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民国时如何过春节
A-A+2015年2月12日07:08东方网评论
一从冰心回家看民国春运
1929年12月14日，农历十一月十四，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冰心准备从北京回家过年。
冰心为什么这么早就要赶回去呢？原因有三：
第一，她接到了父亲发来的电报，得知母亲病重，急于回去照顾病母。
第二，当时是国民党执政，国民政府继北洋政府之后，又开始了一轮废除农历、取消春节的运动，年假只在元旦时放，到了除夕和大年初一还要照常上班，最多只象征性地给两天假期，冰心要想跟父母过一个团圆年，是不能等到除夕才回去的。
第三，民国交通落后，路上需要消耗大量时间，只有提前动身，才能及时抵达。
至于民国交通有多落后，我们看看冰心在旅途上总共花了多少时间就知道了。
你知道，冰心祖籍福建，但她的家人却不在福建，而是在上海定居——冰心的父亲谢葆璋已经从海军部次长的位置上退休，在上海法租界租了一幢小洋楼，跟妻子、儿孙和仆人们住在一起。
从北京到上海，路程不能算远，坐飞机的话，最多两小时就到了，就是乘坐火车，也用不了太多时间。但是中国航空起步太晚，普通人要到抗战胜利以后才有坐飞机旅行的可能，所以冰心只有坐火车。问题是在1929年冬天，蒋介石的中央军跟冯玉祥的西北军之间正在打仗，从北京去上海所必经的津浦铁路暂时被军队占用，旅客们必须要走海路：先乘京津列车到天津，再从天津出海到浦东，然后再搭乘轮渡过黄浦江，然后再乘坐无轨电车去上海市区，最后再雇人力车回家。
12月14日一大早，冰心就给旅行社打电话，要求代买一张从天津去上海的船票，人家告诉她：这几天回上海过年的人特别多，所有的舱位都卖完了，最快也得等到19号才能有票，而且还是最差的四等舱。冰心斩钉截铁地说：“无论如何，我是走定了，即使是猪圈，是狗窝，只要能把我渡过海去！”就这样订下了19号的船票。然后她又去火车站买好了去天津的火车票。
冰心在12月18日下午4:50坐上火车，到了晚上7:00才到天津，路上花了两个多小时。出了天津站，冰心乘坐公交车去天津国民饭店开房休息，等着第二天上船。
12月19日下午2:30，冰心在天津登上“顺天”号轮船，但是直到当天夜里10:00，这艘船才缓缓开动。船上的乘客确实很多，每一个船舱都挤满了人，冰心乘坐的那个小舱不过五六个平米大小，却有上下两层四个铺位，而且除了冰心，每个铺位上的乘客都带着孩子，吵骂声、喧闹声夹杂着油味儿、垢味儿和烟味儿扑面而来，闹得冰心没法休息。
“顺天”号驶出塘沽，风浪很大，冰心身为海军部次长的女儿，打小见惯风浪，从不晕船，可是其他乘客却呕吐起来，以至于冰心连波涛声都听不见，只听得见人们的呕吐。每到吃饭的时间，茶房一叠声地叫喊“吃饭咧”，她都没有胃口，不饮不食，只想睡觉，因为睡着了就安静了。
12月22日下午6:00，轮船终于停靠在上海浦东，这一路上整整用去68个小时。如果再算上冰心在天津等船的时间和在北京等候船票的时间，从北京回一趟上海居然要花八九天时间！您可以想见在民国时代回家过年有多么难。
如果冰心不是在1929年回家过年，而是选择在1924年，那么她的旅途就会轻松很多。在1924年，京沪之间虽然也没有直达的列车，但是可以换乘，这样冰心就不用再走海路了。譬如她上午9:00在北京东站乘坐特快列车出发，第二天晚上8:00可以到苏州，然后在苏州换乘“沪宁特快”，当天晚上10:00就能抵达上海北站，全程只需要57个小时。
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冰心必须能保证自己买得到特快列车的车票，因为每到临近元旦的时候，特快列车总是很抢手，需要托关系、走后门才能买得到票。而如果冰心买不到这样的车票，那她只能乘坐普通列车回上海了。
坐普通列车回家过年是什么情形呢？请允许我引用一段民国作家程瞻庐的描述：
拥挤！拥挤！三等车变成五层楼了！
最高一层的搭客，兵士居多，踞坐车顶；
其次，高卧两旁搁板上，放行李杂物的搁板；
其次，坐椅靠上，三等车间之靠背；
其次，坐椅上；
