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领域

新经济社会学在19世纪80年代的崛起，象征着社会学跨出自己固有的研究领域，用跨学科的眼光重新审视经济生活，因而构成当代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具体而言，新经济社会学就是运用社会学基本理论、变量和解释性模型研究稀缺物品以及服务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复杂行为，将非理性选择的维度加入到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生活现象的解释模型上，从而促进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思想交流。
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1、网络研究。
在新经济社会学中最早运用网络方法的是怀特。他在70年代末运用网络方法对市场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不过，网络研究的主要代表却是格拉诺维特。他的《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嵌入问题》是新经济社会学的一篇重要论文，该文详述了网络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并对新制度经济学进行了深刻而尖锐的批判。格拉诺维特认为，社会关系网络是不规则的，它不同程度地渗透在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运用网络方法，我们可以了解信任在经济中的作用以及经济制度在现实中的运行。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却仅仅运用效用理论来分析制度的形成，忽视了社会结构才是理解现存制度的关键。格拉诺维特还研究了信息网络在人们寻找工作时所起的作用。在最近的研究中，格拉诺维特指出，虽然大多数经济互动发生在网络之中，但是，经济制度的动力是各不相同的。经济制度经由网络产生，然而一旦成型，它们就“锁定”在单一的制度模式之中。
2、市场研究。
近年来，出现了许多关于市场研究的社会学著作，主要涉及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和“特殊类型市场”三个领域。新经济社会学对金融市场的研究表明：就是在金融市场这样的“最标准”的市场中，社会网络也渗透其中并发挥作用。社会网络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对证券交易发生影响，而且还表现在它会引发冲突和危机。新古典经济学的“纯净的市场模型”忽略了社会网络的作用，因而对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市场所发生的问题也就欠缺洞察力。在对劳动力市场的分析中，研究者们重新估价了分层理论，寻找位于表面流动之下的机制，并对收入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新经济社会学对“特殊类型市场”的研究，一方面涉及各种形式的“黑市”交易与社会结构、种族特性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分析了后工业社会中各种“非正式经济”之间的互动及其与官方经济的互动。
3、企业研究。
50年代以来组织理论的不断发展，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创立，尤其是威廉姆森的《市场与等级制度》，推动了新经济社会学对企业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与市场的区别、巨型企业和多头公司三个方面。埃克尔斯、斯丁卡姆对市场与企业的两分法提出质疑。他们认为，现实中存在的多是中间形式。钱德勒的巨型企业理论产生了较大影响。佩柔、弗里格斯坦认为钱德勒过于强调技术和市场的作用，他们认为国家和权力的作用要大得多。对多头公司的研究存在两种观点，钱德勒认为多头公司的发展遵循传统的经济理性；佩柔、弗里格斯坦和迪马奇奥认为，多头公司的出现只是由于某些公司为了成功而仿效其他公司。
4、性别研究。
目前，许多新经济社会学研究都强调性别因素。研究者对性别的研究集中在四个方面。就雇佣而言，研究者分析并解释了劳动报酬的性别差异、求职中的性别歧视以及工作中的性别隔离；在家务方面，研究者关注妻子有了全日工作以后，丈夫仍然不主动承担家务劳动的原因；在收入与权力方面，研究者分析了女性的收入与她们在家庭中的权力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在市场上有一份收入的妇女比那些没有收入的妇女在家庭中拥有更多的权力；妇女在企业中的地位也是性别研究的一个主题。
5、文化研究。
在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中，不少学者开始关注文化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他们认为，文化因素存在于所有的经济行为中。扎勒泽、迪马奇奥、霍尔顿指出，如果在研究市场、消费、工作互动时不考虑文化因素，那么，这样的研究必然是不全面的。布迪厄、博尔坦斯基和扎勒泽都试图在经济制度和行为的分析中加入文化维度。这在扎勒泽关于“人类价值与市场在历史上的相互作用”的研究中表现得最为强烈。她研究了三个主题：人身保险、儿童的社会价值以及货币的特殊形式。她把定量数据与历史事实结合起来，对人类价值和市场进行研究。然而，在新经济社会学中运用文化的观点来解释经济现象到底有多大前景，目前还不清楚。不过，新经济社会学需要引入文化因素，并借鉴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这是毫无疑问的。
尽管新经济社会学在美国和欧洲学术界掀起了不小的浪潮，然而，国内社会学界乃至社会科学界对新经济社会学还十分陌生；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新经济社会学的基本观点对于分析这一时期的经济现象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另外，新经济社会学对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重新界定，以及它在建构理论时所持有的态度和采用的方法，对我国社会学研究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