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政府和财政扩张的进一步措施是要求信息公开。美国严格的预算制度和政府公开制度要求财政透明和预算公开，政府掌握最少的私人信息，这与宏观调控所强调的信息结构完全相悖。1974年通过的《信息自由法修正案》规定，如果政府拒绝公民的信息公开要求，公民可以提起司法诉讼。每年政府机构需要向司法部提供上一年度信息公开的基本情况，包括所接到信息公开的请求次数和解决的次数，解决的平均时间、最长时间和最短时间，未解决的公开要求和平均等待时间，拒绝公开的文件的次数和拒绝公开的理由。这些信息所形成的报告数据都需要以统计数据形式向公众公开。1976年通过的《阳光下的政府法案》要求政府机构要最大限度的公开所举行会议的内容，包括会议记录、会议摘要、会议产生的文件、会议录音等，允许公众参加旁听非保密会议。21世纪之初的《电子政府法案》和《开放政府指令》则作出了更详细、更具体的规定。虽然政府部门也存在主观上的消极、抵触、乃至博弈，但是信息公开已经成为原则而不是例外。美国货币政策制定者-联邦市场公开委员会(FOMC)的会议记录一般在下次会议后几天内公布，包括对对宏观政策投赞成票、反对票的委员数目、名单，属于典型的信息公开。这样，在财政制度所要求的信息公开和宏观调控所要求的信息垄断之间就形成了取舍问题。
财政和税收的核心是正规制度安排，而不是专门的应急工具。一个正规的制度安排必然要求公开、透明、可预期。美国立法程序规定，制定一个反周期财政政策的程序至少包括：总统召开内阁会议，确定哪个部分的税收或财政支出要进行调整，随后提交国会辩论以确定是通过、修改还是否决提案，历时最少要几个季度，或者几年，这种严格的程序限制了政府和财政部门依据可能突然出现的宏观经济形势转变而采取行动的权力。从信息的角度而言，消费者的理性预期极大地影响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的职能。再加上财政政策不是典型的总量政策，其灵活性面临福利刚性和收入分配格局的挑战，偶尔采用一次可以，像20世纪50～60年代那样长期采用而制度化，早已经被消费者所预期到而失去了例外的效果。在经历了战后政府权力的过度扩张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政府所执行的美国国会通过的法律都必须明确有效期(即日落条款Sunset Clause)，以期最大程度的限制执行者授权立法的权力，减税和财政刺激法案也是如此。日落条款对财政政策期限进行了严格限制，从制度上限制了短期调控措施的长期化倾向。
作为一个国家的正规制度安排，财税制度演进的方向往往是单向的，不会随经济形势而出现周期性的变化，当考虑到财税制度在改善收入分配和促进社会公平发挥作用时尤其如此。对于同时进行防治经济过热的繁荣期调控和防止经济下滑的萧条期调控的国家，尤其应该注重这一点。频繁的调整基本制度和国民分配结果，会严重影响一个经济体市场主体的行为动机、决策环境和市场效果，造成社会秩序紊乱，影响长期增长。我们不能指望税率和政府支出结构每隔几年就周期性调整一次，而只能看到越来越多的支出刚性和日渐萎缩的财政政策空间，政策灵活度越来越低，如果财政收支全部被各种刚性绑定，完全丧失自由度量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