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并没有反张作霖。而是张学良的恩师，也是部属郭松龄打着张学良的旗号反对张作霖。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奉军内部逐渐形成了“老派”、“新派”。老派是奉军中的实力派，绝大多数都是和张作霖一起出道的结拜兄弟，成员有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孙烈臣、吴俊升，这些人在奉军中都担任军政要职。新派分为“士官”派和“陆大”派，都是军校出身的人，“士官”派大多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以杨宇霆为首脑，成员有姜登选、韩麟春、于珍、常阴槐、王树常、于国翰、邢士廉等人，这些人对杨宇霆甚为依赖，视杨为“智囊”、“精神领袖”。
“陆大”派大多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和保定军官学校，以郭松龄为首。张学良虽不是陆大派的首领，但对陆大派最为赏识和拔擢，陆大派成员多是担任师长、旅长等职。郭松龄和奉天省省长王永江一样都是主张“精兵强卒、保卫桑梓、开发东北、不事内争、抵御外侮”。而杨宇霆倚仗张作霖的信任，极力主张奉系势力向中原地区发展，俨然成为张作霖称霸中原的最得力助手。杨宇霆和郭松龄都是性格有缺陷的人。杨宇霆专横跋扈，恃才傲物，好搞小圈圈。他仗着大帅张作霖的宠信，有时对张学良也不放在眼里。而郭松龄呢，属于那种不苟言笑的特别严肃的人，为人心胸狭窄，刚愎自用。奉军在整编军队时，杨宇霆常限制二、六旅的经费预算和军械弹药的供应，张学良都感到“事事受杨的刁难”。杨与郭历来不合，分别仗着老帅和少帅的宠信，更成水火不容之势。
冯玉祥赶跑直系军阀、控制北京后，奉系张作霖对他虎视眈眈。因缺粮缺饷，冯玉祥一面虚与委蛇，一面秘密联系奉系少壮派将领郭松龄，打算里应外合，联合反奉。[3]
郭松龄之所以倒戈，冯玉祥和李景林能够与之联合，是重要的外援。有了这个外援，不但没有后顾之忧，而且可以得到配合。从冯玉祥与郭松龄签订的密约看，双方应该真诚配合。但是，冯玉祥为了自己的利益，却在背后挖了郭松龄的墙脚。[4]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内部发生了激烈的地盘之争。据何柱国回忆：张作霖原先预定由姜登选去接江苏，郭松龄去接安徽。不料杨宇霆也想要个地盘，结果杨去了江苏，把姜登选挤到了安徽，郭松龄则落了空。郭松龄在此次直奉战争中功高而未获赏，心中极为不满。后来杨宇霆、姜登选将苏、皖丢失，郭松龄气愤地对张学良说：“东北的事都叫杨宇霆这帮人弄坏了，安徽、江苏失败，断送了3个师的兵力，现在杨宇霆又缠着老帅，给他们去打地盘子，这个炮头我不再充当了。要把东北事情办好，只有把杨宇霆这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赶走，请少帅来当家。”此时，郭松龄已露出反奉的心思，但张学良没有在意。
1925年10月初，郭松龄作为奉军的代表去日本观操。日本参谋本部一位重要职员去拜访他，问他到日本是否还有代表张作霖与日本签订密约的任务。郭松龄才知道张作霖拟以“落实二十一条”为条件，商由日方供给奉军军火，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此事激起郭松龄的强烈义愤，郭便将此事告诉了当时同在日本观操的国民军代表韩复榘。郭对韩表示：“国家殆危到今日这个地步，张作霖还为个人权力，出卖国家。他的这种干法，我无论如何是不能苟同的。我是国家的军人，不是某一个私人的走狗，张作霖若真打国民军，我就打他。”并请韩向冯玉祥转达自己的合作意向。
同年10月24日，郭松龄应张作霖的电召回到奉天，随后被派到天津去部署进攻国民军。郭到天津后，代表张学良组织第三方面军司令部，他紧紧抓住这一时机，安置亲信，与冯玉祥频繁联系，为武装反奉作准备。
11月13日，张学良在天津召集郭松龄、李景林等将领开会，传达向国民军进攻的密令。郭在会上公然抗命，痛切陈述不可再战。此时，张作霖也察觉出郭有异心，遂发急电令郭调所部集中在滦州，回奉听候命令。郭于是立即派人携带一份密约去包头与冯玉祥接洽，双方议定由冯玉祥据西北，直隶、热河归李景林，郭管辖东三省，冯、李共同支持郭军反奉。
11月19日晚，郭松龄在天津国民饭店秘密召集亲信旅长刘伟、范浦江、霁云、刘振东等人举行紧急会议，公开表示对张作霖、杨宇霆所作所为的不满。11月20日，郭松龄以军团长张学良的名义下令部队撤退到滦州。11月21日，郭在滦州车站召开军事会议，约有百人参加，郭的夫人韩淑秀亦出席会议。郭痛陈国内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并说：“在老帅面前专与我们作对的是杨宇霆……现在叫我们为他们收复地盘，为他们卖命我是不干的……我已拿定主意，此次绝不参加国内战争。”郭松龄拟定好两个方案，一是移兵开垦，不参加国内战争；二是战争到底，武力统一，请大家选择签名，何去何从各从己愿。与会将领绝大多数表示赞同，大家相继在第一个方案反奉宣言书上签了字。唯有第五师师长赵恩臻、第七师师长高维岳、第十师师长齐恩铭、第十二师师长裴春生等30多人犹豫不决，有的人还表示了反对。郭松龄将这些人逮捕，押往天津李景林处关押起来。最后郭说：“我这样行动等于造反，将来成功自然无问题，倘不幸失败，我唯有一死而已。”夫人韩淑秀应声道：“军长若死，我也不活！”
