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犹如一道刺破夜空的闪电，震惊了北洋军阀统治下的黑暗中国。“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把全国各阶层人民动员和团结起来，为挽救国家的危亡和争取民主自由而斗争。敏感而富有抗争精神的青年学生首先一呼而起，成为这场伟大爱国运动的先锋。“六三”以后，中国的工人阶级第一次独立地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运动的主力。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高潮来到了。五四爱国运动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1918年，长达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意大利的失败而告终。11月11日，在法国贡比涅森林的一列火车上，德国人签署投降书的那一刻，中国也成了战胜国。中国1917年加入协约国一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虽未曾派出一兵一卒，只派了一些劳工到欧洲，但不管怎么说，具备了参战国的资格。消息传到中国，北京举行了三天大庆，上万人上街提灯庆祝。当时“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北京政府更是借他人之光以自炫，在故宫内的太和殿前举行了四五个小时的阅兵典礼，并请各国公使等参加观礼。
中国人如此热心于庆祝欧战的胜利，同美国总统威尔逊著名的“公理战胜强权”演说有直接关系。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演说中提出《和平条款十四条》，轰动一时。在《十四条》里，威尔逊不仅提出各国在外交事务中“均须开诚布公”和“以国际之公意”为准则，还提出战后“对殖民地之处置，须推心置腹，以绝对的公道为判断”。条款的最后提出，“组织国际联合会，其实旨为各国交互保障其政治自由，及土地统辖权。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之利权”。威尔逊的这些说辞对饱受弱国之苦、渴望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中国人来说，犹如大旱云霓，人们几乎不假思索就掉进了“公理战胜强权”的迷雾中，并对美国产生极大的幻想。胡适在北大演说中溢美之词连篇，声称：“这一次协商国所以能大胜，全靠美国的帮助。美国所以加入战国，全是因为要寻一个‘解决武力’的办法。”“把各国私有的武力变成了世界公有的武力，就是变成了世界公有的国际警察队了。这便是解决武力的办法。”陈独秀则在《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中说：“美国大总统威尔逊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好人。”胡适、陈独秀等人的言论影响了更多的青年学生。当时北京各校的学生，有不少人竟跑到美国使馆区高呼：“威尔逊大总统万岁！”
1919年1月，随着巴黎和会召开日期的临近，中国社会各界舆论中充满了更多的幻想，报纸杂志纷纷著文庆祝。中国人以为，经此世界大战，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可以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争得关税自主的权利，收回被日本占据的青岛和胶济路，在世界上抬起头来做人。在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1月5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把欧战的胜利说成是“协约国及美国之大战成功”，说这次巴黎和会召开时，中国可以“挽百十年国际上之失败”，使中国能够“与英法美并驾齐驱”。不仅青年学生和普通民众这样想，外交界的大人物也这样想。因此，中国政府对巴黎和会同样期待甚高，听闻与会代表有三个等级，即5人、3人和2人，中国似乎想都没想就派出了5位正式代表。他们就是：陆征祥（外长）、顾维钧（驻美公使）、王正廷（代表南方军政府）、施肇基（驻英公使）和魏宸组（驻比公使）。然而，让中国人大失所望的是，巴黎和会的组织者们把中国编排在最后一个等级，代表团到了巴黎才知道，中国政府只能派两人出席和会。“中国仍属向隅”的现实就像一瓢冷水，一下子浇灭不少中国人的热情。
1月18日，让世人瞩目已久的巴黎和会终于在凡尔赛宫正式开幕。参加和会的有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中国等20多个国家，共计代表1000多人。但实际上，操纵会议的仅仅是英、法、美三国，一切重大问题，皆由它们决定，其他国家只是在讨论和其有关的问题时，才能列席。
中国代表团最初还对和会抱有很大的希望，因此，在提交的议案中提出了以下7个条件：
一，废弃势力范围；
二，撤退外国军队、巡警；
三，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
四，撤销领事裁判权；
五，归还租借地；
六，归还租界；
七，关税自由权。
从这些要求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代表们的意图，就是一揽子解决自鸦片战争以来，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的所有问题。另外，由于当时中国留欧学生的强烈要求，中国代表团又追加了一项提案，请求和会取消1915年5月25日的中日协约（即“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
但是，和会的最高会议以这些问题不在讨论之列的借口，拒绝了这两份提案中的所有要求。此时，一小部分明智的中国人开始产生怀疑：公理不是战胜强权了么？2月2日，《每周评论》上的一篇随感录就巴黎和会挡回中国代表提案一事，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对于参战，简直算没有出力，如今若在和平会议席上，提出无数的要求，固然可耻。但是在各国方面，要把这个理由来拒绝中国，难道公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国力强弱分配权利吗？”
提案被拒，中国代表的唯一希望就是解决山东问题，大部分中国人也退而求其次，将注意力转到山东。
27日开始，由美、英、法、意和日本代表组成的所谓“五人会议”讨论德属殖民地问题，中国代表被列席参加。在此后连续几天的会上，中日两国代表就山东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日方声称胶州湾租借地以及铁路并德国人在山东的所有他种权利，均应无条件让与日本。中国列席代表从山东的历史、地理以及文化讲起，说明青岛完全是中国的领土，不容有丝毫的损失。胶州湾租借地、胶济铁路及其他一些权利，应直接交还中国。日本代表强词夺理，说胶州湾已经在事实上成为日本的领属，中日两国之间已有关于胶州湾之约，关于胶济铁路也有成约，等等。中方代表据理力争，说中日间的密约皆是中国被迫而订，而且是一种临时办法，应该由和会作最后的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