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边安全环境历来是中国国家战略环境的基本组成部分和重要构成因素，建设“和谐世界”的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蓝图，必然要以和谐周边为基础。本文认为，2006年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总体态势是北部稳定、南部缓和、西部改善、东部紧张，具体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安全南移这一近三十年来中国周边安全态势变化的最大趋势仍在继续，当前中国周边的安全威胁主要集中于亚洲东部及南部地区。第二，作为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的重要因素，美国的对华政策在“遏制”和“ 接触”两方面都在加强，美国在亚洲的军事调整和不断强化的美日同盟对当前中国周边安全构成长远威胁。第三，中日政治关系的持续冷淡曾经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的一大症结，随着新一届日本首相的访华，中日关系开始呈现出改善的趋势。第四，朝核问题风云突变，演变成为一场危机，对中国周边安全构成重大考验。第五，中亚地区成为中国周边安全中的一块亮点。通过上海合作组织这一平台，中国与中亚不仅保持了和平稳定的边境，而且以能源为核心的经济合作逐步走向深入。第六，除了传统的军事安全之外，非传统安全因素的重要性日益凸现，特别是能源合作问题将成为影响今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重要变量。全球化和地区合作的发展，使得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相互依存度空前提高，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周边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的周边国家把自身的发展同中国联系在一起。周边国家无疑比其他国家更加关注和深刻地体会到中国发展给当今世界带来的影响，同时，这种关注也难免包含了一些潜在的疑惑。因此，中国要建设和谐世界，首先就要从周边做起，和谐周边是和谐世界的基石。周边国家的发展态势、相互关系以及对华政策动向即周边安全环境，是我们必须高度关注的事项。
所谓周边通常指与中国领土、领海相连接的国家和地区，鉴于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近年来，部分学者在原有周边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大周边”概念，指上述四个区域向外延伸，向西可延伸至里海与波斯湾一线，即与中亚和南亚地域相连的中东地区，向东延伸至与东南亚海域相连的南太平洋地区。周边安全环境是国家战略环境的基本组成部分和重要构成因素。随着中国自身的发展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周边外交在我国外交全局中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本文所指的安全，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军事、政治安全，也包括近年来日益引起重视的反恐、经济、能源等“非传统安全”内涵。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体现为两个层面、多重内容。两个层面，一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层面、二是区域合作的多边层面。不论是双边还是多边关系，又都包含着政治、军事、经济、能源、环境的多重内容。
本文对周边环境的分析以近一年来的情况为主，兼及以往。内容分为五部分：第一，美国的亚太战略对中国周边安全的影响；第二，中日关系及东北亚安全；第三，上海合作组织与俄罗斯、中亚安全；第四，印度与南亚；第五，结论。鉴于本书其他章节的内容安排，各部分不是面面俱到，而是有所侧重。
作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对华战略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的周边安全，这种重要性还在于它不仅仅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的一个单一变量，而且还是影响其他变量的全局性变量。因此认识美国当前布什政府的亚太安全战略及其影响，是我们准确判断形势、把握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变化的重要前提。
“ 遏制＋接触”构成美国近二十年来对华政策的基调，2005年年底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两手都在加强。值得注意的有三个动向：一是美国国务院围绕“中国是否是负责任大国”的议论，二是2006年2月美国国防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和3月白宫的《国家安全报告》两份报告透露的“中国威胁”论调，三是美国继续调整和加强其在亚太的军事部署，同时美日同盟也在悄然经历新一轮强化。
（一）美国的亚太战略：如何应对一个新兴的大国
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就是维持它对全球事务的主导权（我们称之为“霸权”）。在这一总体战略的指导之下，它的亚太战略就是防止在亚太出现挑战其主导权、导致现有秩序和格局逆转的所谓“修正主义”国家。与通常的理解不同，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所谓“修正主义”特指不满现状、致力于改变现存秩序的倾向。美国对华战略都是围绕维护霸权这一核心展开的。美国最担心中国的发展可能将会导致美国在亚洲影响力的降低，甚至将美国最终“挤出”亚洲。
1.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吗？
