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学》在“文化安全”一章中指出：“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真正出现和突出表现，只有到了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以后，特别是在西方列强对东方国家实行殖民侵略政策、东西文明冲突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才逐渐成为现实。近代以来，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先进的生产力和强大的经济基础、政治军事优势，不仅对相对落后的国家进行军事侵略和政治压迫，而且同时也进行文化渗透，搞文化霸权。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因此而变得更为突出和明显。”文化安全正是伴随着西方国家对东方的文化侵略而出现的。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大批传教士随着帝国主义的军队和枪炮来到中国，其中除个别人如1914—1937年任上海基督教刊物《教务杂志》主编的美国传教士乐灵生、1925年到四川传教的加拿大传教士文幼章等，进行正常的传教活动，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和反帝爱国运动之外，绝大多数传教士与当地军阀势力勾结，建立教堂，创办学校，利用宗教进行种种罪恶活动。
1922年，光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发展，就已达到相当的规模。全国有市会40处，会员53800多人；校会200处，会员24100多人；外籍干事95人，华籍干事87人。女青年会也有市会12处，会员近3000人；校会80多处，会员近6000人；外籍干事87人，华籍干事51人。为了鼓励中国基督教会和基督教青年会发展，总部在瑞典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决定在1922年4月4日至8日中国北京清华学校召开第11届大会。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和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创始人及同盟主席、国际宣教协会会长穆德（美国人），依仗美国基督教北美协会的经济支持，亲自来华主持大会。
大会进行时，700多位代表参加，其中外国有32个国家146名代表。北洋政府派出军警到会场保护。
早在3月份，这个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怒，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为阵地，发动了“非基督教运动”。上海各校学生首先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成立宣言指出，现代社会有不劳而食的有产阶级和有劳而不得食的无产阶级，“而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帮助前者掠夺后者，扶持前者压迫后者的恶魔”，帝国主义“侵略的先锋队”。
接着，运动很快扩展到全国。北京、天津、广州、武汉等近20个城市的学生团体纷纷成立反基督教组织，召开大会，发表通电和文章，进行反基督教运动。
运动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一）以科学反对宗教迷信。当时不少人由此出发加入运动，因此许多地方组织了“非宗教大同盟”，既反基督教，又不专指基督教；（二）批判基督教不仅反科学，而且是帝国主义用以侵略弱小民族的工具。“反基督教学生同盟武汉支部”在代电中指出：清华基督教同盟大会，“其目的纯是诱惑青年，扩充教徒势力，为资本主义作护符来侵略我国”。
一些进步团体也支持非基督教运动。少年同志会有一通电指出：本会以“改革社会黑暗，增进个人道德为宗旨，对于妨碍科学进步，组成贵族势力，保持阶级制度，阻止个性发展的宗教，早已认为国敌，因此对于非宗非基之呼声，极表赞同”。中华心理学会也发表反对“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我们以科学的态度，断定他们的谬误；以历史的观察，审定他们的罪恶；以心理的分析，揭破他们的虚伪不德，不能不出于极端的反对。”
非基督教运动遭到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攻击和破坏。他们攻击非基运动像义和团一样是“盲目排外”，是“过激党”的“过激行动”。上海日文报纸挑拨非基运动“含有过激意味及反英美色彩”。
“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当即发表声明：“吾等惟知以科学的立场，建设合理之社会。基督教既不能与科学并立，近复日思扩张其势力，故吾人不得不结合，以反抗之。”张闻天等发表文章，着重揭露基督教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罪恶，捍卫了非基运动的正义性，指出基督教使得中国人做帝国主义的奴隶、资本家的奴隶而“同时心悦诚服”。沈雁冰批驳“现在的教会只有一个躯壳，不值得反对”的说法，指出：“现在的教会和资本主义及军国主义狼狈为奸的地方随处可见。”
教会攻击非基运动干涉信仰自由。一些学者如周作人、钱玄同等也附和。蔡元培、陈独秀等予以批驳，指出信仰自由应包括信教与反教两方面的自由。陈独秀说：青年反基督教是“去迷信而趋理性的好现象，似乎不劳公等作反对运动”；“私人的言论反对，与政府的法律制裁不同，似乎也说不上什么‘干涉’‘破坏’他们的自由。”
有些地方的教会势力勾结反动当局来镇压非基督教运动。安徽芜湖警察厅长徐绍修和省长许世英曾出告示取缔芜湖非基同盟，结果引起芜湖及全国非基同盟的更大反抗。 1924年，由于中国革命高涨，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加紧干涉，文化侵略也进一步升级。他们一方面利用在华出版的报纸如《字林西报》、《大陆报》、《京津泰晤士报》等，大肆进行反苏反共宣传，而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则加以辩护和美化。另一方面，利用已经深入到全国各地的基督教，猖狂攻击中国革命，阻止中国人民参加革命。在教会学校中，情况尤其严重。
据1925年1月的一份统计，当时中国共有新旧教徒100万人，青年会员8万人。教会学校：小学5928所，学生160991人；中学962所，学生256900人；大学38所，学生11790人。这种学校既不向中国政府注册，也不许中国教育团过问，向学生进行奴化教育。在这些学校中，学生没有任何自由。如鸦片战争后法国在广州办的天主教圣心学校，新思潮之书籍杂志，禁不许读；而新约旧约，所谓圣经者，则强迫背诵，禁拒怀疑辩论，抗言立即斥逐，学生往来书信，必须拆阅，稍涉嫌疑，即遭没收；同学聚谈疑为集会，教员演讲视若雠仇，等等。
