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环境是人类的立足之地和活动场所, 与人类历史的发展息息相关。正因如此, 自然环境对历史发展的重要影响是无人能否认的。但是, 自然环境与历史发展的关系却是思想史和史学史上反复探讨的一个问题。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被公认为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集大成者。1784 年他的《论法的精神》一书用五章篇幅集中阐述了他的决定论。他所以强调地理环境对法律精神的重要性,只是“认为地理环境,尤其是气候、土壤等,和人民的性格、感情有关系,法律应考虑这种因素”。但“他认为法的‘精神’地理因素而外,还有教育、风俗习惯???等许多因素。他所谓的地理因素并不是绝对化的”。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普列汉诺夫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强调了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因而被批评为“在历史观上夸大地理环境的作用”[9 ]298 。普列汉诺夫对地理决定论有较大的发展,指出:“自然环境之成为人类历史运动中一个重要的因子,并不是由于它对人性的影响,而是由于它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
《斯大林地理环境观的再认识》一文中，作者认为“在人类历史的初期, 人类对自然之母的依赖, 就如同刚间世的婴儿对母亲的依赖程度一样, 几乎没有任何自主权。这时候不同种族的不同命运当然只能由他们各自所处的自然环境来决定。”“世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主要是地理环境的多样性造成的。地理环境的巨大影响在这里表现的最为充分。至于某个国家、地区、民族本身的历史发展、变化和跳跃, 如果全用地理环境来解释, 则是很荒唐的。”确实如此，在早期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的生产力水平低下，机器生产也未普及，自然地理环境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起到了主要作用。以世界四大文明中心为例，其文明区域几乎都分布在河流冲积平原的中下游，气候适宜，土壤肥沃，灌溉便利等优越的自然条件，文明在此衍生而非沙漠戈壁，道理就如此简单。世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主要是由自然地理环境的多样性造成的，即使在一个国家内，也呈现出历史发展、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在美国早期历史中，自然地理环境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对今天美国的经济布局乃至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特别是二十世纪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有所减弱，所以对自然地理环境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要分阶段来看，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作用形态。而且，随着科学技术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自然环境决定论在近代受到了批判，主要是误解所致，单被中国许多近代学者所接受：。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梁启超(187321929) 、中国第一个综合性自然科学刊物的创办者杜亚泉、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之一李大钊等人“在追求中西文化差异性的原因时,主要运用孟德斯鸠提供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理论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