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似乎没有哪一个人，具有屈原那样的杰出成就和崇高地位。他的“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成为多少代人的励志名言。就连史圣司马迁，评价屈原的诗歌才情时，也赞誉他“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见，做为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做为一个忠君爱国的士大夫，屈原早已成为人们的楷模。
然而，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时，如果跳出忠良、奸佞的怪圈；评价文学作品时，如果少一些政治附会；如果我们冷静、客观看待屈原和他的作品，会发现，屈原的诗歌固然瑰丽，但其中也有不尽如人意的败笔。屈原的人格固然高尚，但他的悲剧也不全由他人所为，作为一个人，屈原有他难以自拔的痼疾。
研究屈原，除了《列传》和屈原本人的作品，我们目前还找不到更有说服力的东西。令人费解的是，一惯以考证严谨，落笔公正著称的司马迁，在《列传》中对屈原的记载也是含混不清的。
现在比较公认的是，屈原生活在公元前340～前277年。其主要政治生涯在楚怀王时代，曾受怀王重用，任左徒。后遭谗言害，为怀王疏远，出使齐国。怀王会盟秦国，被秦软禁之时，屈原当还有一定政治地位。只是到了怀王客死他乡，公子兰出任令尹，执掌楚国大权后，屈原的处境才每况愈下。最后被谪贬江南，抑郁枯槁，怀石投汨罗而死。
屈原所处的时代，正是楚国从一个超级大国走向衰败的历史转折时期。在当时，衰败了的齐国依仗周天子至亲的名份，与新生的、强大的秦国对楚国形成两面夹攻之势。面对这样的不利局面，不要说重温祖先问鼎中国的美梦，就是得到周天子赏赐的皇胙都成了一种荣耀。所以，摆在楚国所有政治家面前的一个紧迫问题就是该如何保全国家的利益。
在当时比较可行的，就是楚国要联合一国与之共同对抗另一国。在联齐还是联秦问题上，屈原与楚怀王的另一重臣上官大夫产生了分歧。用现在的话说，屈原是亲齐派，上官大夫是亲秦派。
如国我们单单从政治的角度看，我认为，屈原死抱着一个落伍了的齐国不放，忽视新崛起的秦国的做法显然是不明智的。
也许有人会说，假如楚国联齐抗秦成功，那么代表海洋经济的先进的齐楚文化就会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就会使中国提前若干个世纪进入资本主义。难道屈原不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吗？
我们研究历史不能超越它固有的发展规律。
历史证明，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冷兵器时代，国家的强盛多要靠有一个强悍的集权专治体制。所以，秦国的崛起有它的历史必然性。这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显然，屈原没有看到这一历史必然性，因此也就没有把握住历史给予他的机遇。他排斥秦国，视之如虎狼。作为一位受到楚怀王喜爱、并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国家政治、同时负责着国家思想文化建设工作的高官，屈原的做法显然是狭隘的、具有破坏性的。这不可避免会遭到不同政见者的强烈反对。
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屈原被贬他乡仍然不忘郢都的忠心，不能仅仅因为他殉国的投江之举，不能因为他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就把他定义成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那样的话，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他的政敌们，难道他们是些不爱国的人吗？就拿疏远屈原的楚怀王来说吧，他被骗到秦国，面对敌人的威胁，大义凛然，以牺牲自己为代价保全国土，他不爱国吗？因此我认为，同情历史人物和如何评价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两回事；对历史人物政治功过的评价和对他文学成就的评价是两回事。
当然，我们不再给屈原戴上“爱国主义诗人”的桂冠，并不是要从此否定他的爱国情怀，更不是否定他作为一个诗人的文学价值。
屈原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继往开来的杰出诗人。他爱祖国的山水，爱花草树木，从神灵鬼怪到风雨雷电，都是寄托他心中的爱的载体。
可以肯定，在屈原之前，在楚国已有比较完备的歌舞创作体制。这是它经济发展水平的必然要求，也是他巫术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据记载，屈原娴于辞令。辞者词也，一种篇幅比较长大的歌曲。应该说辞的发展和产生与祭祀中的歌舞场面分不开。《列传》说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也就是说，他是当时国家统管文化、宣传、外交的一个高官。那么，在对内对外的礼俗中，精通乐律、娴于辞令也就顺理成章了。
从楚辞中看，屈原的诗歌创作生涯，大体应分为两个阶段。即早期的以颂扬爱情为主的浪漫主义诗歌创作时期，和晚期逐渐趋向现实主义并间杂精神分裂倾向的诗歌创作时期。
屈原诗歌的精华是他的早期诗歌作品。其中，《桔颂》、《河伯》、《山鬼》等都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在这些诗歌中，屈原经常借用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抒发心中的爱情。比如山鬼，“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把一个孤独女子描写得凄楚惨淡、哀怜动人。
