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经济史论
老田
新中国早期的快速工业化过程，与西方国家以私人资本主导工业化的历史经验完全不同，是国家主导型的“非西方的工业化道路”。这就使得新中国早期的经济发展，与建立在西方国家工业化经验基础上的经济学知识积累，缺乏明确的对应关系，相应地，研究新中国早期的经济问题，如果把研究视野局限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认识框架里，肯定无法给出适当的理解和评价。
新中国与西方经验的明显区别在于：工业化进程的主导力量是政府而非私人资本，经济主体和劳动者的地位也与市场竞争条件下的私人企业极为不同，而且中国的资源禀赋也与西方国家完全不一样：体现在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存量和相对价格都不一样。由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多年来过分执著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因而未能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历程作出适当的总结。
主流经济学家们强烈表现出想要垄断“改革的解释权”的意愿，但是对于“改革”本身的认识却很可怜，吴敬琏在回顾经济学界几次重要会议的文章中间透露，他们在理论上基本是靠“道听途说”和“现炒现卖”来提出政策主张的，并没有对于发展中国经济的全面认识和通盘考虑。人们今天普遍认识到改革的结果是“医疗改革不成功”、“市场换技术的设想失败了”、“企业改革把企业彻底改垮了”，只要想想主流们在理论上心中无数，在对中国经济现实的把握上又是以一知半解的西方理论进行“生搬硬套”的，那么，这样一场“盲人骑瞎马”的摸索走到今天，确实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主流经济学家们至今仍然拒绝对过去的历史，作出起码的反思和总结，而且还以扣“反改革”帽子为手段，阻挠别人对改革历程作出适当的反思。这其实也很好理解，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能，总是要做点什么才好，“面子价值”对主流们来说也许并不为零；特别是今天主流们的学术地位联系着巨大的职业利益，“反思改革”有打破主流们“话语权垄断地位”的危险，毕竟没有了垄断地位就肯定没有高收益。由于认真总结和反思新中国过去的经济建设历程，已经与主流们的职业利益相矛盾，因此总结工作就只能由主流之外的人士来承担了。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有更重要的利益高于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职业利益总和，也高于主流和非主流的观点分歧。总结和反思工作，对于我们正确地把握过去、现实和未来却越来越重要。客观上就需要有人作一些开拓性的工作，因此老田就不揣鄙陋，作出一些尝试性的工作。由于过去在理论建设方面所存在的欠缺，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历程的总结从来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因此我们今天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作总结和反思，将不得不更多地求助于对经验和现实的记录和叙述。注重事实和经验，显然是认真总结历史的起点，如果简单地套用某种现成的理论，对于那些无法适应既定理论的现实就只能是强行“加工”和扭曲，这样的总结工作就肯定显得“削足适履”了。我的总结工作，将始终把中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技术进步的条件、中国的资源禀赋和管理成本问题，作为分析的主要线索。
国内已经出版的各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在叙述方式和内容安排上，多未能突破“宣传提纲”的局限，共同点是声称“社会主义好、公有制好、计划经济好”，再后来，这些教材按照“时代要求”不得不加上市场经济就是好的内容，就显得“理不直、气不壮”了，再作为宣传提纲都已经不合格了。
一、 新中国的快速工业化目标与“近代史共识”
新中国早期的发展目标，其实是由近代史所给定的重大问题决定的，在中国发展的问题和目标上，应该说整个中华民族都是有共识的。针对近代史中间中华民族面临那些最急迫的民生问题和安全问题，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也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有共识，问题上的共识基本上可以借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生和民权”来简洁地表达。这三大问题反应在国家经济发展上，就是要快速完成工业化进程；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底继续为“大跃进――快速工业化战略”辩护的时候，就自动回到孙中山那里，说“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的未来将有一个大跃进。”
快速工业化战略的内容和作用范围，按照一九六四年三届人大的表述就是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先进技术和工业基础上去支持国家安全目标和民生目标的实现。“近代史共识”已经给定新中国一个历史性的任务：为解决国家安全和民生问题，需要快速工业化战略来支持这两大目标的实现。新中国的建设目标，可以说是因应“近代史共识”而来的。
中国是工业化进程的后来者，等到新中国进行工业化的时候，西方先进国家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之中。中国早期的追赶战略，在技术内涵和跨度上就必须面对这个非常大的差距。追赶战略的生效，意味着中国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通过高积累政策快速实现技术的进步和装备过程。
