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我分析到梦的解析
本章所要论述的，是弗洛伊德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年内为使精神分析学进一步完善化和体系化所作的努力过程。这一时期，是弗洛伊德在歇斯底里病症研究的基础上，在创造了最初形态的精神治疗法和精神分析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实事求是的科学观察精神和立足于实际经验的传统，使精神分析学更稳固地获得发展的重要阶段，是他的精神分析学由雏型变为更完整的体系的过渡阶段。
这一阶段经历了五年的时间。虽然时间不算长，但其成果却远远超过前四十年。如果说以前一切成果都是在缓慢的、默默的努力中取得的，那么，这五年的果实就是以狂飙突进的形式夺得的。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五年，人类历史本身也进入了最关键的转折时期。在那五年中，地球旋转的速度似乎突然加快了，催促着人们在经济、文化、科学方面加紧创造和劳动；同时，人类本身似乎也不安于现状，处处显示出跃跃欲试的竞争景象。社会的加速发展从另一方面加剧了国与国、集团与集团的矛盾。世界大战的战争阴影已经开始出现，在经济、文化、科学繁荣的背后，酝酿着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作为奥地利的一位犹太血统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一面从事科学研究，一面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种种压力。这些压力按其性质来说是带有根本对立的内容的。这两种压力就是种族歧视、反犹太逆流、社会政治经济气候的动荡对他的消极的压力和科学、文化、经济的进步给他带来的积极的动力。这两种根本对立的压力集中到弗洛伊德身上，都转化为一种动力，促使他更发奋地研究和工作。
弗洛伊德极端蔑视种族主义的猖狂活动。当时，在欧洲大陆上，由沙俄统治的领土上首先刮起迫害犹太人的狂热运动。在俄国和波兰的领土内的犹太人首先遭到了残酷的迫害，接着，这种对犹太人的迫害迅速地波及到整个欧洲大陆。弗洛伊德把自己对排犹主义的愤怒转化为埋头进行科学研究的力量。在这一时期内，他的研究成果一再地遭到了种族主义的偏见的压抑和排斥，但他毫不灰心。在这五年中，弗洛伊德以凯旋式行进的姿态，骑着战马，直奔真理的王国，而把一切偏见、无理的指责和攻击都甩在后面。
弗洛伊德在一八九五年发表的《歇斯底里研究》标志着他的精神分析学的建立。但是，它一旦建立起来，就同时出现了新的矛盾和问题。正如弗洛伊德在《自传》中所说，《歇斯底里研究》揭示了歇斯底里症背后的那些深层原始意识的根源，但没有回答“在心智演进过程中，它们何时开始成为病态的现象”；换句话说，“在心智的演变过程中，那些原始意识什么时候才开始感受到它们自身受压、受阻而找不到宣泄的出口？”对于这些问题，布洛伊尔都企图用生理学的观点去回答。布洛伊尔认为歇斯底里症在本质上是处于被催眠状态的不正常的精神的产物。弗洛伊德则认为，歇斯底里症是多种复杂的精神力量同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动机、目的等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也就是说，歇斯底里症是那些正常的受压抑精神力量在反常的条件下转化为变态心理的结果。弗洛伊德曾经把他同布洛伊尔的分歧看法概括成“被催眠似的歇斯底里”与“防御性的神经质”的对立。
为了彻底解决上述基本问题，弗洛伊德从一八九五年后不停地进行探索。他在这一时期的探索线路主要是沿着两个渠道——自我分析和梦的分析来进行的。这两种基本方法体现了弗洛伊德的科学研究的一贯作风，即重视自己的亲身实践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精神现象。
但是，弗洛伊德决心分析自己的精神现象及梦的现象，也是经历了一段摸索、思考和分析的过程的。在这过程中，他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要把握住探索的方向。
弗洛伊德在出版《歇斯底里研究》以后，一直不断地发问，病态的心理现象究竟怎么产生的？在催眠疗法中，一个人的许许多多内在的和外在的生活细节、事件，究竟又经由怎样的机制程序而慢慢地恢复起来？这些问题是解决精神治疗及分析精神病病源的关键。弗洛伊德一天也没有停止观察他的病人。然后，他把临床获得的经验进一步同自我分析和梦的解析结合起来。
