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应具备什么素质？
作为一个传媒的从业人员，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就算合格了呢？
这个问题啊，有很多答案。比如“市场观念”、比如“读者意识”、比如“大局观”。不过我在诸多传媒里滚过来以后，还是觉得好多要求都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其实真正的传媒人应该不复杂，做到几个基本点也就算是高素质了，那就是，一，追求真实；二，勤奋；三，老实。做到这几样，算是一个好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老实。
道理我就不多说了，还是讲故事吧。有一个外地杂志的编辑，在网上发帖子，说是要征稿。帖子挂了一个星期了，估计是没有征来什么，他挺着急的，就跟帖抱怨，说为什么没人支持一本新杂志？后来还是一个网友点醒：“你光顾着说你对稿子的要求了，你怎么不说说稿费是多少啊？”这就是不老实。其实大家在网上写文章，大多数是没有报酬或报酬很低的，也未必就是图钱。可钱多钱少，有钱没钱，都应该讲在明处。你有意忽略这个报酬问题，人家就信不过你，那还怎么当编辑啊？
还有一件事情，两个人闹官司。记者去采访甲，甲说，乙是搞假冒伪劣的，许多知名企业都吃过被假冒的亏。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甲还举了个例子，大概是某企业被假冒了，损失多大多大。等到稿子见报了，甲就有点傻眼，因为他讲的那个例子，被记者用来做了反证，记者说，那么大的知名企业都被假冒了，人家也没有倒闭，照样红火，你甲这么一个小企业，被假冒了怎么了？关键是要自己有实力。这道理讲得本来没错，可甲就是觉得心里不舒服，打电话去问记者，记者倒是一个劲地问甲：“你想打官司吗？我们报纸正想打官司呢。”嘿，更气人。
讲这两个事情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觉得，我们在讨论媒介市场化的时候，都在讲怎么找资金、找市场、找定位、找体制，是不是忽略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从业人员的素质？现在当记者容易了，只要有劳动能力，那就上岗了，不一定非要受过专业训练，萝卜快了不洗泥。我听说很多年轻人都把从事传媒业当作自己立足的起点。但要总是泥沙俱下，最终毁的，还是传媒业这个大市场。说实在的，我以前在传媒圈里打滚的时候还不觉得什么，现在在家里呆着，反倒是觉得，传媒好可怕。
不光是小报小刊有这样的问题，大报大刊照样有。我的大学新闻系同班同学，以前是一家报纸的经济部主任，后来改行去给一家企业当公关策划。这个企业要搞一个活动，由他负责找记者。他明白啊，好吃好喝招待着，结果还是没想周全。他原来那家报社的经济部记者找到他的办公室，说晚上要去歌厅，小姐的小费怎么办？我的同学气得头都大了，心想我当你们部门主任的时候，你青春期都没过呢，现在居然问我要起小费来了？他当时的感觉，就是想一个大嘴巴扇过去。可现在他身份不同了啊，怕给企业找麻烦，只好从自己的钱包里拿了400块钱给人家。那个记者还笑着问他：“这钱够吗？你们这里小姐可真够便宜的。”这就是不要脸了。
当然，这是个别的现象，不能一叶障目，但它给传媒业造成的不良影响却是铁的事实。我们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朱唯民教授，今年已经75岁了，前几天我开车请他出去逛逛郊区，在路上他对我说：“我发现了一个规律，人民大学的毕业生，干大事情做大买卖的，一个新闻系的都没有。”我当时就没敢吭声。他接着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新闻记者眼睛里都是小钱，整天就算计能拿几个红包了。”他说完就哈哈大笑起来。老先生是开玩笑呢，可我知道，他说的是真的。
我还记得我刚入行的时候是怎么受教育的，那时候教采访的老师第一课讲的是泰国的军事政变，记者们扛着摄象机冲到大街上，照着坦克就拍，结果三个人殉职了。他从这个故事里说到新闻工作者记录历史的使命。我还记得我们请来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李伟中，他是在南部边境战场上采访回来的，是迎着越南狙击手的瞄准器拍的照片。他是一个真正行动的传媒人。
