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的中国正值明朝中叶，由孝宗朱佑樘始，经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
此四朝以皇权旁落、皇帝不朝、相权鼎盛为特色，四朝除隆庆和万历前期，皇帝疏于政事，实际是相权秉政，中国历史上能量最大的几个权臣（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皆出于此时。
选官方面采取考试制度（科举），虽然在考试体裁方面存在问题（八股），但是科举选官制的明朝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非世袭制国家。
地方上土地兼并与明初比有所严重，城市开始壮大，市民文化抬头，作为其代表的“四大奇书”也是于这个时代开始在中国流行；曾短暂开放海禁，但因万历朝倭乱坐大而被迫中止。
思想方面则有王学（王守仁之心学）抬头，虽说与朱子学相比算是思想启蒙运动，并且名相徐、高、张三人皆是王学门人，但东林党亦是王学后人所组，为明一朝的崩溃埋下伏笔。
虽然政府效率低下，但是军事战争方面却颇有成果，对内有宁王叛乱等多次大规模造反起义，对外有蒙古小王子、俺达、日本侵朝等战争，除了对女真的军事行为以惨败而告终外，其余军事行动皆为胜利。
学术思想领域中，本世纪（十六）兴起一种新的思潮，即阳明学派。文学创作领域中，则进入了小说时代，连续出现三部伟大的小说。
我们先叙述阳明学派。
自从纪元前二世纪起，中国的正统思想是儒家学派的崇古思想。纪元后十一世纪，儒家思想中的理学一派，成为儒家思想的正统。大黑暗时代正是理学兴盛的时代，理学最大的流弊是嘴上说的和笔下写的，都是仁义道德，而行为上不能实践，以致满坑满谷的仁义道德，都成了专门外销给别人的出口货，阳明学派针对这种流弊而生。
阳明学派的创始人王守仁，是一个多方面发展的人物，他的一生遭遇比理学派创始人之一的朱熹，要复杂曲折得多，社会地位和事业成就，也比朱熹为高。王守仁当过小官，下过诏狱，受到最屈辱的廷杖。但也当过大官，统过大军，擒过叛王，扑灭过民变，最后被皇帝封为怕爵。
王守仁于本世纪（十六）初，当南京国防部的科长（南京兵部主事），因为竭力拯救被宦官诬陷的朋友，触怒了大宦官刘瑾，被逮下锦衣卫诏狱，打四十廷杖，然后贬窜到距首都航空距离一千七百公里外的龙场驿（贵州修文），担任驿站站长（驿丞）。龙场在当时是一个荒凉的地方，人迹罕至，王守仁的前途一片沮丧和绝望。但就在那里，使他过去一直感到困扰的，理学家们何以言行不符的丑陋现象，豁然开朗地得到了解决方法。王守仁曾筑室阳明洞，研讨学问，人称阳明先生。他的学说被称为阳明学说，包括下列两个主题：
一致良知
二知行合一
致，即实行。良知，即心理上的自觉。王守仁的要求是，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实行这个道理，就是知行合一。仅仅自命为知道了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了，人性的败坏的主要原因在此，真正的知识离不开实践。
自从十二世纪朱熹利用白鹿洞书院讲学，以传播理学思想，讲学即成为高级知识分子传播知识的重要手段。讲学跟学校不同，讲学是公元前五世纪孔丘式的（在西方，柏拉图也是采取这种方法，因而被称为柏拉图式的），纯以教师个人为主，没有肄业年限，也不限定授课的场所。这种讲学的方式最大的优点是，可以避免对自己的理论建立严谨的课程，教师只是随时随地的，想到那里，讲到那里。学生们固然可以追随教师数十年，但也可以只交谈几句话，即恍然大悟，满载而去。王守仁即用这种儒家学派的传统方法，传播他的学说。当一五一九年，朱宸濠亲王在南昌（江西南昌）叛变时，王守仁正担任江西省南部军区司令官（南赣巡抚），他率领大军，迅雷不及掩耳地进攻南昌，把朱宸濠擒获。即令在如此军事倥偬之际，他仍然讲学不辍，从各地投奔他的学生，跟他的卫士一样，他走到哪里，学生们跟到哪里。