弗洛伊德经过详细的观察，逐渐认识到：每一件被遗忘的事情，都有其痛苦的一面。如果以该病人的人格标准来衡量，那么，这些事情就包含着不能令他苟同或使他引为羞耻的观念。由于这些不能苟同或引以为耻的观念在不知不觉间形成，所以它会被遗忘，或者说使它不能在意识界中存在。所以，如果想使它重新回到意识界，就必须首先克服某些内在的阻力，以极大的力量去驱逐或镇压这些阻力本身。医生在治疗过程中所作的努力要视病情而定，并和试图回忆的事情的难易成正比。在这过程中，医生所需耗费的功力，显然就代表了病人的内在心理的阻力。弗洛伊德在这方面的发现是继发表《歇斯底里研究》之后最重要的发展，它构成了弗洛伊德的“抑制学说”。
至此，精神病理过程就进一步明白起来，让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某人心里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冲动，但被另外一种强而有力的趋势所反对。我们可以猜想这时所产生的心理矛盾不外走下述一条路线，即两种活力——“本能”和“阻力”在完全意识的状态之下相持一段时间，直到“本能”的冲动被驳倒，而使其力量消失为止，这是一般正常人的解决途径。但是，在患有神经质病的患者身上，由于一种至今尚未明白的原因，上述冲突的宣泄方式就大为不同。在受到一种旨在压抑上述冲动矛盾冲突之后，“自我”受到震惊而退缩回去，从而阻止该冲动跑到意识界，并不让它的动力宣泄出去。结果该冲动所带来的“力量”还是原封不动。这种得不到宣泄的“潜能”就是发生歇斯底里的隐患。弗洛伊德把这一过程称为抑制作用。
这是弗洛伊德的重要创造。在这以前，还没有人这样分析神经质机制。弗洛伊德把这一机制比喻为“防御机制”。
抑制作用的第一步还包括许多其他的步骤。首先，“自我”不得不长期消耗能量，即“对抗能量”，以对抗那些被抑制的冲动的再现的威胁，因此，“自我”最后必然达到精疲力尽的地步。另一方面，潜伏在潜意识里的被抑制冲动，也能找到宣泄的方法，或经由迂回的路线，找到适当的替代物，而使得抑制作用的目的化为泡影。在转换性歇斯底里的病人中，这种被抑制的冲动几经周折，到达全身的神经分支中去，而从不同的地方“突围”而出，遂产生特殊的症状。这些症状其实是折中协议的结果。因为它们虽然都是替代品，但由于有“自我”的阻力作用，它们都仍然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都不曾被外来力量所歪曲或改造。
抑制作用这个学说是了解弗洛伊德精神病治疗法的关键。它是弗洛伊德的独创和发明，这个学说标志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的正式诞生。
根据这种抑制作用学说，精神治疗的目标，已不再是反转那些走错了路线的效应，而是揭开被抑制的冲动的真相，代之以一种决定被驳倒的冲动的取舍的判断行为。由此之后，弗洛伊德不再把他的治疗方法称为涤清法，而是称之为“精神分析法”。
抑制作用学说是精神分析学的中心，它直截了当地把歇斯底里症看作是心理冲突和抑制作用等动力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
由于对病态抑制作用及各种现象的研究，精神分析学实际上把潜意识看作是人的精神活动的最原始、最基本、最普遍、最简单的因素。这种潜意识就是所谓原动的无意识的“心”。它是一切意识行为的基础和出发点。人类的一切精神活动，不管是正常的或变态的、外在的或内在的、高级的或初级的、复杂的或简单的、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都不过是这种潜意识的演变结果。依据这种学说，每种意识活动都在潜意识的心中深深地伏有其根株。人们要认识心理生活，要治疗变态心理，就必须探索意识行为及其潜意识的源头之间的联系。
在弗洛伊德看来，无意识的“心”，或“潜意识”，并不是被动的收容所。它却象蓄电池储存电能一样，随时可以发泄出去，可以主动地产生冲突。弗洛伊德也不赞成把潜意识看作凋谢了的记忆的消极、被动的保管库。潜意识在本质上是原动的。它那不断争取表露或升华为意识的内容，乃是精神活动背后的原动力量。归根结底，意识不过是由深藏的潜意识伏流所产生的心理生活的表面微波罢了。这种潜意识又是本能活动的源头，也是性冲动和感情经验的起源。这些潜意识虽然受到压制，但它们永不断地为得到自我满足而斗争。精神分析学的大部分任务就是考查这种被压制的东西的活动方式及规律，考察它们寻求满足时所采取的方法和途径。
“抑制作用”学说的初步建立，表明弗洛伊德终于明确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这就是要探索人的心理深层的神秘世界。
正是在这种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弗洛伊德开始在自己身上进行自我试验。这种自我试验的过程也就是“自我分析”的过程。