最下一层，坐地板上。
因为拥挤的缘故，我左脚上的袜带脱了，使一个金鸡独立势，提起左脚，把袜带搭好了，然后踏下，却已失去了原有的立足地；原来我左脚的地盘已被他人占去了。踏在那儿，是人家的脚背；踏在这儿，又是人家的脚背。我懊悔爷娘给我多生了一只脚，以致没有摆处……
二民国人怎样拜年
同样是民国人，拜年的规矩有着很大区别。
首先是时间上的区别：公职人员大多是在“国历年”也就是元旦期间拜年，例如鲁迅在教育部上班的时候，他们单位的同事都是在元旦当天互相拜年，到了元月4日“年假”结束的那天，再去单位搞一个“新年茶话会”，相当于现在的“团拜”。而平头百姓比较守旧，一般都是在“废历年”也就是春节期间拜年。
其次是地域上的区别：北方风气不开化，先男人拜年，然后才是女人拜年，尤其在民国前期，从正月初一到初五，大街上穿着长袍马褂打躬作揖恭喜发财的几乎全是男人，到了初五以后，才能见到女人上街，去七姑八姨家串门拜年；而南方得风气之先，除了祭祖的时候女人得靠边站以外，拜年则能跟男人并驾齐驱。
另外在拜年方式上也有区别。传统的拜年方式是作揖和磕头，平辈之间作揖，晚辈给长辈拜年得磕头，当然长辈也得给晚辈压岁钱。新式的拜年方式是发名片：把自己的名片塞到人家门缝里，或者交到人家的仆人手里，连招呼都不用打，就等于拜过年了。
不过也不是随便拿一张名片就能拜年，因为拜年的名片有讲究——必须要“挂红”。什么叫“挂红”呢？就是说要么红纸黑字，要么白纸红字，总之名片上得有红色，这是表示喜庆的意思。除了“挂红”，名片上最好再带上“口彩”，例如“恭贺年禧”、“恭贺新禧”、“恭祝年丰”这样的祝福语。民国的上流人士到了该拜年的时候，往往会专门定制一批既“挂红”又带“口彩”的名片，这些名片平日不用，专供拜年。
民国人用名片拜年，有点儿像现代人用手机发祝福短信，简便，快捷，省钱，省心。但是不省力，因为你得跑到人家门口，一家一家地投递，就跟邮递员似的。有的人自己不出门，把名片印好后，列一清单，交给仆人，让仆人照着清单的地址挨家挨户去送。当时管这种拜年方式叫做“飞片”，意思是自己家中坐，名片满天飞，只需要动动嘴就把所有人的年都给拜了。
显而易见，“飞片”是最偷懒也最缺乏诚意的拜年方式，我觉得这样拜年很像咱们现代人群发贺年短信。
三鲁迅、老舍为何元旦放假春节上班？
现代中国有两套历法：阴历和阳历。在日常生活中，这两套历法并行不悖，所以我们每年都会有两个年初和两个年尾。我们管阴历的年初叫春节，管阳历的年初叫元旦，春节是阴历的新年，元旦是阳历的新年，这两个新年，我们都要过，都要放几天假，只是在形式上，阳历的新年远远没有阴历的新年过得隆重罢了。
民国人是不是也有两套历法和两个新年呢？
让我们翻开鲁迅的日记。
1917年1月1日，也就是元旦那天，《鲁迅日记》上写的是“休假”。
1917年1月2日，元旦过后的第二天，《鲁迅日记》上写的还是“休假”。
1917年1月3日，还是“休假”。
到了1月4日，“上午赴部办事”，鲁迅开始上班了。
也就是说，在1917年元旦，鲁迅的单位放假三天，放假时间是1月1日到1月3日。
但是到了1917年1月23日，也就是那一年的春节，鲁迅却在单位上班，他的同事们也都在单位上班。此后的1月24日、1月25日、1月26日，仍然照常上班，丝毫没有放假的迹象。
由此可见，在1917年，在鲁迅的工作单位，元旦放了假，但是春节不放假。
不光1917年，再往前追溯，从1916年一直追溯到1913年，每年过元旦，鲁迅都有三天假期，而春节期间都是照常上班。
那时候鲁迅的工作单位是教育部，元旦放假而春节不放假，并非教育部这一个机关的特色，而是所有行政事业单位的通例，包括学校也是如此。
老舍先生写过一篇《我的母亲》，回忆他年轻时在“北京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当校长，到了阴历年的年尾，学校照常上课，除夕不许回家祭祖，大年初一也不许回家拜年。老舍怕母亲一个人在家寂寞，特意请了两个小时的假，回家探望母亲。母亲很高兴，以为儿子要在家过年，哪知老舍说一会儿还得赶紧回学校，母亲愣住了，半天才叹口气说：“走吧，小子！”老舍心里难过，在赶往学校的路上，看见街上那么热闹，想起母亲在家那么冷清，泪水遮迷了他的双眼。
