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常州地方史志记载，常武地区原有1100座以上的大小祠堂，大都建于明清时期，仅礼嘉地区就有32座。翻阅民国十九年（1930年）武进县第一区（城区）地图，上面还有不少祠堂，在椿桂坊地区，从东往西，就有“马宗祠”，“恽义庄”，“左宗祠”，与椿桂坊相连的东下塘一带，就有“刘宗祠”（现尚存），“吴宗祠”，整个城区不下于40余处。
在常州历史上，并没有最高规格的祠堂形式太庙，如果硬要说有的话，那就是齐梁两朝帝王家的太庙，他们都是常州人，虽然建都在现在的南京，但毕竟与常州有所渊源，只是这种渊源已经远离了这个时代，只是成为一些人的谈资。在古代，能有家庙的不是一般家族，而到了现代，所谓家庙的含义已经发生变化，在一些人的眼里，家庙就是佛堂的代名词，实际上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家庙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就存在，佛堂并不能代表家庙，电影看得多了，电影中家庙往往就是佛堂，我们可不能就这样理解家庙。
南宋陆游的名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已经成为一种意象，萦绕在每位国人的心中，但是大家知道家祭吗？国人每年清明时节都要家祭，浸透了国人对祖先的追思之情，陆游所在的家族是大家族，有专门的祠堂，他们的家祭，实际上上已经是祠堂祭祀，但是普通民众还是只能路祭。与普通民众不同，在进士制度出现以前，中国的科举制度尚为门阀士族所把持，如唐代的明经科，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只有贵族，士族才有家庙，早先的家庙，并没有多少佛教因素，不像宋代之后，尤其是晚清时节的家庙那样，佛像代替了祖先排位成为庙里的主要角色，东汉到南朝时期，甚至到唐朝中期，士族与庶族出身的官员，在朝堂上时有斗争，在政治待遇上更是判若云泥，虽然很多最高统治者想突出皇权压制士族，但最晚到唐末黄巢起义，军阀混战，五季之乱，中国北方的士族才真正沦落下去，连同他们的家族文化，成为历史尘埃，反而是南方，尚保留了相当多的传统文化色彩，因为许多世家大族，都南渡到长江以南，有的经过数次迁徙，有的甚至到了广东一带的半山区，在那里生根发芽，现在广东，福建等地的祠堂比我们江浙一带的更加富丽堂皇，综观江南一带现存的祠堂，包括我们常州的祠堂，都比较朴素，即使雕梁画栋，也没有广东福建安徽那样的普遍豪华，我想这是在这些地方，地家族势力能控制，或至少能极大影响到地方官府的统治有关，而在我们江南一带，家族势力固然强大，但还没有能影响到一个县乃至一个地区的政治发展，这就是造成江南一带祠堂较为朴素的重要原因，常州武进地区并不象华南一些地区的祠堂那么奢华，它很朴素，就像这座城市一样地低调，虽然受到徽州建筑的影响颇深，但并没有徽州建筑那样的繁复。
在家庙的形制与规模上，士族与庶族也不同，虽然传统意义上的士族到唐晚期已经不存在，但在民间，以科举，武备，经商等因素造就的新的大家族，却又慢慢形成了新的地方势力，常州的大多数祠堂，都是在嘉靖之后才建立的，在这之前，只有官员，世代大族才有资格立祠堂，到明代嘉靖许民间皆联宗立庙，实际上，嘉靖帝是在争取民心，正德帝死后无嗣，嘉靖以正德堂弟身份入继帝位，由于他是旁支，起先在朝堂上并没有真正的权威，后来他数次与太后和正德旧臣进行斗争，要给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以皇帝的称号，以大礼议为突破口，贬了一批官员，才为自己的生父争取到了庙号和帝号，他允许民间联宗立庙，是有政治目的的，同时也可看作是明代经济发展后普通家族争取政治地位的一种象征，明清时期的祠堂，在功能上延续了以前的家庙，但和家庙只为贵族，士族，官员所开放不同的是，它的基础更为广泛，实际上是皇权不下乡时期地方基层权力机关之一，而且是基层权力机构中和普通百姓关系最密切的，一般来说，明清时期的祠堂，所纪念的先辈，往往有附会之嫌疑，如伍姓会认伍子胥为远祖，姓李的则认李耳（老子）为始祖，这种认法很不可靠，就像明代锦衣卫首领陆炳就认唐代名臣陆贽为祖先，并在杭州建陆宣公祠，而为人耻笑，这里的原因很多，一是元代建立后对汉人的压制，很多人连名字都没有，只有以一到九的排列，元末的几个起义领袖实际上最早都没名字，如朱元璋叫朱重八，张士诚叫张九四，这种情况下，民间对祖先的纪念，就很不容易，加上战乱等因素，谱牒散失很多。