为膏，以自濯薰。艺学之多，蔚如秋蕡。脱口成章，粲莫可耘。驰骋百家，错落纷纭。使我羞叹，笔砚为焚。再见京师，默无所云。杳兮清深，落其华芬。昔艺我黍，今熟其饙。啜漓歌呼，得淳而醺。天力自然，不施胶筋。坐了万事，气回三军。笑我皇皇，独违垢纷。俯仰三州，眷恋桑枌。仁施草木，信及（上鹿下加，读jiā）麇。昂然来归，独立无群。俯焉复去，初无戚欣。大哉死生，凄怆蒿焄。君没谈笑，大钧徒勤。丧之西归，我窜江濆。何以荐君，采江之芹。相彼日月，有朝必曛。我在茫茫，凡几合分。尽此一觞，归安于坟。
呜呼哀哉！
元丰四年（1081），文同去世后两年，苏轼在黄州贬所写了《文与可琴铭》，追忆故人。元丰七年（1084）十月，苏轼在宜兴的小船中，想起了已过世五年的文同，遂将自己在熙宁九年（1076）作的《寄题与可学士洋州园池三十首》全部书写出来，并添加了跋文。文曰：“久不作小楷，今日忽书此一纸，元丰七年十月六日宜兴舟中。”元丰八年（1085），苏轼见文同墨竹发出了“笔与子皆逝，诗今谁为新，空遗运斤质，却弗断兹人”的悲叹。
哲宗元祐元年（1086）正月十二日，苏轼作《题憩寂图诗》，诗中回忆起文同有关墨竹的话：“文与可尝云，老夫墨竹一派，近在徐州。”此时，苏轼作为元祐重臣，在京任起居舍人，睹物伤情，作《书文与可墨竹并叙》和《题文与可墨竹并叙》。元祐二年（1087）秋，苏轼作《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元祐八年（1093），文同去世十四年，苏轼见文同遗墨而嗟叹，作《文与可画赞》，这是苏轼有关文同的最后一篇作品。
苏轼与文同情深谊厚，但相见时日不多，他们主要以书信往来、诗文唱和来表达。据统计，文同有关苏轼的诗文有19首（篇），苏轼有关文同的诗文有79首（篇）。两人从初识到交往甚密，时间长达十五年之久，他是苏轼一生中交往时间最长，诗文往来最多的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