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是从一八九七年七月正式开始的。虽然，弗洛伊德在这以前的理论研究和精神治疗的实践也可以算作是他进行自我分析的基础，但是，促使他进行自我分析的导火线是他爸爸在一八九六年十月的逝世。弗洛伊德写道：“我一直高度地尊敬和热爱他，他的聪明才智与明晰的想象力已经深深地影响到我的生活。他的死终结了他的一生，但却在我的内心深处唤起我的全部早年感受，现在我感到自己已经被连根拔起来。”由此之后，弗洛伊德说，就导致他写《梦的解析》那本书。实际上，《梦的解析》乃是自我分析的继续。
自我分析过程是从童年生活的自我再现开始的。对于童年生活经历的发掘，使弗洛伊德发现人类潜意识的基本成分恰恰就是幼年生活的凝缩物。因此，有目的地再现幼年生活经历，将有助于了解潜意识的内容及其形成过程。这是揭示潜意识神秘王国的捷径。
现在，弗洛伊德的心爱的父亲的逝世，把弗洛伊德的内心感情带回到以往的生活经历中。对父亲的怀念使他的脑海中重演了一幕又一幕旧日生活的图画。他想起的旧事越多，越可以在其中发现许多现有的感情和性格的痕迹，他发现自己在眼前的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无意识动作、习惯性行为及感情都不过是童年时期的经历的翻版。因此，弗洛伊德进一步加强了回想、分析和研究童年生活的决心。
为了进行自我分析，进一步揭开覆盖着潜意识世界的帷幕，弗洛伊德在父亲逝世后，更频繁地询问自己的母亲，打听自己在小时候的生活情景。他试图从他母亲提供的线索和片断材料中，尽可能完美地回忆那些早已遗忘了的童年生活。他把母亲提供的材料同自己所能回忆到的印象联贯起来，又把自己在童年时代的心理表现同成年后的许多心理现象加以比较。这就为他的进一步的自我分析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和有价值的启示。
他的自我分析工作所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发现儿童的“性本能”及其演变对于人类一生心理发展的决定性影响。
当他在自我分析中发现自己从小就有亲近母亲的特殊感情时，当他发现自己的亲母感情具有排他性、独占住——甚至由此产生妒忌父亲对母亲的关系时，他得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即人从小就有一种“性欲”。而且这种“性欲”构成了人的最基本的“原欲”，它是人的一切精神力和生命力的原动力之一，弗洛伊德称之为“性动力”或“性原欲”。由此，他进一步创立了“奥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的理论。关于这个理论的详细内容及其发展过程，将在本书第九章进一步论述。这里要指出的是，“奥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的理论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基本理论之一，而这个理论也和他的潜意识理论一样是在自我分析和他的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一八九七年十月十五日，弗洛伊德在一封详述其自我分析的信中，宣布“奥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的两个基本因素是对双亲之一的爱和对另一方的妒恨。他认为，这是童年心理的基本内容，也是人类一切复杂的精神现象所由以发展的真正“胚芽”，是个人的和种族的“心理生活之树”的“种子”。此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始终都以“奥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为基本支柱而完善化和系统化。也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许多人对弗洛伊德产生误解，将他的学说视之为“下贱的性变态理论”，或称之“为社会上一切猥亵行为辩护的污浊理论”。
当弗洛伊德在十九世纪末发现“奥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的时候，已经意识到他自己的理论所必然遭遇到的历史命运，但弗洛伊德毫不畏惧。
弗洛伊德自己在回顾这一段对于他的一生及他的精神分析学理论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时期时，说道：