阳明学派对理学学派是一个正面的打击，至少儒家阵营中已并行有两支主流。但使理学家痛恨的是，阳明学派显然在指责理学家都是假仁假义、只说不做的骗子。尤其当理学家发现这种指责大部分竟然都是真实时，更恼羞成怒，把王守仁形容为仅次于赢政大帝的第二号魔鬼。两派人物不久就排挤斗争，把自己纳入君子系统，把对方纳入小人系统，互相用恶言咒骂。
可是阳明学派思想比理学学派更近一步的接近佛教神秘主义的禅机，阳明学派的“良知”，不是靠科学方法获得，而是跟得道的高僧一样，完全靠领悟获得。佛教中观音菩萨可以用一句话点破凡夫俗子的悟性，使他成为神仙，阳明学派更注意这个契机。而领悟是独占的，不能公开验正。于是，到了后来——王守仁逝世一百余年的下世纪（十七）中叶时，阳明学派遂走入空疏的幻境，一些堕落的阳明学家跟酒肉和尚一样，认为贪赃枉法，照样可以使自己成为圣人，引起理学家的反击，遂转衰落。
十 三部小说
其次，我们叙述三部小说。
中国文学的发展，像一列车厢分明的火车，从纪元前五世纪的《诗经》，发展到纪元前四世纪的《楚辞》，再发展到纪元前二世纪的汉赋，然后发展到八世纪的唐诗，十一世纪的宋词，十三世纪的元曲。到了本世纪（十六），则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小说时代，有三部代表中国文学高度成就的长篇小说，先后出现。
三部小说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有人说他是浙江杭州人，有人说他是山西太原人。有人说他是十四世纪人，有人说他是上世纪（十五）跟本世纪（十六）之间的人。我们不知道正确答案，只知道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小说家。
《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文学，描写第三世纪三国时代——曹魏帝国、蜀汉帝国、东吴帝国，对抗的经过和最后终于统一的故事。这些多采多姿的故事，早就在民间流传。第十世纪后，曾出现讲述这些故事的稿本，那时还没有“小说”这个名词，只称为“评话”。到了本世纪（十六），罗贯中用他的才华把它们加以整理组织，遂成为一部有文学价值的巨著。在这部小说中，蜀汉帝国的宰相诸葛亮，被塑造成一个会呼风唤雨、神机妙算的道教巫师。大将关羽，因他对义兄刘备私人的效忠精神，被称为忠义人物的典型，死后且被世人尊为神抵。另一位大将张飞，以直爽鲁莽、粗犷闻名于世。中国古典戏剧中有太多的主题，取材于这部小说。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身世跟罗贯中一样，历史上没有确实的记载，据说曾当过钱塘（浙江杭州）仓库的管理员。我们姑且猜测他生在罗贯中之后，因为他写的《水浒传》，用的是流畅而成功的白话文（《三国演义》还是用文言文，虽然是很通俗的文言文），这是他大胆的革命创举。
十二世纪初叶，宋王朝酒肉皇帝赵佶在位时，曾经有三十六个骑士人物，以山东省梁山泊为根据地。梁山泊是山东省梁山县梁山之下的洼地湖，古代钜里泽的遗址附近。十二世纪时，黄河溃决，遂成为一片汪洋。这三十六个行侠仗义的骑士人物，纵横华北大平原，专杀人民所最痛恨的贪污官员和土豪恶霸，抢劫富家的财物，救济贫民。这种行为被广大的群众歌颂为“替天行道”。骑士们生龙活虎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已达数百年之久。但直到施耐庵手中，才被组织成为一部文学价值和社会史价值同样高的巨著，而三十六个骑士，也增加三倍，成为一百零八位梁山泊好汉。