中国文学自春秋以来，一直沿着书体和歌体这两大流派发展演变。如果说孔子删订《诗经》，为我国韵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的话，屈原则集祭祀歌舞之大成，创立了我国浪漫主义抒情诗歌和叙事体诗歌的优秀范例。在他的诗中，不仅有瑰丽的想象，我们还可以看到波澜壮阔的悲壮的历史画面。尽管这在屈原的诗中很少体现。比如《国觞》，就已经不仅仅是华丽词藻的渲染，而是包含有人文主义的关怀和史诗般的厚重成份在里头了。“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这字字令人震颤的诗句，何止是才华可以写就！那是诗人一颗爱国爱民的耿耿忠心啊！
我认为，从文学上讲，“九歌”和“九章”中的《桔颂》是屈原诗歌中最值得称道的部分，是他诗歌创作的高峰，也是中国诗歌的一个颠峰。
但在屈原的晚年，由于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加之动荡不安的生活，他的诗歌渐渐偏离了原来乐观向上的浪漫主义的轨道。屈原后期的诗歌幽怨、伤感、自恋，有时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神经质的指桑骂槐。这不但与他早先诗歌的优雅相去甚远，就是从诗歌本身的审美价值看也大打了折扣。
由于被楚怀王疏远，诗人长期处于压抑、忿懑状态，这是令人痛心也是令人同情的。一个罹患了精神忧郁症的人，在颠沛流离中，能陆续完成《天问》、《离骚》那样的鸿篇巨制实属不易，何况它们其中部分段落还是屈原诗歌中比较精华的部分呢。“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凤皇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麾蛟龙使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路修远以多艰兮，腾众车使径待，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屯余车其千乘兮，齐玉軑而并驰，驾八龙之蜿蜿兮，载云旗之委蛇。”每当读此，我都不禁情绪昂然。苦难中的屈原无失诗人本色，他终于用博大的爱战胜了偏狭、自私，他的善良和宽容拯救了自己。诗让他向着天堂飞升了！
但是，后人在评价屈原时，往往碍于对他的景仰之情，对其全部作品统统一副五体投地的态度，我看大可不必。比如《天问》，有人说它是借问天，向封建王权发出挑战。我以为不然。暂不说屈原有无那样一种先进的意识，试问：如果屈原没有了对国王这一作为国家化身的本体的效忠，那么他的爱国还有什么意义，他的高尚人格将何以附丽呢？
最好的解释是，屈原在创作《天问》时，精神已处于崩溃状态。他那一连串的责问，实际上是诗人内心苦闷的释放。《天问》固然有其史料的价值，但就诗歌艺术本身的文学水平来说，《天问》无疑是屈原所有诗歌中最为失败的一首。
楚文化具有浓重的巫术文化的传统。我们今天已无法考察楚国巫文化的原始形态了。
中国的楚蜀文化与浙江的良渚文化有很深的渊源。据我看来，楚文化遗留的图腾标记与台湾的高山文化乃至马莱文化甚至波利尼西亚文化有很多相同、相似之处。或许它们都出于良渚文化（对此我将在另文中论述）。在当今的高山、马莱等文化中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歌舞的阴柔之美。
受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屈原的诗歌中，有着浓重的恋男情结。比如他常在诗歌中用兰芷等物象征美好，比如他诗中常流露出的对怀王的幽怨。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他究竟为什么被楚怀王疏远，又为什么被贬迁，最后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下投江身亡。
司马迁记录屈原在投江之前形容枯槁。可见，他是承受着很大的精神压力的。就因为政治上的不得志吗？
《离骚》里有一段“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如果我们承认《离骚》是一篇自传体抒情长诗的话，那么，这几句是很值得玩味的。目前大多数解释是，这里的蛾眉、善淫是一种影射。但我的疑问是，为什么屈原偏偏爱把别人比做女？是轻蔑吗？那对“重之以修能”的他自己，为什么也以蛾眉自称？又把自己污为善淫呢？如果他果真有什么生活不检点，贪恋女色的话，又为什么没有家室呢？
我的设想是：屈原有同性恋癖，或干粹就是一个阉人。正是这一点，让同病相怜的司马迁在为他作传时不得不躲躲闪闪地使用了春秋笔法。
也许从小的娇生惯养，“扈江篱与辟芷，纫秋兰以为佩”，让屈原混乱了自己的性别认知。受楚怀王重用以后，宫庭内声色犬马的生活（当时楚国的经济、文化已很发达。）让他这一错乱的意识更没有改正的机会。以致常常在自己的诗歌中流露出对同性的喜爱和渴望。这样，他受到一些“正人君子”的排斥也就成了必然。而宠信他的楚怀王为了拉拢其他大臣，不得不疏远他但又不能废绌他，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怀王死后，子兰掌权。不仅仅是因为一朝君子一朝臣的惯例，更因为“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
如果我们客观看待同性恋问题，就会想得通，屈原也是人，他也可能患有现代人，特别是演艺人员爱患的精神疾病。他比现代人更不幸的是，在他那个时代，他要为他的疾病付出更大的代价，甚至生命。当赏识他的人迫于政治压力而改变初衷“悔遁而有它”，当自己的姐姐也不理解“申申其詈予”，当怀王的继任者们寡情薄义，“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那屈原还有什么路可走呢？
《离骚》其本意就是罹骚的意思。骚就是内心的骚乱，是苦闷、困顿、悔恨、绝望的混合情感。《离骚》正是屈原在这种情感折磨中，在邪恶与正义、天堂与地域间的一次生死决择的心路真实记录。
《离骚》是混乱不堪的，同时它又是伟大不朽的。它是诗人拚尽全力的最后一搏，是克服了偏狭、怨毒，转而自恋、自省，最后放弃仇恨走向宽容的一次人性的彻底展示，是从人向神涅盘过程中的灵光一现。
如果打个比方，《离骚》就象梵高的《向日葵》、象古诺的《圣母颂》，它们都是作者的啼血之作，是人类不可多得的精神宝藏。
毛泽东高度评价屈原：是一个不朽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