如果撇开涤清法这个预备期不谈的话，在我看来，精神分析发展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里，我一个人孤军奋斗，什么事都得自己去做。这一段时期就是一八九五和一八九六年左右到一九零六年和一九零七年。（见弗洛伊德著《自传》）
由于在自我分析中发现“奥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的结果，弗洛伊德在十九世纪末的最后几年中陷入了孤立的地位。这时候，连一向支持他进行科学研究的布洛伊尔教授也开始与他分离。
关于这一点，弗洛伊德在《自传》中进一步说道：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和布洛伊尔在《歇斯底里研究》一书中所建立的理论还很不完全；尤其很少触及有关病变过程所基植的那些病因上。现在，我已从经验的快速增进的积累中发现在神经质背后的神秘因素；它们并不是随便任何一种类型的情绪激奋，而是早年的或新近的性经验所引起的。我之研究神经质患者，原是不怀任何偏见的，所以，我的结论绝不是我有意造成，也没有夹杂半点个人的期望成份在内。
由此可见，在自我分析中发现的“奥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学说对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奠定了该学说进一步发展的理沦基础，确定了该学说的今后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它又招致该学说在今后发展中所遭遇到的特殊历史命运——更确切地说，这一理论核心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同形形色色的心理学派彻底地区分开来，并因而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别的旗帜上标出了引人注目的、独具特色的象征性符号。而这一基本理论甚至埋下了导致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理论队伍的分裂的种子。在弗洛伊德之后纷纷从事精神分析研究工作的人们中，因对“奥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的分歧意见，分成了许多派别，其中最有影响的有弗洛伊德本人的学生容格、阿德勒等人。
正因为这样，弗洛伊德自己自始至终都很珍视“奥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理论。他有一次曾半开玩笑地说：如果将来有一天他自己的半身雕像被陈列在维也纳大学的纪念厅里的话，他希望在那上面刻上古希腊著名悲剧文学作家索福克勒斯（约前496一前406年）名剧《奥底帕斯王》的这样一句话：“他解答了狮身人面兽斯芬克斯的谜语，他是本事最高强的人。”
但是，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过程从来都不是孤立地进行的。自我分析一点也不意味着闭门思索、自我分离或自我升华。在弗洛伊德那里，自我分析的过程始终都同自己的科学实验和医疗临床实践结合在一起。他在临床医疗活动中，也同自己的自我分析一样，逐渐地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个隐藏在精神生活背后的潜意识上面。当他这样做的时候，越来越多地发现作梦现象同潜意识的活动的密切关系。
导致这一发现的关键是两个因素，这就是幼童生活经历在梦中的发现和神经质患者的病源在梦中的显露。这一发现使弗洛伊德看到了研究和分析梦的现象对于探索潜意识的极其重要的意义。弗洛伊德认为，如果说他在这以前的医疗活动中发现了神经病患者的发病源头是潜意识对于正常意识活动的干扰的话，如果说他在自我分析中发现了潜意识的基本成分是幼童时期的生活经验的话，那么，他现在所发现的恰恰是上述两个重要的研究成果的进一步结合，并使他通过这一结合更明确地找到了探索潜意识活动规律的重要途径。在弗洛伊德看来，梦既然是潜意识心理现象的自我表演，那么，梦的内容就必然包含那些早已被遗忘了的童年经历及导致神经病患者发作症状的心理性病源。这样一来，研究梦的现象就成为了治疗精神病和探索潜意识活动规律的天然“窗户”。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一书中说：
当我要求精神病患者将他有关某种主题所曾发生过的意念、想法统统告诉我时，就自然而然地牵涉到他们的梦。这就使我联想到，梦应该可以成为由某种病态意念追溯至昔日回忆间的桥梁。接着，我又进一步认识到，可以将精神病患者的梦当作一种症状，然后利用对这些梦的解释来追溯病者的病源，从而实现对患者的治疗。（见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第二章《梦的解析方法》