更严重的是，学校当局不许中国学生爱国；他们肆意污辱中国学生而不许有任何反抗。例如，广州圣三一校长（英国人）对学生说：“英国人所办的学校，有领事在广州，断不能徇你们的情，任听你们中国人自由”；又如，1924年5月7日是国耻日，各地学生这天都出校游行，借以唤起国民。圣心学校学生慑于校长平日淫威，未敢要求出校游行，只求校内开一演讲会。岂料（法国人）校长对学生说：“中国的命运早已在华府会议中决定了，无庸你们去救，你们也是救不来的。”岭南大学的美国人对学生说：“此是教会学校，不许谈论国事”；“学生会有政治意味，不准组织。”广西梧州建道学校的美国人宣称：“我系不爱中国，所以不许你们同中国学生来往，共同救国。我要你们服从我，同我一样的来爱我们的美国。”上海三育大学的美国人也对学生说：“已入教会学校读书，应该断一切国家的观念，爱国二字断无存在之余地。” 1924年，在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进一步升级的同时，反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和非基督教运动也高涨起来。
1924年5月，一些因要求纪念国耻日而受压迫最深的学校如广州的圣三一、圣心，徐州的培心，南京的明德，福州的协和等校，就开展了反对学校当局的斗争。他们要求“在国内争回集会结社自由，反对奴隶式教育，争回教育权，反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结果，学校当局开除了不少教师和学生。爱国师生不堪忍受，“与其为奴，勿宁失学”，纷纷离校。广州圣三一学生还组成退学团，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斗争，最后决定在教育权没有收回、目的未达以前脱离圣三一，暂且走进执信学校。退学学生为进一步斗争，组织了“反抗文化侵略青年团”，以与国际帝国主义抗争，争取更多的人为收回教育权而斗争。
7月，该组织通电《向导》周刊社及全国各教会学校青年、各工会团体、文化机关和各报馆，呼吁国人同来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指出：“世界国际帝国主义者之于我国也，经济侵略之不足，而继之以文化侵略，故我国六七十年来创巨痛深，殆难言宣，物质精神同遭打击。”《向导》在刊登此通电时，还发表了陈独秀写的“时事评论”《收回教育权》，给予支持。
同月，北京成立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全国响应。8月中旬上海也成立反帝同盟筹备会，并再次成立非基督教同盟，掀起反基督教运动，与北京反帝同盟互相呼应，非基同盟选出高尔柏、张秋人等组成委员会，决定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为阵地，出版“非基督教特刊”。中共中央、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和《中国青年》也积极配合，使国人知道基督教之害，指导和联络各地的运动。
在此前后，湖南、湖北、直隶、广东等十几个省都先后成立了非基督教的组织，相继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并互通声气，协力进行。
张秋人在回顾1922年以来的“反对基督教运动的怒潮”时，揭露帝国主义是如何利用基督教的作用的：“第一用它麻醉本国的工人阶级，使信社会之贫富出于神意，不应以阶级之争破坏现社会制度；第二用它麻醉被征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众，使信它们的兵舰军队是为了赠送上帝的福音，赠送教育及一切文化而来，不为抢劫金钱而来，使对他们永远感恩戴德，不思反抗。”他指出：“第二个作用，正是我们中国人不得不特殊反对基督教之最大理由。”广州学生会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在宣言中提出“收回一切外人在华所办学校之教育权”，并拟出4条具体办法。所有这些，为这次非基督教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指明了目标。
中国共产党也加强了对运动的领导，积极组织更多的学生加入运动。恽代英在1925年写的《打倒教会教育》一文中指出：“有一百万的民众，二十余万的青年，正在帝国主义者遣派来的一般牧师、神父、教会教育家手中，受他们的蛊惑劫制。我们天天怕色彩，怕党派；然而帝国主义者已经借教堂、学校、青年会的帮助，在中国造成这样一个大的党派了。我们愿意永远一盘散沙地屈服于他们这种党派行动之下么？还是我们应当为反对他们而即刻组织起来？”这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专门作出“反基督教运动决议案”，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和教会学校对中国进行侵略的罪恶及其本质，号召全国青年一致奋起，声讨帝国主义。
这个群众性的反基督教文化侵略运动，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在全国广泛而深入地发展。不仅在各大中城市，而且在延安那样的偏远地区，也发生了十分激烈的反抗斗争。1925年内，教会学校的学生，纷纷要求退学，并有一些教徒退出了教会。基督教青年会的衰落尤其明显。1927年全国青年会会员人数只及1920年的60%，参加青年会活动的人也日益减少，许多校会不得不停止活动。
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通过自己的报刊，不断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报纸的宣传，借以提高广大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1924年12月出版的《向导》周报，在揭露了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及其它殖民地国家的反动宣传之后，指出：“殖民地的民众应当信任自己的力量，应当起来用武装推翻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天天喊什么赤化，过激主义，……无非是要达到自己侵略的目的，但是这种伎俩毕竟欺骗不了中国人民！”
这次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斗争的意义，不仅在于使几个教徒退出教会、学生退出教会学校，主要在于宣传科学人生观，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和反动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勾结，对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是一次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教育，这对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提高和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运动的缺点是缺乏具体分析。教会所办的学校、医院及其它慈善事业，有些是出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需要，进行了某些罪恶活动，多数在客观上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这一点没有得到必要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