在美国，现实主义的“政治力学”思维十分盛行。按照这种思维，新兴国家的崛起往往会打破原有的格局平衡，这就是所谓“修正主义”国家，而美国的目标则是防止这种修正主义国家对现有平衡的破坏，即所谓“维持现状”。霸权国的目标是维持现存秩序，修正主义国家也就是霸权的挑战者。因此确定对华战略的前提，就是确定中国究竟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还是所谓修正主义国家，对此美国内部一直存在争论。占主导的意见认为，中国是具有一定的修正主义倾向，但是目标有限、而且不愿冒太大风险的国家。基于这种判断，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是“接触＋遏制”战略。“接触”指的是使用非强制性手段来改善一个崛起的主要大国行为中不满足现状的因素，基本目标是使这个成长中的大国所使用的方式与和平改变地区及全球秩序相一致。“遏制”就是运用实力政策威慑崛起国家改变现状的企图。这种政策又被称之为“两面下注”（hedge）。
2.从“利益相关者”到“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2005年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Zoellick)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 on U.S. China Relations) 就美中关系问题发表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的重要演讲。提出了所谓“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的概念，成为解读美国对华政策新动向的词汇。
对于佐利克的讲话中国学者有多种解读，笔者的理解就是他不过体现了美国政府中部分务实人士对中国的基本判断：第一，与前苏联不同，中国是现存国际体系的受益者，因此中国没有推翻现存国际体系的理由和动机。第二，既然是现存国际体系的受益者，中国就不能只受益不负责，中国应该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佐利克讲话明确认定，“今天的中国绝非1940年代后期的苏联可比”。他列举了四点判断依据：①中国不寻求传播激进的反美意识；②中国虽未实行民主，但也不认为自己正与全球民主制度进行最后搏斗；③中国虽然有时采行重商主义，但并不认为自己正与资本主义进行殊死斗争；④最重要的是，中国不认为自己的前途取决于废除现行国际体系的基本秩序。“事实上情况正相反：中国领导人认定，他们的成功依赖于与当代世界联网。”因此他断定，“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今后与我们共同发展国际体系，更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是现存国际经济体系的受益者，这一点上，中美可以说达成了某种共识，但是如果涉及国际体系的政治层面，问题就比较复杂。美国学者沈大伟列举了三十五个亚洲重大议题，其中两国利益重合的有16个，冲突的有8个，另外11个不确定。
2006年 7月，接替佐利克出任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柯庆生（Thomas J.Christensen）继续了“利益相关者”这一话题。8月3日，他在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在世界扮演的角色：中国是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吗？》（China`s Role in the World: Is China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的主题演讲。其核心是分析美国对中国国际角色的定位以及阐述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旨。柯庆生在演讲中接过了佐利克的“利益相关者”的话题，并将之推进了一步，提出所谓“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这一评判中国国际角色的新概念。柯庆生在演讲中一方面继续肯定中国与现存国家体系的关系，认为美国不必将中国的崛起视作威胁，美国的策略是继续强化与中国进行具有建设性的互动。他列举了中美两国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的积极合作，肯定中国在六方会谈、伊朗核问题、阿富汗重建、防治全球性疾病、完善能源供给保障等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同时柯庆生也老调重弹美国对中国人权与宗教自由、贸易不平衡、防扩散、军事透明度以及支持所谓“问题国家”等问题的批评。基于对中国种种“表现”的判断，他明确提出中国目前还不是“负责任的相关者”，但是中国有可能成为、而且美国鼓励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也就是说，依照美国对中国的判断，虽然中国“品行”有些不端，但仍属于“可教育好的对象”，故而要与所谓“流氓国家” 区分对待。
中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就明确提出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但是对于“负责任”的内涵和标准，中国与美国存在相当的认识差距。中国所谓“负责”是对世界负责，中国不认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具有裁判的资格。此外，责任是相互的而非单向的，要求中国对美国负责，那么美国也就应该对中国负责。一方面大力对台军售，另一方面还指责中方“军事不透明”，这是不能接受的。关于“负责任”内涵的不同认定，折射出在什么是“应该的国际关系”这一问题的认识上，中美两国理念存在的深刻分歧。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表明，中国一直在试图改变自己，但是怎么变，中国是按照自己认定的方向在前进，既不会刻意与美国反着来，也不会顺着美国的指挥棒转。美国如果对中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那最终只能是失望。这种希望与失望的交替，构成中美关系振荡的原因之一。
（二）美国亚太军事布局的调整与美日同盟的强化
