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为了纪念周有光先生诞辰112年,Google的首页出现了中国元素:
Google单词的六个字母中的 l为周有光年轻时的画像,G、g和 e用三本书代替,o变成了两张纸,正反面分别写着这家搜索公司的中文名谷歌,和它们的汉语拼音G G。
Google在Doodle介绍中这样写道:如果不是因为周有光,今天北京的拼音可能仍是Peking,重庆仍是 Chungking。
如今,汉语拼音在帮助我们注音识字之外,也成为电脑输入、火车代码、专用名词拼写、手机输入、对外汉语教学、图书索引等方方面面不可或缺的工具。
那么,在汉语拼音之前,我们如何识字呢?
在1605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用拉丁语为汉字注音之前,中国的汉字都是“自己为自己”注音的。具体方法有如下几种:
首先是譬况法,也就是用描写性的语言来说明某一个汉字的发音状况。比如《公羊传》中有一句话:“春秋伐者为客,伐者为主。”
这句话中的两个“伐”字意义不同,何以区别呢?古人注道:“伐人者为客,读伐长言之”,“见(被)伐者为主,读伐短言之。”
也就是说“伐”的两个意思(攻击别国和被别国攻击),是靠读音的长短来区分的,这有点儿像外语中的长短音了。
其次就是“读若”法。即找一个读音相似的字来给原字注音,比如“珣,读若宣”,我们就知道“珣”字和“宣”的读音相似。
然而,这种方法只求近似,当然所标的音也是不十分准确的,和“譬况法”一样都算不得正式的注音方法。
北洋政府颁布的国语注音字母
真正的注音方法是从“直音法”开始的。所谓“直音法”,就是用一个同音字来注音。如“诞,音但”,“中,音忠”。
但是,“直音法”存在天然的bug:
第一个是有些字无同音字或同音字较为冷僻,就往往注不出来,如果你勉强用发音相近的字来注,就会出现注音不准的情况。
比如旧版《辞源》用“成”来给“仍”注音,则发音不准,如果你用“扔”来注“仍”,则音调不准,而用“礽”来注“仍”倒是发音相似,但“礽”较为生僻,注了等于不注。
于是,就需要“反切法”(被周有光先生称为“心中切削焊接法”)来修复“bug”。
所谓“反切法”,就是用两个汉字来拼出另一个汉字的读音。古人叫“反,或叫”翻“”,也叫做“切”,都是现在的“拼音”的意思。
它是把用来拼音的两个汉字分拆为声母和韵母两部分,反切上字取声母,反切下字取韵母和声调。如:“红,胡笼切。”也就是,红(hong)——胡(hu)+笼(long)。
用“反切”注音,不但每一个字都能标音,而且能标得比较准确,比起以前几种方法是大大前进了一步。
守温三十六字母
据历史学家范文澜研究,音韵学开始于东汉末年,当时某些儒生受梵文拼音字理的启示,创反切法来注字音。
后来,唐代僧人守温在分析汉语声母、韵母和声调的基础上,取“见、溪、群、凝、端、透、定、泥”等汉字为声母。
再之后,学者们又编制了韵书,模仿守温之法,用特定的汉字为韵母。比如,用“东冬钟江”来表示“东韵”的韵母,这相当于汉语拼音中的“ong”。
由此,反切法益为精密,成为最通行的注音法。然而,反切法使用起来也有不便之处。
比如,同一个声母或韵母可以用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汉字表示,如用“t”作声母的字,就有“同、”徒、贪、叹…...”等等,这样,用作反切的字不能划一,掌握起来非常繁难。
“拉丁新文字运动”中的陕北的汉语教材
在此之后,尽管明代吕坤、清代潘耒先后在《交泰韵》和《类音》中尝试对“反切法”进行改良,但始终没有达到理想境地。
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了国语注音字母(声母二十四个,韵母十六个),反切法遂被淘汰。
至此,用汉字注音的历史走到了终点。后来,先后兴起的“切音字运动”、“注音字母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拉丁新文字运动”都对如何为现代汉语注音进行了探索。
最终,在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利玛窦在《西字奇迹》中用拉丁文为汉语注音的方法演变成为了我们今天所通用的“汉语拼音”。
参考文献:冯志伟,汉语拼音运动的历史功绩
——纪念《汉语拼音方案》公布5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