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德”是将自然山水、草木的形貌与人的某些内在品德或碰腊袭道德的对应关系作意象化的比附、暗喻，从而将自然人格化、精神化，人的思想、情感得以物化和对象化。这样，自然的风貌与人的气质便相互沟通，二者在恰适融合的对流运动中彼此化合为一体，从而构成了中国独有的山水文化与山水艺术。
“山水比德”始于孔子，尽管孔子对于绘画的言论确实不多，但是他将“绘事”与“道”、“德”、“仁”、“艺”有机融合，开创了山水比德的先河。孔夫子在《论语·雍也》中说：“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包含了对自然美的赞赏，又包含了对仁、智的赞美，两者比附依托，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是孔子对中国山水画最主要的贡献。
有关“比德”，道家也有类似论述。老子以水喻“道”，将“水”的品德与“道”的本质相互沟通，使二者达到了互为比德的境界。庄子专门发展了“乐山”、“乐水”一面，以“与物有益”、“与物为春”的态度倾心于大自然，成为后世山水画的精神原型。
“比德”在汉代又有所发展，董仲舒、刘向是局明其中的代表。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山川颂》云：“山……似夫仁人志士……水则似有德者”；刘向的《说苑·杂言》分别从“似有礼者”、“似有德者”、“似圣者”等角度论“乐水”；对“乐山”也有独到见解，曾曰：“‘夫仁者何以乐山也’？曰：‘夫山……万民之所观仰……国家以成：是仁者所以乐山也。’”
人们对山水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东晋时期的著名文学家左思《招隐诗》中所说的“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则已经将地理意义的“山水”指向了美学价值的“山水”。自此，人对山水的观照即转变为对自然的美感体验。“山水比德”将“自然人化”和人“对象化”，故人与自然山水通过“比德”这一中介实现了互动与相融，从而对中国山水画的立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真正独立的山水画形成于东晋，这与“山水比德”有很大关系。魏晋倡导人文精神是以人的觉醒为标志，魏晋玄学的主要内容就在于对人格的本体建构。
曹魏时代，由于玄学的盛行，更注重从自然对象的比附中，对人物的精神进行品评。从魏至晋，文士们完成了“以玄对山水”的时代命题。随着文化心理、艺术理论、形式技巧的日益成熟以及由“人物品藻”、“山水赏会”向自然的移情，山水及画山水画论也应运而生。
南朝出现了宗炳、王微等山水画家，此二人不但是艺术实践家，也是艺术理论家。宗炳的《画山水序》、王微的《叙画》等山水画理论著作，充分体现了“山水比德”思想。唐代的张璪善画松，并以此作为人生志向的寄托。他将画中的松与人的情操有机联系在一起，其绘画作品与“道”相关联，从而达到了比德的目的。
由唐入梁的荆浩所作的《笔法记》是一篇充满“比德”的画论。其继承了孔子“山水比德”的思想，托物言志，以松自喻，提倡“君子之风”。这种以物托志、重人格修养的精神对后世的画论及画家的做人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绘画思想中的“比德笑兄”说迅猛发展，并且成为时尚，出现在宋代。欧阳修以“山林者之乐”比喻悠然自得的君子之风。继承欧阳修而完成北宋诗文运动大业者是苏东坡。宋人文同最善画竹，他以诗赋赞竹之“虚心”、“劲节”；苏辙称竹“苍然于既寒之后……追松柏以自偶，窃仁人之所为”。宋人论画不是着眼于艺术对象或客体，而是重在“道”、“心”、“德”，侧重于主体的内在精神世界。邓椿在《画继·杂说》中对李成的山水画也作了比德式的评价，他说：“李营丘多才足学之事……其所作寒林……以兴君子之在野也。”
到了元代，以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为代表的文人画家标举“性情”、“逸气”，倡导“适趣”、“自娱”，“岁寒三友”、“四君子”、“五清”之类的绘画题材日益兴盛。文人画家以物寓志，寄托“比德”精神。
明清两代，对“比德”所论更多。文征明说：“古之高人隐士多写雪景，盖欲假此以寄岁寒明洁之意耳。”；吴历在《墨井画跋》中云：“竹之所贵，要画其节操……”；恽格语：“余画树喜作乔阿古干……可以况君子……”；石涛在《苦瓜和尚画语录·资任章》中引用孔子关于“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思想，将“山”与“水”的灵性与人的精神道德相互比攀，从而将儒家的“比德”思想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揭示了山水的自然特征与人的审美关系，指出自然山水是艺术家的最大蒙养。
由此看来，“山水比德”较深地影响了中国山水画的审美认知，其主要内容如下。
“山水比德”在“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审美观的指导下，将人的主观审美情感“移入”可观的自然对象之中，这种“移情”使自然与人达到同化与共鸣，在此，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完全合二为一，从而形成了中国山水画的审美规范——造化与心源的有机统一。
“山水比德”思想对山水画的不断渗化，使山水艺术的写意性、表现性得以加强，昭示了中国山水画的综合性与独特性。
在“山水比德”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山水画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题材与画科，梅、兰、竹、菊等“四君子”形象早已成为中国文人山水画所青睐的题材，文人画家“以物托志”变成了一种独特的审美表现手法。
当然，“山水比德”作为一种审美范式，由于历史的承传、延续，对当代画家早已成为一种思维定势和创作趋向，如何发扬光大传统遗产，并使之向现当代转型，成为符合现代人审美情趣的新型艺术观念，是当代中国画家必须思考的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