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以学术和小说誉满天下，于是乎，《围城》、《管锥编》和《谈艺录》的煌煌盛名，掩盖了其散文的光芒——似乎很少有人称钱钟书为散文家了。殊不知，钱钟书的散文，内涵丰富，逻辑缜密，文笔老辣，机趣盎然，嘻笑、讥讽、幽默、夸张拟人、引经据典、类比取譬、小说笔法……俱成文章，文风行云流水，几达于“无技巧”之境，可谓自成一家。在我看来，钱钟书不仅是散文家，而且称得上是20世纪现代白话散文的大家。
【一】
对许多人来说，名字只是用于身份辨识的符号，但对于钱钟书教授来说，“钟书”二字则不啻是他的座右铭，是他矢志不渝的信条，也是他“作家兼学者”形象的真实写照。在旧中国，钱先生“兵罅偷生”，尤其是“重之丧乱，图籍无存”令他深深的叹惋；在“文革”中，“经过九蒸九焙”的改造，他提出最不能忍受的只有一条：“没有书”；女儿访英，他也只有一句交代：多买新书。难怪与他鹣鲽相得的夫人杨绛先生曾断言：“他只要有书可读，别无营求。”钱先生如此钟情于书，自有他的道理。用钱先生自己的话说：“有些书，如先秦诸子，特别是孔、孟、老、庄、韩、列，如《左传》、《诗》、《骚》，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书》、《魏书》、《南齐书》，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等，都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基础书、必读书。”他认为，一个人只要多读书，多比较，多思索，就能有自己的见解。这当然是他的切身体会。钱先生到底读过多少书，碌碌如我辈者实难估计。但是，仅《管锥编》一书的引文已逾万种吵基，杜少陵所谓的“读书破万卷”，钱老所读之书之数想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钱先生坐拥书城，手不释卷，直至“朱墨烂然，方谯周独笑”。然而，他是“读书以极其至”，而非“以读书为其极至”。钱先生说过：“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这部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所以，他在酷嗜古今中外文史哲典籍的同时，从来也未放松对于“人生”这部无字“大书”的阅读。
钱钟书先生少年时，读书的“食肠很大”，无论是诗歌、小说、戏曲、“极俗的书”，还是“精微深奥”的“大部著作”、甚至“重得拿不动的大字典、辞书、百科全书”，他都“甜咸杂进”。这个习惯后来贯彻到学术研究当中，就成为他打通学术壁障的不懈努力。当然，钟书“钟书”到了破万卷之境，则后来无论在小说、散文随笔也好，抑或是在学术论著也罢，“下笔有如神”便是自然而然的了。
【二】
钱钟书的散文是典型的学者散文。所谓学者散文，大都具有较强的知识性，主旨不在于表情写景，主要的表现手段也不是抒情、写景或叙事，而是议论、说理和达意。它不是以情感人，而是以理服人，以智启人。钱钟书的散文正是以思想的睿智见长。他好像是把博大的知识海洋融会贯通，浓缩成涓涓清泉和深不可测的一潭清水。杂而博，既是其散文的内容特色，也成其大家风范。读他的散文，你会在表面的驳杂纷繁中，发现其中始终隐现着的智性思辩升模谨的光芒和严整有序、滴水不漏的推理的力量，而这一切又是在从容不迫，“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得不止”（苏东坡语）的行文风格中体现出来的。如数家珍般的知识掌故、信手拈来的名言隽语、爽辣尖刻的类比分析、入木三分的刻画描摹以及让人忍俊不禁而又拍案叫绝的譬喻揶揄，让人大有目不暇接、酣畅淋漓之感。
就数量而言，钱钟书的散文并不多。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散文，主要收在《写在人生边上》，其他散文大多散见于各报纸杂志。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出过两个集子，近几年才又出过一本《钱钟书散文》和《钱钟书杨绛散文》。
钱钟书的散文，常常语出惊人，挟带着先声夺人的力量，使你一旦开读便欲罢不能。如《吃饭》的开头：“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只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佬的小姐，宗旨倒不在女人。这种主权旁移，包含了一个转了弯的、不甚素朴的人生观。辨味而不是充饥，变成了我们吃饭的目的。舌头代替了肠胃，作为最后或最高的裁判。不过，我们仍然把享受掩饰为需要，不说吃菜，只说吃饭，好比我们研究哲学或艺术，总说为了真和美可以利用一样有用的东西只能给人利用，所以存在；偏是无用的东西会利用人，替它遮盖和辩护，也能免于抛弃。”真可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皆文章”。仿佛不经意间，絮码搜絮叨叨之际，人生的感悟、素朴而又不乏真知灼识的哲理，便绵绵而来。