老舍是校长，他想在家陪母亲过年，宣布学校放假不就行了吗？还真不行。第一，学校的年假已经在元旦期间放过了；第二，春节不放假是北洋政府的强制规定，连教育部都不敢放假，老舍的小学要是胆敢“逆天行事”，那他这校长就当到头了。
四民国春节为什么不放假
为什么元旦能放假，而春节反而不能放假呢？因为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先生曾经发布《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电》，要求废除阴历，改用阳历。后来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又通过内政部发布命令，要求国人从1913年起跟阴历彻底断绝关系，举凡端午节、重阳节、元宵节、春节、七夕等等按阴历走的传统节日，一律改成按阳历过。
譬如除夕，本来是阴历的腊月二十九或者腊月三十(视大小月而定)，现在要改到公历的12月31日。再譬如春节，本来是阴历的正月初一，现在要改到公历的1月1日。这样一来，传统的“旧新年”就等于被强制取消了，只剩下元旦这个“新新年”，所以新年只能在元旦过，年假只能在元旦放，到了真正的春节那天，反而要照常工作。
袁政府可不是简单地发布一个命令就完事了，还实实在在地派出专员对机关和学校进行督导，发现哪个单位不在元旦那天放年假，要处罚；发现哪个单位敢在春节那天放年假，也要处罚。所以在民国头几年，像鲁迅和老舍这些吃财政饭的国家人员，新年都是在元旦过的，他们始终都没有过上一个真正的春节。
至于不吃财政饭的平头百姓，一样要受到监管，市民们刚开始怕撞到枪口上，也不敢过春节。例如1913年的正月初一，北京城里几乎听不到鞭炮声——大年初一放鞭炮，说明你还在过阴历的新年，说明你在跟新政府做对，万一被抓起来怎么办？
五“旧新年”把“新新年”打败了
但习俗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腊月底过除夕，正月初一过大年，是老辈子传下来的规矩，世世代代都那么过下去，岂是政府一道禁令就能彻底改变的？另外中国这么大，地方这么多，再加上军阀割据各自为政，仅凭北洋政府当时的威权和行政效能，根本不可能让全国各地一起废除“旧新年”。
我们再看曾经跟鲁迅齐名的四川作家吴虞的日记。1915年1月1日，吴虞起了一个大早，“悬挂国旗，飞片拜年。”这是在响应北洋政府的号召，把春节改到元旦那天过了。可是到了这一年的2月13日，也就是阴历的除夕，吴虞“同香祖、长倩，及楷、桓诸女小饮，完结今年”，跟妻、妾和女儿们一块儿吃了顿团圆饭，说明他仍然把阴历除夕当成一年的年尾。当晚城里“鞭炮之声不歇”，第二天正是大年初一，吴虞“令人持片与少荆太夫人拜年”(《吴虞日记》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可见他是“新新年”也过，“旧新年”也过。新政府不让过阴历除夕，不让过大年初一，吴虞都没有服从，这是因为他是在成都过的年，当时成都处于半割据状态，不怕北洋政府处罚。
到了1918年，大概连北洋政府也觉得强行取消“旧新年”不可行，开始顺从民意，春节期间也允许放假了。
再看《鲁迅日记》，1918年元月的1日、2日和3日，以及2月的11日、12日和13日，都写着“休假”，元月份那三天的休假是“新新年”假期，2月份那三天的休假是“旧新年”假期，就跟咱们今天既在元旦放假，又在春节放假一样。
从民国建立一直到北洋政府倒台以及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政府一再提倡的“新新年”始终冷冷清清，只有机关、学校和一些新派人士会在元旦期间拜年、吃饺子、召开“新春茶话会”；而政府一再禁止以及后来禁而不止的“旧新年”却很快恢复了昔日的辉煌，一到除夕和春节，全国上下鞭炮齐鸣。这说明“旧新年”把“新新年”打败了，或者说民俗把政令打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