我第一次写深度报道是写教育改革，在一个学校里采访了三个星期，回来以后，中国青年报学校教育部的主任李大同反复让我修改，改稿子整整花了七个星期，还是不行。最后我跟他说，要不就别发了，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写。李大同先生看我实在改不了，居然放我回家了。第二天拿到报纸一看我才知道，他亲自把我的稿子重新写了一遍。我把他写的和我写的对照了一遍，真的是恍然大悟。从那以后，我给报刊写稿子就没打过磕巴。这篇稿子后来还获奖了。而他，没有署名，没有拿稿子的奖金。后来跟他再提这件事情，他都忘了。但我知道他已经让我受益无穷。
言传身教，培养后辈，是一个传媒从业人员的本分。刚开始我根本不认识杨浪，可早晨刚进办公室，我就接到他打来的电话，他把我当天见报的稿子，细细地评点了一遍。我也不认识王石，只是上学的时候学过他写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可我第一次独立编辑版面的时候，王石先生就把我的版面贴在报社的评报栏上，也是细细评点得失。我和他们有直接的关系吗？我想不出来，我只能想象出一个传媒人对他的事业是多么的热爱、多么的真诚。
我对传媒业的最初印象，终于促使我认真地投身到这个行业中来。但是现在，条件变好了，记者有汽车开了，有数码相机使了，有笔记本电脑用了，很多报刊开始使用大笔的资金了，广告额度按照几千万上亿地计算了，我的失望程度却加深了。翻开同一张报纸，你会发现前后矛盾的消息，那是因为记者拿了不同方面的好处；你会发现同一条产品信息刊登了两次，那是因为一个发布会这家报社去了两个记者。翻开不同的报纸，你还会发现他们对一个企业、一个电影或者一本书的评价是惊人地一致，那是因为有人在幕后发了通稿，把各个媒介当了自己的菜园子，而记者呢？拿了红包，数清楚小费，稿子没改就上了版。
如果你足够细心，你还会发现，写歌星张三和写作家李四的稿件，简直一模一样，他们都喜欢在马桶上找灵感，这是出自同一个企宣或者所谓“自由撰稿人”的手笔。真的，我现在几乎找不到对待同一件事情，能够始终如一地保持同样价值观和评价体系的报刊了，他们似乎都喜欢跟着那些小红包转悠。
每次看报看刊，我都会有世风不古的感叹。这让我像一个老干部一样对现在的许多事情看不顺眼。是我老了吗？当然不是。因为我潜意识里认为，市场化程度越高，行业就应该越规范。也就是说，以前国家养着报刊的时候，出现不正之风还算有情可缘，现在报刊走向市场了，这种对读者对老板都不负责任的行为，就更加不可容忍。
当然，就像朱老师所说的，索要钱财的都是小玩闹，不能代表主流。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传媒圈里的确也有人在奔大钱呢。有一位“名记”就善于搞这样的把戏。他是从网站出来的，在自己的稿件见报前一天，就要请网站的大小网管吃饭，叮嘱明天“给兄弟一个面子”。
结果，他造成了各网站纷纷转载他的稿件的“热点现象”，他也由此获得了报社的奖金和职位的提升。还有一位从网站出来的先生，喜欢坐在有空调的办公室里，从网上和书籍中搜集材料，然后组合成云山雾罩的稿件，上来就是一堆外国人名，高屋建瓴地真的哄住了不少人。可他忘了一点，有些话在网上说得，在报纸上是说不得的。结果，最后吃亏的，还是他的报社。
按理说，在市场经济的时代，人们都应该对钱负责，对老板负责。但事情也真的蹊跷，有一些报刊，困难的时候还能维持，有了钱了反而死得更快。这就要说说一些具体的操持者了。他们和投资者谈的时候，都是大好的前景，满嘴都是上市、圈钱、市场份额，把人家说的心旌摇荡。等到钱真的打进来了，头一件事是找高级写字楼，第二件事情是涨工资，之后是换好纸印刷，总之是首先把自己搞舒服了再说。看看这两年投资失败的报刊，大多都有这样的过程。
对市场前景用文字游戏形容一下，对个人的前景可是实打实地不含糊。害死一个有钱人再去害下一个——前几年搞网络泡沫时就有人这么干过，现在这一套被用到报刊界了。这种做法，有一个形象的叫法，叫“扎蛤蟆”。在传媒业真的有这么一帮人，哄抬行市，毁人不倦，今天在北京，明天在湖南，后天又在上海了。他们的危害，可能比拿红包的小记者还厉害。
每年都有一批报刊诞生，每年都有一批报刊死亡，死亡的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新生的。这是为什么？我们不去分析个案，只是说，这和我们的行业道德混乱很有关系。所以啊，我特别希望新闻出版总署这样的行业管理部门能制定一套媒介从业人员的准入标准，就像外国人人都有一个社会保障卡一样，谁要是违背了职业道德都记在帐上，下次他要是再去蒙事，用电脑一刷卡，老底就全出来了。嘿嘿，那这个行业多纯洁啊。
说一千，道一万，最根本的，还是要在传媒业提倡最根本的素质。其实当一个记者，文笔好不好都在其次，关键还是做人。就算是市场经济了，也应该提倡对职业和单位的忠诚。这是在世界各地都一成不变的。
就算未来有一天，我们的社会到了“黑客帝国”那么发达了，我想，还是要有公正的传媒和传媒人的。老实，永远是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