钱氏文体中比喻手法的运用固然是意象审美的需要，但更是打通、博综的手法。钱氏的文章，中心意思主流思想脉络是相当清晰的，但他却并非作狭窄的专门论述，所以他的问题手法常常是旁征博引、散漫扯谈、旁敲侧击、比喻类比，这样，文章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如《释文盲》里写道：“学会了语言，不能欣赏文学，而专做文字学的功夫，好比向小姐求爱不遂，只能找丫头来替。不幸得很，最招惹不得的是丫头，你一抬举她，她就想盖过千金小姐。有多少丫头不想学花袭人呢？”自“不幸得很”以下是比喻后的散发式辐射，对喻体加工发挥，这种描写性阐述的宾意已远，揭示的动机是更深入了一步，自然使文体更加立体了。
再者，钱氏散文还运用了讽刺刻薄的小品文笔法。如钱钟书先生的《写在人生的边上》。“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开头一句就留下大埋伏，随你想去。“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末，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抄到这里，我便觉得有些心虚。让读的人心虚，正是小品文的妙处。《论文人》篇的后半段说：“至于一般文人，老实说，对于文学并不爱好，并无擅长。他们弄文学，仿佛旧小说里的良家女子做娼妓，据说是出于不甚得已，无可奈何。”“据说”两字再次出现，似调侃，堪玩味。文章开头说：“文人是可以嘉奖的，因为他虚心，知道上进，并不拿身份，并不安本分。”欲擒故纵是小品文的章法之一，有点相声里抖包袱的味道。“真的，文人对于自己，有时比旁人对于他还看得轻贱；他只恨自己是个文人，并且不惜费话，费力，费时，费纸来证明他不愿意做文人。在这个年头，这还算不得识时务的俊杰么？”最后一句有畅快淋漓之势。下面一句仍然是让笔者读来心虚的：“至于不事虚文，精通实学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专家，尽管也洋洋洒洒发表着大文章，断乎不屑以无用文人自居……虽然还够不上武人的资格。”钱钟书式的小刻薄初露端倪。好戏尚在别的文章里呢。《释文盲》篇开头照例是闲扯：“在非文学书里找到有文章意味的妙句，正像整理旧衣服，忽然在夹袋里发现了用剩的钞票和角子；虽然是分内的东西，却有一种意外的喜悦。”文章写到中间，那种叫人叹服的刻薄又出现了：“说来也奇，偏是把文学当做职业的人，文盲的程度似乎愈加厉害……看文学书而不懂鉴赏，恰等于帝皇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色盲决不学绘画，文盲却有时谈文学，而且谈得还特别起劲。”
作为卓越的小说家，钱钟书还常常把小说的笔法融入散文，形成了其叙事灵活自如、虚构拟人精妙绝伦的特点。如《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就虚拟了一个温文尔雅、“人性”十足、通情达理的“魔鬼”。每个读者都能从中以文为鉴，照见自己或他人的隐秘世界。这不仅是小说与散文的结合，也是知识与想象的结合。
但钱钟书的学者散文中也常常难免有“掉书袋”的毛病，他不是为知识而知识地炫耀和卖弄，其创作（包括小说）完全可以归入“为人生”的写作之列。正如作者在解释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时说的：“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假如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假如人生是一本大书，那么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了好多空间。”在这里，我们除了看到钱钟书的谦虚外，更能体会到他对人生的态度。
毫无疑问，钱钟书的散文是启人心智的智者的言说，是广泛继承与借鉴中外优秀散文传统、融通中西文化的文化“宁馨儿”。
【三】
“写在人生边上”是值得注意的文体视角。在围城外看围城，在人生边上看人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然而走出了“此山”又如何？“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我们只看到钱钟书永远高高在上的立场，有些学者颇不满意钱钟书那种高于一切人的审视与幽默的超然态度。其实钱氏一直在努力追求作为一个智者，于是“他只好采用一种全知全能式的视角，这才能超脱，能在人性的、价值的、文化的最高角度获得一种客观，保有一种比一切人都聪明的灵感的洞察力”（李嘉建语）。他为谁说话呢？他只为一种存在做解释，所以，他成了一个存在主义者，一个以真理和人类价值为阐述对象的智者。
如今，漫步在人生边上的钱先生步出书页边缘，而他的名字便留在了书底留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