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般的价值导向看，中国文化体现了一种单向度和等级的特征，是一种强势文化，实质是为强势服务。具体主要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有等级，无平等。无论是在家族层面，还是在社会和国家层面，中国文化都表现出强烈的等级性。家族的等级性立足于血缘。而社会和国家的等级性是家族等级性的进一步推演。等级性的实质是不同等级的人具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权，尤其是具有不同的剩余分配权。一般而言，等级越高，其所具有的分配权就越大，其享受的待遇就越高。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平等，只能是同一等级内部的平等，并没有全社会的平等。所以，有等级就必然无平等。因为平等应当是一个整体范畴，而不是一个局部范畴。
二、有强势，无弱势。中国文化本质是为强势服务的。这也是文化等级性的一个必然结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虽然都具有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但相互间权利与义务是不对称的。对强者而言，是权利大于义务；对弱者而言，是义务大于权利。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反过来是绝对不行的。有的同志认为中国文化具有人本的特点，其实这是一个不太准确的说法。民本与人本是本质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人本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范畴，而中国文化所体现的只是民本范畴。民本的目的为了强者，是最终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人本的最终目的是所有人。所以，民本只是一个局部范畴。当然，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现实主义精神是非常明显的，但这种现实主义导致的是一种以人为中心，而非人本；因为这种以人为中心只是以少数人为中心，只是以强者为中心，而非以所有人为中心。
三、有传统，无创新。祖宗之法不可变，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顽固特点。由于缺乏创新，所以中国文化实质是一种静止的文化，或是一种循环的文化。虽然有局部的变革，但充其量只能算是枝叶的修剪或是对整体的一种修饰。其修饰的结果往往表现为对原有本质的进一步深化，而不是实质的变化。这里中国文化没有创新根本原因不在自身。任何文化本身都是极具创新力的。中国文化缺乏创新，根本原因是外在力量的压抑，尤其是强势利益集团的压抑。创新意味着改变，意味着对传统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所以，创新总会遭到原有利益集团的抵制和摧残。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不均衡的社会结构造成的格局是：强势太强，弱势太弱。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创新除非对强势有利，否则，创新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四、有人治，无法治。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本质是人治社会。人治社会反映在文化上，必然是一种人治文化。反过来，人治文化又促生和巩固了人治社会。德治是人治的必然要求。要实现人治的有效性，道德自律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周公在总结商殷灭亡的教训时说：“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儒家认为：“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这里修身是起点，中经齐家，终于治国、平天下。另外，统治者也是历来喜欢人治，而不喜欢法治的。因为人治为统治者提供了极大地掠夺空间，而法治则不能，因为法治对统治者也是一种约束。所以，专制制度与人治文化是相伴而生的。人治文化是专制制度的寄生物，专制制度是人治文化的进一步推演。
五、有礼节，无理性。中国文化在“礼”方面的表现是相当丰富的。中国人的一切社会活动，无不纳入“礼”的范畴。有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在中国古代，各朝都设有专门管理礼制的官职。在周代，礼制的管理属于宗伯，后世逐渐演变，就成了礼部。“礼”的实质是“利”。“礼”是形式和手段，“利”是内容和目的。在中国，“礼”体现的本质是不平等，是封建等级制度。“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成了统治阶级维护特权利益的提防。所以，中国的“礼”是一种不合“理”的“礼”。这种“礼”只会加剧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不断造成社会的动荡，其结果是既失去了“礼”，也失去了“理”。所以，“礼”必须建立在“理”的基础上；否则，只会产生局部均衡，不会产生整体均衡，只会产生短期效益，不会产生长期效益。所以，礼仪之邦不等同于理性之邦。从长远来看，理性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基础条件。一个国家要实现持久发展，不仅需要“礼”，更需要“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