自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来，作为美国全球军事调整的重要部分，美国一直在调整它的亚太军事布局，以更多的战略注意力关注亚太地区，以日美安保体制为核心，巩固和加强双边军事同盟关系。美国全球军事调整的核心任务是要使美军“精、强、快”，目的在于提高现代化、数字化和机动快速反应能力，保持前沿军事存在。美军远程投放能力的增强，打破了美国亚太军事存在的传统地理范畴，突破了传统军事合作关系中单纯依靠基地驻军的形式，使其具备了跨洋、跨地区对相关国家或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能力。美国当前军事调整出于三方面考虑：一是反恐的需要；二是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地区冲突；三是为了应对正在崛起的国家。
美日同盟作为冷战的产物，不仅没有随着冷战的终结而退出历史舞台，反而一再得到强化，成为美国亚太战略的支柱，近年来，美日同盟更是经历了新一轮强化。 2005年2月，美日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在华盛顿举行所谓“2＋2”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不但表示把属于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纳入它们的“共同战略目标”，还提出并研究了共同使用驻日美军基地和日本自卫队基地的问题。日美“2＋2”联合声明的目的是，企图使日美两国变成全球规模的军事同盟关系，这不但危害世界和平，而且必将威胁到日本自己的和平与安全。2006年5月1日，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2+2”会议），就驻日美军重新部署达成一致，发表日美《关于实施驻日美军重新部署的路线图》以及“2＋2”会议联合声明。2006年6月底，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美国，与布什总统会谈并发表《新世纪的日美同盟》的共同文件，把以“共同价值与利益”为基础的日美同盟扩大到“全球规模”，两国合作范围将超过传统的安全领域，标志着日美同盟强化到新的水平。
美国亚太军事部署的调整，特别是美日军事同盟的新一轮强化，对中国及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将产生严重负面影响。中方认为，日美同盟是一种双边安排，其作用应控制在双边范围之内，不应有损第三国的安全利益。尤其是鉴于台海局势复杂敏感，美日如果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出发，务必在台湾问题上慎重行事，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息。
（三）接触、遏制两手都在加强
一手拉一手掐，防范加接触是美国对华战略的一贯方针，只不过不同时期，两手的轻重缓急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军方更强调“防”的一面，国务院更强调“接触”的一面。如果说佐利克和柯庆生的讲话更多体现了接触的一面，那么2006年2月美国国防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和3月白宫的《国家安全报告》则突出了对中国防范的一面。前者声称“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已经达到了改变地区军力平衡的程度”，指责中国所谓的军费开支不透明。2006年6月，在新加坡召开的第四届亚洲安全会议上，中国学者就美日对中国军费不透明的指责，向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反诘道：美国军费是透明的，可是美国却一再发动战争，可见军费是否透明与战争没有必然联系。拉姆斯菲尔德哑口无言。后者则提出了美国对中国的三个担忧：一是中国增加军费开支的“透明度”；二是中国在全球寻求能源安全的方式和市场开放不够；三是中国支持那些能源丰富的国家而不顾这些国家的政府在搞所谓的“暴政”。
从美国近一年来的对华政策态势来看，美国的对华政策并没有什么根本改变，仍然是“两面下注”，只是美国对华的接触与遏制两手都在加强。政府不同部门表面上调门有所不同，大致是国防部唱白脸，国务院唱红脸，实际上美国的对华政策正是这样调门不一的各种声音组成的合唱。
美国的亚太战略对中国的周边环境构成挑战。但是看待中美关系要从大局着眼，要充分认识到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在当今世界各大国关系中是独一无二的，美国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中国将如何使用自己正在壮大起来的力量感到不放心；中国对美国到底有多担心中国，提防、牵制中国究竟会到什么程度也拿不太准。国内有学者将中美关系的这种状况称之为“相互疑虑中的相互依存”。美国一位政治家感叹道，美国从来没有与一位非盟国之间保持如此密切的经济关系。除了密切的经贸关系外，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合作、反恐、核不扩散、能源、环境、禽流感问题、反毒品走私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上，中美之间都有广泛的共同利益。而且中美关系早已超越单纯的政府间关系，双方的联系、交往和合作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美关系的这种广泛基础形成一种内在动力，使得只要中美之间不在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发生敌对性冲突，中美关系就会自动向前发展。
中美关系在逐步走向成熟，所谓成熟就是相对稳定，而不是指没有矛盾。与此相应，中国人正在以一种平静、务实的心态看待中美关系。2005年就中美关系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尽管比例高达56.7％的被访者认为美国确实在遏制中国，同时对中美关系的满意率却也高达70.9%。这表明中国民众，对美国的所谓“ 遏制”已经见怪不怪了，认识到美国的“遏制”阻挡不了中国前进的步伐，对中国前途的心态更加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