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确立了把东北建设成重工业基地的重大产业决策。东北，这片白山黑水间丰饶的土地，一时间成为中国工业化进程推进最快的地区。
有分析指出，新中国选择东北作为重工业发展基地，除了比邻前苏联的政治考虑，东北原有的工业基础、丰富的自然资源、发达的铁路运输以及有利的周边贸易环境都促成了重工业中心的诞生。
更具决定性意义的是，中央政府利用集权体制的行政命令，调集全国力量支援东北建设。前苏联援建我国的156个项目，其中不少就建在东北，如鞍山钢铁公司、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哈尔滨汽轮机厂等。 直到20世纪90年代前，东北一直执中国重工业之牛耳，中国的汽车船舶制造、钢铁生产、工业重型装备制造等的相当部分都在东北地区。应该说东北的确曾经有过“共和国装备部”的辉煌。
然而，东北重工业基地的建成主要不是市场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不是民间资本向高效益地区流动的结果，而是不计成本的中央计划的产物。
进入20世纪末，东北十年经济发展陷入一种停止甚至衰退的边缘。到1990年，黑龙江、辽宁、吉林3省工业增长率分别倒数全国第二、第四和第五，经济效益也处于落后地位。机制僵化、资源优势丧失、职工大面积下岗等等问题困扰着这片黑土地。这或许是当年的建设者所无法预见的。
一个经济中心形成后，自我强化和走向衰落的两种命运都可能存在。一旦技术和市场条件发生变化，该经济中心走向衰弱就无可挽回。时至今日，市场导向已居主导地位，继续靠非经济手段支撑东北的发展，其成本也就会越来越高，不仅到头来难以为继，而且还会使得最终的补救成本更为高昂。
中国的工业发展，一直寄托了太多的强国梦想，而强烈“赶超意识”往往转化成“大跃进”式的冒进行为，其突出表现为，政府以计划代替市场，进行产业布局。这一思路从建设东北、“三线”建设，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洋跃进”。
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中央政府提出了所谓支援“三线”建设计划，大量工业项目，包括重工业，由沿海向中国中西部地区大规模转移，造成巨大的浪费。尽管内地的投资比重因此大幅度提高，但工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并没有相应提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片面强调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人为缩小地区差异只能是一厢情愿。
“这也是中国重工业布局中，出现点状布局的原因。”周勤指出，“这一点在大西南、大西北，表现得很突出，产业积聚效应很差。并且政府主导一切，效率缺失，实属必然。”
原第二汽车制造厂的选址可以诠释这个问题。十堰，地处秦巴山区腹地，靠近神农架自然保护区。原第二汽车制造厂就是在1969年，落脚在这片长32公里、宽8.5公里的20多条山沟里。原先这里没有机场，也不通高速公路，进出的主要交通工具是火车，坐火车由武汉至十堰最长时间需10多个小时。很显然，任何一个面向市场的企业都不会选择这里布局。 随着1978年农村经济改革基本解决中国人吃饭后，优先开放沿海城市，加入国际大循环，显得刻不容缓。经济特区的设立，宣布中国开始踏实地实施非平衡发展战略。由南到北，沿海地区次第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一直被忽视的轻工、家电等消费类工业得到了补偿性高速增长。“广货”一时间畅销全国，一举把口碑很好的“上海货”拉下马。到了1990年代，随着经济的全面开放，各大区域的发展在“区域比较利益”的基础上，呈现出多产业、多区位发展态势。其中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沿海地区成为中国最活跃的经济板块。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广东顺德的家电、福建晋江的鞋等等，这些扎堆出现的生产基地，真正形成了经济学家所说的产业集群。
目前，这种产业集群正向重化工演进，新型重化工基地已经出现向东部沿海积聚的苗头，甚至一向重工业薄弱的珠三角也表现出产业重型化的趋势。而这一次，政府似乎刻意淡出，市场的作用已经大大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