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王朝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华夏王朝，李渊李世民以下大唐诸代皇帝，皆是汉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的李白同样也是汉人。祖上有部分胡人血统并不代表自己就是胡人。
其一，辨析李唐皇室的血统。
毋庸讳言，过去几千年的封建帝制时代，一直都是父权制社会，因此对某个王朝、某个家族、甚至某个具体个人的民族属性判别，按传统观念都是从父不从母，即父系决定论。——道理再简单不过，皇位和家族权利财富的传承皆来自于父系。很多朝代妇女甚至根本没有完整继承权。
显然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办法套用现代男女平权观念，去替古人纠正其三观。历史就是这样已经发生的事实，主观上可以不愿接受，但其客观确实存在。
从五胡乱华时代起，许多胡族王朝的皇帝都收纳了汉人后妃，生下皇子继承皇位，如此情形司空见惯，即使特别标榜“旗汉不婚”的满清王朝亦不例外。但这些有汉人血统的皇帝，其自身认同依然是胡族，而非汉人，他们治下的王朝也并没有因此就变成汉人王朝。
就以满清为例，而即使不举康熙帝玄烨生母佟氏（玄烨即位后改佟佳氏，辽东佟氏有汉人和汉化满人两种争议说法）的例子；嘉庆帝生母魏氏（即《还珠格格》中的令妃娘娘）也是确凿的汉人无疑。然而嘉庆帝并其子孙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诸帝，仍是满人无疑，无论当时后世，同样没有任何人包括他们自己，会视其为汉人，或认可他们治下的满清因此变成了汉人王朝。
那么依据同样的标准，既然胡族皇帝并不会因为母系祖先是汉人、就因此被认为汉人；那么汉人皇帝又为什么会因为收纳了胡族后妃，子孙就因此也变成胡人呢？此论岂不是荒天下之大谬？持此论调的逆向民族主义者，能够自圆其说么？
因此，李唐皇室的母系祖先，如窦氏，独孤氏，长孙氏虽为鲜卑后裔，但唐朝历代皇帝的汉家天子身份根本不用质疑。同样道理，如郑成功父亲是汉人，母亲是日本人，但他仍然是100%的中国人。郑成功开拓台湾，也和日本全无关系。
此外，根据历史记载，鲜卑人自认是黄帝少子昌意之后，亦有一说是秦始皇时期的逃亡汉人。
《魏书卷一帝记第一》：“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
《史记索隐》引东汉应奉上奏汉桓帝书云：“秦筑长城，徒役之士亡出塞外，依鲜卑山，引以为号。”
《翰苑集》引《汉名臣奏》云：“鲜卑者，秦始皇遣蒙恬筑长城，徒亡塞外。鲜者，少也。卑者，陋也。言其种众少陋也。”
五胡十六国时期，鲜卑人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后来由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帝国统一了中国北方。汉人冯有成为北魏的摄政太后，开始推行汉化改革；冯有的孙子北魏孝文帝元宏更进一步改鲜卑姓氏为汉姓，尽弃胡族风俗语言服饰，此外，更鼓励鲜卑人和汉人通婚；评定士族门第，制定汉式官制朝仪，将北方汉人士族大家全面纳入统治中枢。
北周宣帝死后，杨坚以汉人之身，国丈之尊，执掌北周国政；鲜卑大将尉迟迥不服，据邺城起兵，关东八州皆反；老将军韦孝宽领军东征，未来的隋帝国第一名将杨素亦在军中，一举平之。
随后杨坚代周称帝，敕令尽弃胡姓，禁绝胡俗，光复汉统。从此自慕容氏灭冉魏入河北起，在北中国叱咤数百年之久的鲜卑人也正式成为了历史名词，彻底融入汉族。
换言之，从隋朝建立起，这世界上就再没有鲜卑人了。明智如独孤伽罗，成为新帝国的皇后，辅弼隋高祖杨坚开创开皇盛世；顽固抗拒汉化的鲜卑反动派，如尉迟迥及其同党都被直接消灭，成为历史尘埃。是以，即使按所谓血统成分论，杨广也好，李世民也罢，一样都是100%的汉人。