弗洛伊德在医疗实践中得出的结论同他在自我分析中所得出的结论相辅相成，使他决心把自我分析的重点转向对自己的梦的分析工作上。
弗洛伊德一向重视本人的亲身实践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人类精神生活既然以深藏于人类心理内层的潜意识为基础，为了深入了解潜意识的活动规律就非要通过亲自实践不可。在某种意义上说，自己才是本人心理活动之最直接的见证人。
所以，在确认了梦的分析的重要意义之后，弗洛伊德毫不犹疑地着手分析自己的梦，并把这种分析看作是自我分析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梦的解析》一书的第一版序言中，弗洛伊德说：
在阅读本书时，大家自然会明白为什么那些刊载于文献上的或来源不明的梦都不能加以利用。只有本人以及那些接受我的精神治疗的患者的梦才有资格被我选用。但我基本上放弃病人的梦不用，因为他们的梦的形成程序被神经质疾病的某些特征掺入了一些不必要的混杂成分。不过，在发表自己的梦时，我又不可避免地要将许多私人精神生活的秘密呈露于众人之前——这显然超出了我的意愿。或者可以说，它超出了任何科学家发表其论述时所应该做的范围。这是我的苦恼，但却是必要的；与其完全舍弃提供这心理学发现的证据，我宁可选择后者。
这又一次表明弗洛伊德在任何时候都准备为科学真理而作出必要的牺牲精神。在他看来，当科学真理的根本利益同个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绝不容许有任何调和的余地，更不能容忍让科学真理屈从于个人利益和个人偏见。
弗洛伊德对梦的兴趣，可以一直追溯到他的孩童时期。弗洛伊德自小就是一个很好的作梦者。甚至在很小的时候，弗洛伊德除了细心玩味他自己作过的梦以外，还把它们记录下来。他和玛莎订婚以后两星期，就在信上对玛莎说：“我有许多难以驾驭的梦，我从来就不曾梦见日间心思所属的事情。在梦里出现的，总是那些在日间稍纵即逝的事务。”这一点，后来成了他的关于梦的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年之后，他又在信中提到他的一个快乐的梦景。他说，他把这个梦写成笔记，笔记中叙述了梦中的旅行。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弗洛伊德一直是很看重梦在心里活动中的地位。
在有案可稽的诸病例中，弗洛伊德所做的第一个梦的分析，是布洛伊尔的侄儿爱弥尔•考夫曼的梦，那是一八九五年三月四日的事。弗洛伊德把它拿来和他所治疗的弗莱斯的一个病人的幻梦性精神病相比，认为其中愿望的实现这一点，两者是一样的。那个梦后来编入《梦的解析》一书中。这个梦是一个懒惰的医生做的，那个医生为了省得起床，梦见他已经在医院中上班了。这是第一个用来说明“梦是愿望的实现”这个原理的梦例。
在《梦的解析》一书中，弗洛伊德说：“梦，并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毫无意义的，不是荒谬的，也不是部分昏睡、部分清醒的意义的产物，它完全是有意义的精神现象。实际上，它是一种愿望的达成，它可以说是一种清醒状态精神活动的延续，它是高度错综复杂的理智活动的产物。”（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第三章。）
弗洛伊德以自己的梦作例子来说明这个原理。他说，他在年轻时，经常作一些“愿望达成”的梦。例如，年轻时，由于经常工作到深夜，早上就很不愿意起床，他真想多睡一些。“因此，清晨时，我经常梦到我已起床梳洗，而不再以未能起床而焦急，也因此使我能继续酣睡。”弗洛伊德就是在谈到自己的这个梦例时，进一步引述上面提到的那个“贪睡的医生的梦”的。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是这样引述的：
一个与我同样贪睡的医院同事也有过同样的梦，而且他的梦显得更荒谬、更有趣。他租了一间离医院不远的房间，每天清晨在一定的时刻女房东就会叫他起床。有天早上，这家伙睡得正甜时，那个女房东又来敲门。她喊道：“裴皮先生，起床吧！该上医院了”。于是，他作了一个如下的梦：他正躺在医院某个病房的床上，有两张病历表挂在他床头，上面写着“裴皮•M，医科学生，二十二岁。”事后，他坦率的承认这梦的动机，无非是贪睡罢了。（同上书）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一书中，引了自己的和别人的大量梦例，说明“梦是愿望达成”的原理。例如，他举这样一个例子：“一位年轻女人由于终年在隔离病房内，照顾她那患传染病的小孩，而很久未能参加社交活动。她曾作了个梦，梦见她儿子康复，她与一大群包括道特、鲍格特、普雷弗特以及其他作家在内的人一起，这些人均对她十分友善亲切。在梦里，这些人的面貌完全与她所收藏的画像一样。……”（同上书）
