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离不开假说，一种假说是所谓“解释性假设”:即建立一个假说或理论,用来解释经验和历史,即阐释历史。但经济学假说是从大量经验事实中抽象出来的“公理性”假说,经济学从这个假说出发,对经验和现实进行推理性研究。从根本上讲,经济学的任何假设和命题,都必然来源于经验和事实，但经济学研究不可能完全从经验和事实的归纳开始,已有的理论成就,具体说就是符合经验事实的假设,同样是经济理论研究的起点，这就是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然而,本来作为经验科学或实证科学的经济学,一旦以假设作为研究起点,就有可能走进形而上学误区,即经济理论的验证,不是依赖于理论对经验事实的相符性,而是依赖于自身逻辑的严密性。所以,经济理论的正确性,就取决于假设的正确与否。一种源于事实的科学假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会对经济学研究起主导作用,例如著名的“经济人”假设,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任何一种假说或一种假设失去其实证正确性以后,如果不对其进行修改,就会导致整个经济理论大厦的倾斜。
目前,新古典经济学正面临这种尴尬和挑战。英国研究方法论的经济学家布劳格,一方面认为新古典主义是把真实的正确前提或假说作为基础的学科,另一方面批评新古典主义未能将实证原则贯彻始终。他指出:“现代经济学的主要弱点在于不愿使它所产生的一些理论包含一种可以明显地被驳倒的结论,随后又普遍地不愿把这种结论同事实相对照"。美国经济学家艾克纳,批评新古典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养成“一种几乎是不可更改的演绎推理的偏好”，过分强调完全公式化理论体系的发展,而缺乏足够的行为假设和前提条件等的经验基础。美国经济史学家诺思进一步从两个方面对新古典经济学提出批评:一方面,新古典经济理论没有时间概念,它所研究的是某一时点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没有交易费用概念,没有制度分析。究其根源,就在于缺乏历史感。
不论证实还是证伪,都是经济学发展的形式，经济学要不断发展,就必须始终保持一个开放体系,这种开放也包括对经济史的开放,就是要不断接受经济史经验与事实的证实与证伪。在经济学发展的常态阶段,经济史不断为经济理论提供实证材料,支持经济理论的各个假设和命题,使经济理论不断完善和发展。然而,证实的方法,只能导致经济科学在量上的积累,而不能导致质上的革命，不仅如此,当经济学形成固定范式以后,还会出现排斥新理论、新方法的保守倾向。这个时期,经济科学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创新和革命，经济学创新任务的提出,是由于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现有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现象。然而,这种情况还不足以推翻现有经济理论,所以经济学可以求助于经济史。
经济学方法的证伪主义出现,一方面是受了科学哲学中证伪主义的影响,但更重要的还是经济学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受到现实经济的挑战,导致原有信条的危机。此外,经济学的证伪之风,还来自经济史学的进展。例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模型,主要通过各种物质要素的变化来说明生产率的变化和经济增长,而未考虑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在技术要素不变的情况下,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但美国经济史学家诺思,通过对16--18世纪国际贸易史的研究考察,证明在这个期间,航海技术并没有发生变化,但世界贸易量却大大增长了,其主要原因在于国际贸易体制更为合理,运输航线更加安全,从而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最终使得海洋运输生产率大大提高。诺思的贡献不仅在于证实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命题,而且是对古典增长理论的一次重大证伪。
作为经济史学,前提假设一方面来源于历史学家和经济史家的哲学见解,另一方面直接来源于经济学理论。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就是“经济人”假设。历史哲学也认为,历史学家是根据“人性中的可能”来判断过去的历史,历史学中的普遍命题和假设都来源于历史学家对人性所作的基本判断，但不同的是,在经济学中“经济人”被认为是万古不变的普遍人性,而历史学中的人性假设,却不是一个不变的常数,而是“以最显著的方式随着每一个时代而在变化着”的。这种观点事实上要比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客观得多，产生这种区别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有无历史感。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将他们所考察的经济世界,看作永恒不变的世界,因而人的本性及其行为也是不变的。但作为经济史学,它考察的是一个变化着的经济世界,人性假设也不可能永恒不变，如果经济史也如同经济学一样,从不变的人性出发,就不可能区别不同的历史时代。所以,从经济学提供的前提假设出发研究经济史,绝不是要从这种假设反推出一个符合经济理论的经济史,正如我们不能从“义利论”还原出一个“君子国”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