到了唐初，如皇后长孙氏、大臣长孙无忌、大将尉迟敬德，人家都已经是正儿八经的汉人。换了哪个傻瓜跑去和人家说：「你姓这个姓，明明应该是胡人啊”」，恐怕不死也得去掉半条命，信不信呢？
当时有影响甚大的著名高僧法琳，积极投身佛道之争，出于抵制道教发展的宗教目的，对李世民胡说“陛下并非老子李耳后人，而是胡人后裔”，被勃然大怒的李世民下狱，以讪谤罔上之罪，死于流放途中。
可笑时至今日，一些人仍拿法琳和尚的鬼话当论据，四处以讹传讹，无非也是和法琳一般，并非当真针对李世民子孙的血统，而是别有其他用心罢了。
其二，论所谓“李唐皇室胡俗说”。
连同“李唐皇室闺门失礼说”，都被上世纪的“民国大师”当成了“李唐皇室胡人说”的重要论据。其实纯系一家之说，想当然耳。
北魏时期，胡汉通婚极普遍，所谓胡化汉人、汉化胡人都常常混居一起。那么用隋唐皇族与胡姓通婚，或是沾染所谓“胡风”，来认定他们本身一定是出于胡族，岂非自相矛盾？
唐太宗纳弟妇、唐高宗纳父妾、唐玄宗纳子媳这些事，本是统治者私德；包括唐朝公主相对开放的私生活；其实皆是华夏历朝亘古皆有，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南北朝，稍懂历史的，都知道例子不胜枚举……根本不足以证明是所谓“胡风”影响。会如此认为的，只好说少见多怪。
还有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吮父乳事，与所谓“胡俗胡礼”更全无关系。
《史记》：周文王姬昌“龙颜虎肩，身长十尺，胸有四乳”，因此被周太王认为“吾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
可见古人对男性多乳症有崇拜，认为是圣人的象征。而《新唐书》：李渊“体有三乳，性宽仁”，亦可看做他作为开国帝王的异象。
玄武门之变发生在六月，古人没有空调电扇，即使是皇帝也没辙，李渊乘凉散热，赤露躯体原是常理。其实变相说明他被尉迟恭等人囚禁时的狼狈，堂堂天子竟然连件御袍也来不及披上。
而李世民同样不待李渊正装，便迫不及待做出这种可以说是肉麻的举动，乃是因为是日政变关键不在玄武门，而在皇宫大内；不在李建成，而在李渊。
李世民此次成败关键，在于就他以斩首战术挟制了李渊，他老子不是史书和相关影视小说里的窝囊老好人，而是大一统王朝众得天下最速的开国之君。
英雄一世的李渊，临老居然会千古艰难唯一死，忍下两子惨死、自己被逼宫的奇耻大辱，亦或说出于王朝建立者与家长族长的立场，选择了顾全大局妥协，而不是为帝王尊严去鱼死网破，让李世民省去了一番说服天下的周折与整合中枢的血腥，自然是意外之喜，难怪竟会喜极而泣，抱着李渊肉麻表演一番。
其三：论所谓“河北胡化说”。
从初唐起，不断有突厥、契丹、回纥、高句丽、沙陀各部被迁入中原，其部酋为唐政府效力为唐将，中间也确实有过处置不当，后突厥回漠北复国这样的反复。
然则就总体趋势而言，一直是这些胡部被汉化，胡人被汉人融合，而从来不是相反。即使到唐末才迁入的西突厥沙陀人，经过五代几十年融合后，也彻底泯灭民族意识，和汉人毫无区别了。
而安史之乱后的河朔三镇，以地相传，父子相承，唐朝中枢不能干预其继承和内务，但毕竟还是汉人节度和兵士为主。
当地占绝大多数的汉人，在和内迁胡人的混居中，变得和胡人一样尚武轻文、不读诗书、桀骜不驯、强悍难治，确是不假，所谓“尚攻战而不崇文教”，确是不假。
但其地域民族认同感一直是汉非胡，而不是一些一知半解之人以为的那样，当真变成了胡人。更不说河朔三镇同样还有大量的汉人士子，一样参拜孔庙，传承六经，参加朝廷科举。
所谓“民国大师”一生能翻阅到的资料，在今天信息爆炸时代随手可得，因此他们的许多结论，都有时代局限性，并不能盲目迷信。陈寅恪以河北地域重武轻文，便大呼这是”汉人被胡化“之谬论，更是不值一哂，仿佛我汉人天生就该用天灵盖去顶狼牙棒不成?