中国的大跃进：竭尽全力弥补失去的时间。约翰牛（英国）被中国骑手甩在后面，象征着中国决心凭着自己的工业发展来击败西方社会。（转引自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P366）
由于新的机器设备、厂房乃至规模巨大的交通系统建设，都要求大量的剩余沉淀为实物资产，这样的剩余积累和沉淀的规模带来的快速工业化进程，无论如何都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跃进”。
每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要点，以及技术进入装备相应的产业部门所需要沉淀的经济剩余数量（示意图的面积）。示意图的含义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在于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在传统农业时代，就要求有高于庄园自己自足水平的稳定需求，这个稳定需求是工场手工业稳定经营的前提，相应的社会条件是能够在农业时代制造一个“高消费群体”。中国历史上每到王朝末期，社会分化程度急速上升，倒是有一个这样的庞大群体产生，问题在于这一暴富群体剥夺平民剩余水平的水平太高，常常平民阶层的基本生产和生存条件，结果破坏社会政治稳定，导致平民揭竿而起，使得历史上政治革命周期性地发生，最后“高消费群体”随王朝灭亡而消失，超出一般“自然经济的学费水平之上”的市场容量就消失了，无法支持工场手工业长期经营和经验积累达到发明机器的程度。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除非存在对外低成本转嫁内部矛盾的条件，在传统农业时代就不存在“高消费群体”支持工场手工业长期经营的可能，近代英国的工业革命前提恰恰是联系着低成本的对外扩张过程。
第三次工业革命，则要求实现机器的智能化过程，把机器操作者的经验积累用自动控制系统来代替，这一次的技术主要与人力资本的投入和积累相关。而第二次工业革命联系着大机器生产和交通系统建设，要求大量剩余沉淀为机器厂房等，这是高积累政策无法超越的原因，西方先行国家的积累过程在时间上长达上百年，单位时间内的积累强度要求就低；特别是西方国家通过对外扩张政策，往往把积累的成本和代价转移到国境之外去。中国缺乏把积累成本对外转嫁的空间，也实际上缺乏慢悠悠来进行积累的时间，高积累和大跃进都是在中国特定的“时空紧约束”下的唯一选择。
第一次工业革命
（长时间的经验积累，机械引入生产）
第二次工业革命
（大机器和工厂化大规模生产）
第三次技术革命
（智能化机器和人力资本）
快速工业化战略或者“大跃进”，最经典的表述是刘少奇在一九五七年第八届全国工会代表大会上给出的：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要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一起被总称为“三面红旗”。而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宣传运动中间，“三面红旗”被确立为“政治正确性”的标准，为普通民众所充分掌握，这一宣传运动本质上也是在全国范围内“制造认同”的过程，因为认同的提高总是意味着管理成本的降低。
“三面红旗”看上去是带有“口号”性质的宣传措辞，但具有十分具体的制度内涵：就是要在农村强化基层政权的动员能力去组织丰富的劳动力，进行密集的劳动投入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包括农田水利建设，以此保证农副产品特别是粮食的高产稳产，满足工业化和人口增长的需要；而中国有限的经济剩余，优先分配给重工业，以支持快速工业化战略。“三面红旗”的核心是中国早期工业化的根本制度安排，其实质性的制度内涵包括快速工业化战略下的剩余分配顺序和劳动力动员两个主要方面。三面红旗的制度内容在一九五六年关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间确立下来的，并非形成于人民公社运动期间：
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地影响着人民生活的水平和轻工业发展的速度，而且也影响着重工业发展的速度。我国目前农业生产还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需要，今后必须用更大的力量发展农业。但是，在最近的将来我国还不能有很大的农业机械工业和化学肥料工业，还不能进行很大规模的垦荒，水旱灾害也还不能迅速根治。因此，目前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就是要充分发挥农业已经基本上实现合作化这个优越条件，依靠合作社的集体力量和政府的支援，采取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种、推广新式农具、提高复种指数、改进耕作方法、防治病虫灾害等项措施，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快速工业化战略要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段内，实现大规模的投资，要求有限的经济剩余集中使用于重工业。重工业单个项目的巨大投资规模，地方政府往往无法筹集到足够的剩余以支持这样大的投资强度，物资平衡在省市这样的范围内也往往无法解决，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平衡，这就要求中央政府起到更多的组织和主导作用。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曾经要求进行地方分权和企业下放的改革，实际上是不成功的，为此他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做了自我批评（他对于“三面红旗”从来没有后退过，也从不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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