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刘勰关于文学的发展问题?

2020-04-19 文化 1201阅读
文学形式、文章风格,总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并且总是“染乎世情”,“系乎时序”,“崇替在选”,适应时代需要的。辞赋的发展和演变也是这样:楚辞演变为汉赋,某些辞赋又演变成骈文……。
辞赋作品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辞赋家的才华、气质和学识。《才略》篇则是刘勰叙述文学家才华史的篇章。兹就其中有关辞赋作家的部分介绍给读者。汉初曾经劝说刘邦崇尚文化,提出“能在马上得天下,岂能在马上治天下”口号的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选典诰,其辩之富矣”;文帝时“贾谊才颖,陵轶飞兔,议惬而赋清”;枚乘、邹阳,“膏润于笔,气形于言矣”;司马相如自小喜爱读书,“师范屈宋,洞人夸艳,致名辞宗;然核取精意,理不胜辞,故扬子以为‘文丽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意即司马相如注重文辞的夸饰,而影响了他的赋作的思想性;王褒善于辞赋的结构,“以密巧为致,附声测貌,泠然可观”;扬雄注重辞赋的思想性,“辞气最深,观其涯度幽远,搜选诡丽,而竭才以钻思,故能理赡而辞坚矣”,刘勰比较欣赏扬雄那种文辞与思想性俱佳的才略;刘勰在《才略》中叙述了自屈原、宋玉、荀子以下至东晋末约80位辞赋作家的才华和特点。可以说《才略》篇是一部简明的辞赋作家史。
虽然刘勰没有明确论述辞赋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但他有几处论断,足以为我们引为辞赋史阶段划分的依据。比如:《时序》篇曰:“爰自汉室,迄至成哀,唯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辞赋史的阶段划分可以有多种标准,改朝换代、最高统治者的爱好与否、作品的内容和思想性、作品的形式等等,都可以作为依据,而刘勰以辞赋形式为标准。《时序》篇还说:“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降及灵帝,时好辞制,造羲皇之书,开鸿都之赋,而乐松之徒,招集啷陋,故杨赐号为驩兜,蔡邕比之俳优,其余风遗文,盖蔑如也。”我们知道,西汉、东汉的辞赋显然属于两个不同的阶段,刘勰在这里不是简单地以改朝换代为划分依据,而是以辞赋的内容、思想性、风格作为依据的;而且指出东汉从光武帝至灵帝为一个阶段,献帝的建安时代为另一个发展阶段。事实上刘勰也曾指出,西汉的辞赋也可以划分两个阶段,《才略》篇云:“然自卿渊已前,多役才而不课学;雄向已后,颇引书以助文;此取与之大际,其分不可乱者也。”如果说《时序》篇的两处论述并非直接关系到辞赋的阶段划分的话,那么这一段论述则是非常直接地专论辞赋史阶段划分的。西汉辞赋从汉初到王褒为一个发展阶段,扬雄、刘向所处的时代则为另一个阶段。整个两汉时代的辞赋,刘勰以为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诠赋》篇是辞赋发展的专门史;《时序》篇是文学的时代史(以时代为序列,但不是编年史,因为不以年代为序列),其中包含了辞赋的时代史;而《才略》篇则为辞赋作家的历史。从不同的角度总结辞赋发展的历史,是刘勰对辞赋学研究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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