当然有的家族是历代谱系传承有序，被认为是可靠的，如《毗陵鸣珂巷陈氏宗谱》中列举的隋末陈果仁（即常州人熟知的武烈大帝），还有明代尚书白昂，他在常武地区是著名人物，他的家族迁居到常州已有千年历史，而以他最为著名，现在在大运河与采菱港的交汇处，仍保存有他的祠堂，名白氏宗祠，也称白尚书祠，如今我市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祠堂，当属城西瞿氏宗祠，其由瞿秋白的叔祖父瞿赓甫于清光绪年间，任湖北布政使时捐款建成，面积1025平方米，占地一亩多，有东西两院，西院原存放祖先牌位，东院为秋白一家居处。1985年修复，建矍秋白纪念馆，对外开放。以瞿秋白通知故居闻名于世，虽然其中已不供奉瞿氏祖先的牌位，但整个祠堂的格局仍在，且是严格按照原貌修复的，在常武地区，堪称典范。现在常州规模最大的祠堂，按照性质来分，有两座，一就是瞿秋白同志故居，即旧时的城西瞿氏宗祠。一是礼嘉周陈王氏宗祠，又名三槐堂的，在武进区礼嘉镇礼嘉村鱼池上，该宗祠占地面积为826.68平方米（不包括387.86平方米的宗祠广场），其中建筑面积662.8平方米，原有东西五楹、前后五进，现存东西五楹、前后四进。规模确实比一般家族的祠堂要大得多。而瞿氏宗祠现在已改成秋白同志故居，那么礼嘉周陈王氏宗祠当然是常武地区最大的宗祠了。
关于家族祠堂，据本市一些文史专家估计，在常武地区，有过1600多座祠堂，其中大部分为家族祠堂，据统计原来的礼嘉乡有宗祠32处，原来的礼嘉乡，现在礼嘉镇的一部分，当年武进有六十六个乡镇，一个乡就有这么多，其它乡可想而知，查阅《武进县地名录》，有不少村庄的得名来自于祠堂的堂号，不少村庄名号后面的备注栏里有村上以前有几座祠堂的记载，更有村直接命名为祠堂村，当然时移势易，能够保存到现在的，已经很少了，前段时间，笔者去看原新安乡奚家的祠堂，1949年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这里作为村办厂，后来厂搬出，原貌尚存，还保留有一块清代所立的白石碑，记载了奚姓祠堂建设的过程，这座祠堂还算保护得好的，更多的祠堂已经消失在建设的浪潮中。翻阅民国十九年（1930年）武进县第一区（城区）地图，上面还有相当多的祠堂，在椿桂坊地区，从东往西，就有马宗祠，恽义庄，左宗祠，与椿桂坊相连的东下塘一带，就有刘宗祠（现在还在），吴宗祠，整个城区不下于四十余处，随着战乱等因素，留存到现在的，已经不多了，城区宗祠较少保留的一个原因是，城市人对宗族观念的淡漠，比农村要快，城市人口的迁徙也较多，旧时城区各大姓聚族而居的习惯，已随城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老城区改造而渐渐消失，城区的宗祠，在解放以来，被改作他用的也较多，如瞿氏宗祠就曾改为公费医疗所。 浦江县郑宅郑氏宗祠，即以“孝义治家”和“一间尚义，九世同居”闻名的郑氏义门，该祠始建于元初，后多次扩建、复建，现存建筑为清代后期遗物，前后五进建筑，内存元代以来的碑石、牌匾以及数株苍劲的古柏。湖州南浔刘氏家庙，是清代晚期湖州南浔巨富刘镛家族的祠堂，始建于光绪十四年(1888)，二十三年(1897)落成。位于刘氏私家园林小莲庄之内，坐北朝南，主要建筑有照壁、石牌坊门厅、过厅、正厅、馨德堂、骑马楼等。照壁呈八字形，由基座、壁身、壁檐三部分组成，壁身用水磨方砖斜角铺装，檐下施青砖磨制斗拱。照壁工艺精致，造型简洁；牌坊有两座，在照壁与门厅之间，相对而立，左为“乐善好施”坊，是光绪皇帝为嘉奖刘镛长子刘安澜捐资赈济湖北水灾赐建的；右作“钦旌节孝”坊，是为旌表刘安澜妻邱氏兴建的。两坊皆为四柱三间五楼，高8·5米，坊上雕刻有双龙戏珠、鹤鹿同春、三星高照、刘海戏蟾及龙、凤、狮子、麒麟、蝙蝠、花草等吉祥图案。门厅和过厅均三开间硬山顶建筑；正厅面阔三进间，进深十五檩，轩廊、草架结构，空间较大。正厅前侧左右各有厢房，中间是宽敞的院落天井；坐落于后院的馨德堂，为“祭毕暇余之所”，平日是悬挂刘氏先祖画像的地方，为二层楼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