全书精神是一种“官退民反”的痛苦呐喊，施耐庵用无懈可击的布局和深刻的分析，把每一个骑士，由守法畏官的善良小民，到被逼上梁山泊，成为官员心目中的万恶匪徒。他们转变的过程，都有细腻的描绘。每一个角色所遭受的迫害都不一样，但不甘心死于迫害，挺而走险的结局却是一样。我们可举出书中第一个出现的主角之一的林冲作为说明：林冲是宋王朝政府禁卫军的一位中级军官（八十万禁军教头），宰相的儿子看上了林冲美丽的妻子，在调戏强奸失败后，宰相即拿出传统的“诬以谋反”的冤狱手段，把林冲逮捕判刑，贬窜到边荒地区做一名看守草料的士兵。但他的妻子拒绝改嫁，仍盼望遇到大赦，丈夫得以回家团聚。宰相为了断绝她的盼望，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于是当地负责的军区司令官，派了两个爪牙，乘着大雪之夜，到草料场中纵火。这是一个毒计，如果把林冲烧死，固然达到目的。即令不能烧死，林冲焚毁了军用物资，也逃不了军事法庭死刑的处决。林冲在大火中死里逃生，正要去司令部报告时，却听见两个爪牙在兴高采烈地谈论这个阴谋。林冲把他们杀掉，然后发现自己“有国难奔，有家难投”，唯一的一条路是，到梁山泊当强盗。
——《水浒传》跟《三国演义》，同是中国人最欢迎的文学作品，但《水浒传》却受到儒家系统的厌恶，因它暴露了中国不断民变的内幕，太富于反抗精神。
《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他是三位作者中唯一敢确定籍贯和时代的一位。他是南直隶（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淮安市）人，生于本世纪（十六）第一年（一五○○），死于一五八三年，活了八十四岁高龄。
《西游记》也是民间流传下来的故事，由吴承恩把它综合成为一部巨著，描写七世纪唐王朝高僧玄类前往印度寻求佛教经典的故事（唐僧取经）。玄奘在西行路上，收了三个妖怪作为他的门徒。即猴精孙悟空、猪精猪八戒、水怪沙和尚，还有一匹由白龙变化而成的白马。孙悟空神通广大，能力高强而心肠善良。猪八戒具有人类所有的弱点：自私懒惰、贪吃贪财、投机取巧、喜欢说谗言和挑拨是非。沙和尚则是平凡的乡愿，既没有特殊长处，也没有特殊的短处。他们组成了一个奇异的武装旅行团，从中国到印度，沿途共遇到八十一次灾难，每次都因为玄奘或猪八戒的错误而发生，每次也都靠孙悟空锲而不舍的忠心和努力，拯救出险。
《西游记》曾引起很多学者研究它的涵义，有人说是宣扬佛教，有人说是宣扬佛道儒三教合一，有人说是描写人物的善恶两面，有人说是讽刺明政府的黑暗，有人说它只是吴承恩的游戏之笔。我们感觉到应注意两点，第一，《西游记》中人物，除了玄奘一人外，其他全属虚构。八十一次灾难，每一难有每一难的特色和情趣，从开始到结束，都不相同，这是一种丰富的想像力。第二，《西游记》是一部幽默作品。书中人物连篇累牍的对话和动作，都使人作会心的微笑。而想像力和幽默感，正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无论他是理学派或阳明学派，所最缺少的东西。
这三部小说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历时数百年，直到二十世纪都被爱好不衰。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熟悉书上的每一个人物和书上发生的每一个故事。对这些人物和故事，无不能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我们认为说下面的话并不过分：要想了解中国，在这三部小说中可找到宝贵的答案。三部小说在此后所发挥的力量和对中国人的影响，超过儒家系统的《四书》、《五经》百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