对所谓“河北胡化说”，不妨反问，唐朝灭亡后，那些据说是“胡化了河北”的胡人怎么突然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唐末可没有再出个发布“屠胡令”的冉天王去杀光他们吧？ 后周至北宋都领有河北，当地主体民族是汉人还是胡人？这是个常识。 甚至被契丹割去的幽云十六州，当地主体民族是汉人还是胡人？这还是个常识。
其实唐朝真正缺失根本不在河北，而是因为安史之乱导致河西陇右失陷，虽中途有归义军起义，宣宗复河湟，但很快就是残唐和五代兵乱，中原政权无暇西顾，汉人在当地不占优势，反而被吐蕃强制同化，即令人痛心的“汉人学作胡儿语，反向城头骂汉人”，这也是后来西夏得以成功立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河西蕃化”是国力衰落和军事失败所致，和唐皇室的民族血统更加毫不相干。
其四，唐朝皇室和帝国精英对胡人的态度。
不要单看那些“胡汉一家”纯为统战需要的朝廷官面文章，从各种细节上，可看出历代李唐皇帝都坚持汉本位思想，对胡人的轻视和警惕是一以贯之的。
如唐高宗李治之母长孙氏、祖母窦氏、曾祖母独孤氏，在一些血统论者眼里，他大约是个“汉人血统比例很低”的“准鲜卑人”了。而李治对胡人是什么态度呢？
二月，甲寅，上御安福门楼，观百戏。乙卯，上谓侍臣曰：“昨登楼，欲以观人情及风谷奢俭，非为声乐。朕闻胡人善为击鞠之戏，尝一观之。昨初升楼，即有群胡击鞠，意谓朕笃好之也。帝王所为，岂宜容易。朕已焚此鞠，冀杜胡人窥望之情，亦因以自诫。”
李治登楼观看民情，胡人们特意聚在一起踢球，想讨好他。而李治宁可把球烧了，也不给胡人可乘之机，“冀杜胡人窥望之情”。
攻灭东突厥后，帝国宰相魏征在朝堂议政时公然说“夫戎狄人面兽心，弱则请服，强则叛乱”，并举西晋令汉胡杂居中原，“伊洛之间，遂为毡裘之域”为前车之鉴。
李世民虽被诸胡部落尊为“天可汗”，但对胡人亦有清醒认识“戎狄人面兽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为害。”
大唐是诗的帝国，帝国精英留下了大量以汉喻唐，誓平胡虏的不朽名篇，试举几例：
《前出塞九首》 杜甫
驱马天雨雪，军行入高山。径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间。
已去汉月远，何时筑城还。浮云暮南征，可望不可攀。
单于寇我垒，百里风尘昏。雄剑四五动，彼军为我奔。
虏其名王归，系颈授辕门。潜身备行列，一胜何足论。
《塞下曲》 李白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
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
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塞下曲》 卢纶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从军行》 王昌龄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
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
胡瓶落膊紫薄汗，碎叶城西秋月团。
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
《塞上曲》 戴叔伦
汉家旌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出塞词》 马戴
金带连环束战袍，马头冲雪度临洮。
卷旗夜劫单于帐，乱斫胡儿缺宝刀。
《古从军行》 李颀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
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
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
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
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
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
《军城早秋》 严武
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
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
