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与中国文化传统
中国文化传统具有突出的人文特征，体现了一种独特的人文精神，这一点看来已不容易引起争议，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文化就可定义为一种人文性质的文化、或一种“内在超越” 的文化，以区别于西方及印度、阿拉伯世界具有较强宗教色彩或者说“外在超越” 的文化。我们也许可以从下面的两层意义上，去理解上述确定中国文化传统特征和性质的尝试：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国文化很早就摆脱了原始的神话、巫术、或如梁漱溟所说很早就相当理性、相当成熟；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中国后来也没有像西方和阿拉伯世界一样进入由一种超越的宗教、至高的人格神君临一切的社会。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明显的宗教超越的特征，而是始终将自己的思考限于人世间，尤其是关注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在此世所能取得的精致的文化成就，而对垂直的人与上帝的关系、以及扩展的、征服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都不甚注意，所以，不仅系统的神学教义相对阙如，系统的自然科学也不太发达。
古代“人文“一词不太用，但“人”、“文”两字却用得极多。我们尤其要注意这“文”字。相对于商人，周人重“文”是一转，相对于尚武的“士”，孔子着重培养尚文的“士”，使“士”阶层“文化”又是一转。儒家之学也就是人文之学，儒家之教也就是人文之教，且很早就与宗教脱离，被理性化，以人为中心，注重历史、文学，有一种浓厚的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意味。在这种人文学术的笼罩之下，正如上述，不仅神学、自然科学不发达，乃至社会科学也被包裹在人文学术之中而未有独立长足的发展。
我们把握“人文学科”的概念可以从中国传统学问开始。传统中国的学问常被称为是“经、史、子、集”：“经”有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六经（加乐，但乐经实不存）、七经（五经加论语、孝经）、九经（一说五经中礼分出三礼、春秋分出三传为九经）、十三经（以上说九经再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史是历史，其主干是正史；子主要是先秦诸子；集是各家文集，以文学为主。而这四个方面又是打通的，其大要可以说是文学、历史、哲学。古代一位学者对这四个方面都要涉猎。古代中国的学问主要是一种人文的学问。
中国文化的传统内容确实是以现在人文学科的基本科目——文学、历史、哲学、艺术为核心的：它保留有世界上最丰富和悠久的成文的历史典籍，从远溯三千年以上的正史到各种地方志乃至家谱；它有非常典雅和精致的文学宝藏，尤其是表现在诗歌方面；它也有深刻和富有洞见的哲学思考，还有绘画、书法等艺术方面的精品。甚至中华民族的气质和性格都相当程度上被“人文”化了，在世界进入近代社会之前，它是在其人口中识字者比例最高的一个民族，政治的主要职位都由读书人占据，这些读书人所读的书主要是人文典籍，在社会上也普遍有一种对于读书人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的艳羡和尊敬。
但这也并不是说中国文化自文明发轫以来就是如此，塑造了中华民族这种性格的、最重要的历史变化是发生在周朝，并一直下延到春秋战国时期。周以前的殷商看来还是一个相当虔信天帝、鬼神、巫术、生命力洋溢、文化上则相当粗犷和豪放的时期，。现有的殷商甲骨文中已有“教”、“学”等字，但当时的殷商贵族一般只是“习武”和“习乐”，并注重生命的享受，乃至少有节制而趋于极端，举一个例子，他们喝酒看来是常常喝得昏天黑地，在商纣王时，不仅是王室“酒池肉林”，下面也是酗酒成风，以致到西周时，周公还敦敦告诫康叔一定要戒酒，不要学商人酗酒丧邦，说“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尚书·酒诰》）。
到西周的时候，统治者则开始建立一种“亲亲”色彩很浓的宗法等级制度和礼乐文明，并越来越具有一种“文质彬彬”的气质，例见后来在贵族之间交往中相当流行的赋诗、观乐、有辞、有言的风习，粗犷豪放的习惯越来越受到“礼文”的节制，这一转变之得失，自可见仁见智，但上层阶级的风习和民间的崇拜确实由此受到人文理性相当充分的洗礼。这时上层贵族的文化主要表现为“诗书礼乐”，而其中“礼”又可以说是一个总名，一个概括。“礼”实际上是一种等级制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从实行者来说，专为贵族所有，即所谓“礼不下庶人”。等级制到处都有，在世界进入现代社会之前，等级制是一种普遍的制度形式。然而，中国古代等级礼制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理想形态含有一种精致、文雅和细腻的意蕴，即孔子所谓“文质彬彬”下的“彬彬有礼”。春秋时代早期的世家贵族们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这种意蕴。虽然春秋时代的贵族文化，至少在孔子之前的时期，主要并不表现于典籍和艺术品的创造之中，而就表现于他们的言行、尤其是赋诗、观乐及各种礼仪活动之中。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揖让进退，歌呤讽咏，俨然就像是一种艺术品。那是尚未衰弱和堕落的贵族的一种艺术。[i] 当然，其中令人印象最深的还是从那生活中最终凝结成形的一些突出人格和德性。总的说，传统社会是相当重质而非重量的社会，是主要追求人的优秀和卓越而非主要追求人的广泛平等的社会，在道德上则是更为尊崇人格和德性而非更为尊崇原则和规范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