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形式、文章风格，总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并且总是“染乎世情”，“系乎时序”，“崇替在选”，适应时代需要的。辞赋的发展和演变也是这样：楚辞演变为汉赋，某些辞赋又演变成骈文……。
辞赋作品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辞赋家的才华、气质和学识。《才略》篇则是刘勰叙述文学家才华史的篇章。兹就其中有关辞赋作家的部分介绍给读者。汉初曾经劝说刘邦崇尚文化，提出“能在马上得天下，岂能在马上治天下”口号的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选典诰，其辩之富矣”；文帝时“贾谊才颖，陵轶飞兔，议惬而赋清”；枚乘、邹阳，“膏润于笔，气形于言矣”；司马相如自小喜爱读书，“师范屈宋，洞人夸艳，致名辞宗；然核取精意，理不胜辞，故扬子以为‘文丽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意即司马相如注重文辞的夸饰，而影响了他的赋作的思想性；王褒善于辞赋的结构，“以密巧为致，附声测貌，泠然可观”；扬雄注重辞赋的思想性，“辞气最深，观其涯度幽远，搜选诡丽，而竭才以钻思，故能理赡而辞坚矣”，刘勰比较欣赏扬雄那种文辞与思想性俱佳的才略；刘勰在《才略》中叙述了自屈原、宋玉、荀子以下至东晋末约80位辞赋作家的才华和特点。可以说《才略》篇是一部简明的辞赋作家史。
虽然刘勰没有明确论述辞赋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但他有几处论断，足以为我们引为辞赋史阶段划分的依据。比如：《时序》篇曰：“爰自汉室，迄至成哀，唯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辞赋史的阶段划分可以有多种标准，改朝换代、最高统治者的爱好与否、作品的内容和思想性、作品的形式等等，都可以作为依据，而刘勰以辞赋形式为标准。《时序》篇还说：“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降及灵帝，时好辞制，造羲皇之书，开鸿都之赋，而乐松之徒，招集啷陋，故杨赐号为驩兜，蔡邕比之俳优，其余风遗文，盖蔑如也。”我们知道，西汉、东汉的辞赋显然属于两个不同的阶段，刘勰在这里不是简单地以改朝换代为划分依据，而是以辞赋的内容、思想性、风格作为依据的；而且指出东汉从光武帝至灵帝为一个阶段，献帝的建安时代为另一个发展阶段。事实上刘勰也曾指出，西汉的辞赋也可以划分两个阶段，《才略》篇云：“然自卿渊已前，多役才而不课学；雄向已后，颇引书以助文；此取与之大际，其分不可乱者也。”如果说《时序》篇的两处论述并非直接关系到辞赋的阶段划分的话，那么这一段论述则是非常直接地专论辞赋史阶段划分的。西汉辞赋从汉初到王褒为一个发展阶段，扬雄、刘向所处的时代则为另一个阶段。整个两汉时代的辞赋，刘勰以为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诠赋》篇是辞赋发展的专门史；《时序》篇是文学的时代史（以时代为序列，但不是编年史，因为不以年代为序列），其中包含了辞赋的时代史；而《才略》篇则为辞赋作家的历史。从不同的角度总结辞赋发展的历史，是刘勰对辞赋学研究的一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