当然还有最著名的《胡无人》 ：
严风吹霜海草凋，筋干精坚胡马骄。
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兼领霍嫖姚。
流星白羽腰间插，剑花秋莲光出匣。
天兵照雪下玉关，虏箭如沙射金甲。
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
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
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胡无人，汉道昌。
诗仙李白祖先出处不详，据说生于安西碎叶，因此也被一些津津乐道于道听途说之人，当做了胡人。
哪怕他写下了杀气腾腾的「履胡之肠涉胡血，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胡无人，汉道昌」，也被视而不见，实在可笑。看陈寅恪胡扯李白是“胡人”的那几条笑掉牙论据，什么“青莲语出自西竺'，什么”伯禽小名为明月奴”，居然就得出个“则其人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的结论，这是在侮辱正常人基本智商么？
唐朝大诗人有胡人血统嫌疑的，元稹确是鲜卑皇族后裔，刘禹锡可能是匈奴后裔，不过唐朝时他们的家族都早已被同化了上百年、几百年。
所以他们依然是不折不扣的汉人，华夏本就以文明与认同分，从不单纯以血统论。大唐虽确实从文化高度歧视胡人，不必否认；但祖先是胡人而一心想归化为汉人的，其子孙完全被一视同仁厚待，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开放和大度。
不算胡人为镇将节帅这些特殊例子，即使要跻身文化精英士大夫阶层也并不难。如宣宗时名相白敏中的祖先白孝德是龟兹王子，安史之乱时从军平乱，为一时名将封昌化郡王。从此在大唐为官。一个家族不过百年数代人，便能担任宰相，并托名为白起后人，再找不到半点胡踪胡影。
唐朝皇帝自己的民族认同:
在《旧唐书》中，曾经记载了唐太宗李世民的一句话：“戎狄人面兽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为害。”
这就是太宗陛下对少数民族的评价，虽然“人面兽心”这样的词放在今天来看明显有民族歧视的意味，但是至少说明李世民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少数民族，否则他岂不是连自己也给骂进去了？
而大唐的臣子们在进谏皇帝的时候，提到少数民族更是毫不客气。魏征曾经告诉唐太宗，少数民族”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
这种情况下，唐朝不可能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
当然，有人会拿出论据，说唐高祖李渊的母亲是鲜卑族人，因此唐朝皇帝有鲜卑血统，因此唐朝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这种论证就更为荒谬了。
因为，汉血统的认定，应当以父系血统和实际的文化认同为准。唐朝皇室的父系是来自陇西成纪的汉人，母系则有鲜卑族的血统。而事实上，李唐皇帝自身的文化认同也是汉人，所以唐朝是一个毫无疑问的汉族政权。
否则，中国历史上曾经派公主去匈奴和亲并生下后代，新单于往往也有汉人的血统，那岂不是匈奴单于也成了汉族人，匈奴成了汉族政权？
就比如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成亲，如果他们的儿子继承王位，难道吐蕃也变成汉族政权了？
更何况，唐朝的百姓也更加认同唐朝皇帝的父系血统，从来不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
很多著名的唐代诗人在写诗的时候都会以汉代唐，比如“汉家大将西出师”、“汉皇重色思倾国”，足以见得在当时人们的认知中李唐皇室是汉族无疑。
李白的一首《胡无人》中的几句诗更能说明问题：“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旁。胡无人，汉道昌。陛下之寿三千霜。”
这是赤裸裸地对胡人进行诅咒。试想一下，如果李唐皇帝真的是少数民族，怎么可能容忍这种“不和谐”的言论？不信的话，可以假设一下如果一个清朝诗人写出这种诗会是什么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