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哲学就与人生、生活密切相关。在西方哲学发源地的古希腊，苏格拉底就认为，哲学是关于人生知识和道德行为的一种学问， 学哲学就是学做人；柏拉图认为哲学是研究理念的一种学问；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要研究“形而上学”问题即经验之后的实在的问题。“希腊三哲”都非常强调哲学追问人生的意义，注重道德践履。现代西方哲学家对哲学的理解莫衷一是，但认为学习哲学对于人安身立本、探究生活意义和价值至为重要。新托马斯主义认为，哲学的任务是帮助建立一种基于信仰的真理，对神学的神秘部分进行解释 ，对坏的信仰的谬论进行驳斥，这是一种精致的神学；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哲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哲学的真正社会作用在于批判现存的不合理社会，探索一个合理社会，社会问题是哲学的中心问题，哲学是批判的社会理论；存在主义者认为，哲学是人学，是一种关于人的本体论和伦理学。中国哲学的发展有自己的特点，但与西方哲学不无相似之处，那就是认为，哲学必须研究人生的意义，关注伦理实践。甚至可以说，从一开始，中国哲学就把伦理学置于哲学的中心，无论是谈天人关系、身心关系、形神关系、知行关系、名实关系，都是为了人生的目的，规范人的行为。例如《礼记·表记》谈到殷人思想时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思而后礼”，这里的“礼”既有祭礼仪式又含有伦理规范的含义；孔子提倡“正名”，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好像是在谈名实相符的逻辑问题，实质是在辩证礼制等级方面的名称和名分。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道德经》宣扬，“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伦理思想，美学思想。这样看来，尽管古今中外哲学家们的哲学观五花八门，各种各样，但相对哲学究竟是什么也有共识：那就是哲学与人生密切相关，哲学应洞察人生真谛，关注人的生活世界。
当然，哲学关注人的生活世界，并不是说它能提供物质生活资料来满足人民的需要，它确实没有这样的能力；但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说，哲学的功用在于为人的生活提供终极意义的支撑，是一种植根于现实生活的终极关怀。人类活动形式多种多样，可以归结为经济、政治、文化三大基本领域，它们分别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三大基本需要。经济活动满足人类一定的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政治活动满足人类一定的社会秩序的需要，文化活动则满足人类一定的生活意义 的需要。哲学当然是一种文化，或者说首先是一种文化，并且是文化的核心，它的首要的功能无疑是满足人类生活意义的需要。但哲学又不同于一般的文化，它是满足人们形而上的精神需要，即对于生活的终极意义的追求。在现代条件下，哲学的这种基本功能更加凸现了。工业革命以来科技理性的恶性膨胀，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等等，造成了社会物质欲求与精神追求的分裂，使整个人工业革命以来科技理性的恶性膨胀，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等等，造成了社会物质欲求与精神追求的分裂，使整个人类文明向物欲倾斜。社会因素的复杂多变，也使得人们很难弄清生活的最终意义，许多人甚至怀疑生活的最终意义，所谓“意义失落”、“信仰迷茫”是在许多社会成员中存在的精神现象。这说明，生活在社会大变动时期的人们，特别需要哲学的帮助，需要哲学提供生活意义的支撑。
必须注意到，随着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和学科结构的建立，哲学日益学院化、专业化和职业化，哲学也就日益疏远了它的生活世界之根。在更加精巧和技术化的形式中各种哲学派别相互分离、彼此隔绝，以致不仅一个哲学家无法理解另一个哲学家的陈述和论证，而且他对另一个哲学家所从事的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工作也感到迷惑不解。哲学的危机某种意义上说，根源在于哲学与生活的严重脱离。哲学如果一味驰骋旁鹜，极尽巧智，而不返本归原，终将在智慧的卖弄中而消散。正因为如此，20世纪后半叶以来哲学家们竭力呼吁“面向事情本身”、“转向生活世界”，试图重建哲学与生活的联系，以结束哲学的“无家可归”与民众意识的“无依无靠”的景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