11月21日晚，郭松龄发出讨伐张作霖、杨宇霆的通电，提出三大主张：一是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二是要求祸国媚日的张作霖下野，惩办主战罪魁杨宇霆；三是拥护张学良为首领，改革东三省。
郭松龄将所部整编为5个军，郭亲任总司令，原炮兵司令邹作华为参谋长，刘伟、霁云、魏益三、范浦江、刘振东任军长。1925年11月23日，七万大军浩浩荡荡向奉天进发，一场血战拉开帷幕[5] 。
拒不回头
郭松龄敢于起兵反奉，不仅因为他是一名民主革命者，与张作霖等旧式军阀有本质区别，同时也与张学良的充分信任和纵容有着密切的关系。张学良秉承父亲张作霖“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作风，对郭松龄有着超乎寻常的信任，这在奉系集团内部早已成为美谈。因此当郭松龄“对张作霖的军政措施，时常表示不满”时，张学良对郭松龄则“每表同情”，并不加以制止。[6]
郭松龄起兵前，称病住进天津意大利医院。张学良于11月20日前去探望，劝他回奉天向“上将军面陈意见”。郭则表示：“上将军脑筋陈旧，在杨宇霆这帮群小包围之下恐已无力挽回，必须赶走老杨这帮人，父让子继，由我们来干”。张学良虽然赞成郭反对军阀混战、革新东北的主张，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做不到冒着忤逆之名去反对他的父亲。此时，郭松龄的谋逆已表露无遗，可张学良仍未及时对郭加以规劝。后人分析，张学良对郭松龄太过信任，一点儿也没有想到他真会起兵造反。
对郭松龄起兵，张作霖也是万万没有想到。张作霖始终把郭松龄看作是辅佐儿子张学良的人物。郭松龄的快速升迁与张学良有着很大的关系，更与张作霖的寄予厚望有着直接的关系。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张作霖论功行赏，将山东督军给了张宗昌，江苏督军给了杨宇霆，安徽督军给了姜登选，而贡献最大的郭松龄却什么位子也没得到。对此，张作霖的解释是：“将来我的位子就是小六子的，小六子掌了大权，你郭松龄还怕没有位子吗？”张作霖心里清楚，郭松龄与张学良共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将来的东北就是张学良和郭松龄的。在张作霖心中，郭松龄就等同于张学良，所以，好武器、好装备都可着郭军来。可以说，奉军精锐当时几乎尽在郭松龄麾下。
郭松龄的突然造反让张作霖如闻惊雷。开始时，他还误以为张学良跟郭松龄一起反老子呢。弄清真相后，他一面指使杨宇霆辞职退隐大连，以去郭松龄起兵口实，一面派张学良直接与郭疏通。24日，张学良向其父洒泪叩头而别，急赴秦皇岛，企望劝说郭松龄罢兵言和。26日，张学良在秦皇岛通过日人顾问仪峨与在滦州的郭松龄身边的日医守田福松电话联系，要求与郭面谈，遭郭松龄婉拒。27日，张学良给郭写了一封亲笔信，日医守田到昌黎将此信转呈郭松龄，
信发出后，仍然没有回音。1925年11月27日，张学良第二次派仪峨与守田接触，希望郭松龄先行停止军事行动，有什么要求尽可以磋商。郭松龄这次有了回复，提出下列停战条件：（1）山东归岳维竣；（2）直隶归冯玉祥；（3）热河归李景林；（4）郭回奉执政，统掌东北。
至此，郭松龄反奉之目的已然明朗，他要独自掌控东三省，以实现其改造东三省之目的。张学良感到劝说郭的工作完全失败，不再对其抱有幻想。于是，派飞机在郭军上空投撒传单，揭露郭松龄盗用自己名义倒戈反奉，谴责其忘恩负义。
1925年12月初，郭松龄正率大军向沈阳进发，战斗处于激烈的白热化状态，正需要冯玉祥和李景林的声援。但恰在这个时候，冯玉祥却突然率军大举进攻李景林的部队。直隶督办李景林，也是郭松龄反奉所联系的对象，在郭松龄起兵前，李景林已经宣布脱离奉系，加入冯玉祥和郭松龄的联合阵线，冯玉祥也为此感到高兴。这个时候，冯玉祥为了拓展自己的地盘，进攻李景林，抢夺了直隶省的地盘，并霸占了天津作出海口。郭松龄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境地。不仅如此，在郭松龄起兵时，镇守热河的阚朝玺拥兵观望时，冯玉祥觉得有机可乘。他突然出兵，夺取了热河。[4]
这场内讧，使在辽宁与张作霖正面作战的郭松龄陷入孤立无援的地步，郭最终在白旗堡战败身亡
引自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