弗洛伊德为了说明梦的上述特征，建议人们进一步回忆自己在孩童时期的梦，或考查自己的儿女的梦。因为在他看来，小孩子的心灵活动较为单纯，所以作的梦就比成人的梦更简单，因而就更能生动地表现“愿望达成”的道理。而且，弗洛伊德还说：“就象我们研究低等动物的构造发育以了解高等动物的构造一样，我们应该多多探讨儿童心理学，以了解成人的心理。”小孩子的梦，往往是很简单的“愿望达成”。例如，一八九六年夏，弗洛伊德举家到荷尔斯塔待远足时，他的八岁半小女儿作了一个典型的“愿望达成”的梦。
事情是这样的：在这次远足中，弗洛伊德带着邻居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爱弥尔同行。这小男孩文质彬彬，颇有一点小绅士的派头，相当赢得弗洛伊德小女儿的欢心。次晨，小女儿告诉弗洛伊德说：“爸爸，我梦见爱弥尔是我们家庭的一员，他称你们‘爸爸’、‘妈妈’，而且与我们家男孩子一起睡在大卧铺内。不久，妈妈进来，把一大把用蓝色、绿色纸包的巧克力棒棒糖，丢到我们床底下。”
弗洛伊德关于“梦是愿望的达成”的原理是他论证潜意识活动规律的重要证据，也是他对梦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第一个重要结论。正是这一结论把他同以前一切关于梦的反科学“理论”区分开来。因此，在这里有必要简略地说明弗洛伊德得出这个结论的过程。
一八九五年夏，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法治疗一位与他素有交情的女病人。由于弗洛伊德一家人都与女病人及其家人有过密切的来往，所以，这次治疗给弗洛伊德带来了沉重的精神负担。这种负担主要表现在他怕治不好病，他担心，万一治不好，可能会影响两家的友谊。结果，治疗效果确实不太好。
有一天，弗洛伊德的同事奥多医生拜访了这位女患者——伊玛的邻居，回来后与弗洛伊德谈起伊玛的情况。奥多说：“她看来似乎好一些，但仍不见有多大起色。”那种语气听来就犹如指责弗洛伊德没尽到责任。弗洛伊德猜想，一定是那些最初就不赞成伊玛找弗洛伊德治病的亲戚们，又向奥多说了弗洛伊德的坏话。但这种不如意的事，当时弗洛伊德并不介意，同时也未再向他人提起。只是在当天晚上，在甚感委曲的情绪下，他振笔疾书，把伊玛的整个治疗过程详写一遍，寄给他的一位同事M医生。当时，M医生还算得上是精神病治疗的一位权威。弗洛伊德的动机是想让M医生知道，他的医疗究竟有没有使人非议之处。就在当天晚上，即一八九五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七月二十四日之夜，弗洛伊德作了一场梦。第二天清早起床，弗洛伊德立即把想起的梦境记录下来。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一书中，用将近一万字的篇幅叙述了这场梦，并逐一作了分析和说明。
通过分析，弗洛伊德发掘出隐藏他的精神世界内部的一贯意向，那也就是弗洛伊德所以做这个梦的动机。弗洛伊德说：“这梦达成了我几个愿望，而这些都是由前一个晚上奥多告诉我的话，以及我想记录下整个临床病历所引起的。整个梦的结果，就在于表示伊玛之所以今日仍活受罪，并不是我的错，而应该归咎于奥多。由于奥多告诉我，伊玛并未痊愈，而恼了我，我就用这个梦来嫁祸于他。这梦得以利用其他一些原因来使我自己解除了对伊玛的歉疚，这梦呈现了一些我心里所希望存在的状况。所以，我可以说‘梦的内容是在于愿望的达成，其动机在于某种愿望。’”
弗洛伊德很重视这场梦所表现出来的内容、形式及其与主观的内在愿望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这场梦所呈现的上述关系具有普遍的意义。因此，在一九零零年七月十二日写给弗莱斯的信中，弗洛伊德把这个梦及其解析看作是他“揭穿梦的秘密”的“开端”，并半玩笑地说，有必要为“伊玛的注射”之梦的解析立一个大理石的纪念碑。
确实，就在完成了对“伊玛的注射”的梦的分析之后，弗洛伊德决心沿着这条结论的方向进一步深入研究心理学。就在那年夏天，弗洛伊德到柏林拜访弗莱斯，兴致勃勃地提出了“科学心理学研究计划”。
在这里，他把两种根本不同的心理过程分为原发性和继续性两种。他认为，在梦中，原发性心理占据重要部分。这时候，在正常状况下抑制着原发性心理的“自我”处于相对沉寂状态。所以，原发性的心理才得以冲破“自我”的监视而自由地活动起来。弗洛伊德指出，“自我的相对沉寂”不同于“绝对沉寂”或“完全沉寂”。如果“自我”真的处于完全沉寂状态，睡眠时反而不会有梦。往往是在“自我”既要休息、又得不到完全休息的时候，即“自我”处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