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汽奥迪是属于国产的。
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下的中国对轿车的需求急剧增加，国内轿车产量不足、产品单一的问题逐渐加剧。作为中国最早的汽车生产基地，一汽也终于得到上级指示，重新规划轿车生产。时任一汽厂长的耿昭杰明白，中国的汽车工业不能闭门造车，要掌握中高级轿车的自主知识产权，必须引进吸收国外先进的高档车技术，通过组装生产，将其消化吸收，进而复兴民族品牌。
本着这样的思路，耿昭杰开始与一些国外汽车厂商接触考察，最终选定了引进克莱斯勒的发动机。1987年引进克莱斯勒488发动机项目在人民大会堂签字。
有了克莱斯勒的发动机，一汽本应该引进克莱斯勒车型的生产技术，一面生产克莱斯勒车型，同时着手进行技术转化，设计新款红旗车型。实际上一汽确实这么做了，1987年5月，一款基于道奇600车型改进的红旗轿车已经画在图纸上。
几乎就在同时，远在德国的大众集团也接到消息，得知一汽正在全球范围寻求合作，生产高档轿车。眼光敏锐的大众公司董事长哈恩博士意识到这是奥迪进入中国发展的绝佳机会。1987年9月，两名奥迪公司的高层代表来到长春，尝试与一汽进行合作。二人回国向哈恩汇报后，令哈恩印象深刻。同年10月，哈恩博士在法兰克福车展后直接动身飞往长春。
哈恩博士对当时长春的印象是荒凉，但这里良好的汽车工业根基也让他感到兴奋，双方很快进入洽谈的实质性阶段。在了解了一汽购买的克莱斯勒488型发动机之后，哈恩确认该发动机源于奥迪技术，完全可以适应奥迪100轿车。
在打消了顾虑之后，耿昭杰拨通了电话，电话另一头是正在美国与克莱斯勒谈判的时任一汽总经济师的吕福源。此时吕福源正在与克莱斯勒进行举步维艰的谈判，对方认为中方购买了克莱斯勒发动机后，必定需要再购买一条道奇600车型生产线，进而坐地起价，开出了1760万美元的技术转让费。接到电话后吕福源终止了谈判，只剩下还没搞明白状况的美国人。
一个月后，一台装有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的奥迪100车型出现在德国狼堡。这让当时担任一汽总工程师的林敢为大吃一惊。经过测试该车平均车速为每小时150-160公里，最高车速达每小时205公里，各种性能都十分良好。德国人的效率和诚意获得了中方人员的肯定。
此时，一汽代表团成员已经倾向于与奥迪合作生产奥迪100。按照林敢为的记录，中方技术专家的理由是：
第一，在产品上，奥迪100优于道奇600。其中，奥迪100的车身设计要比道奇600领先一代；奥迪100的外部尺寸及内部空间均较道奇600大，乘坐舒适；奥迪100在国际是频频获奖，知名度高于道奇600。
第二，大众公司提供了较好的条件，有合作的诚意。
第三，奥迪100和200可以作为系列化产品生产，奥迪100是中高档轿车，可以作为政府官员的公务用车；奥迪200是高档轿车可以作为中央领导用车。
此时克莱斯勒仍然坚持要收取高昂的道奇生产线转让费。中国人拂袖而去，经高层最后决策，一汽项目将与德国大众合作。此时的美国人才终于明白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代价，只得感叹：我们来晚了。
双方确定合作后，紧锣密鼓得商定了详细的合作计划。双方约定，前期一汽以许可证方式生产3万台奥迪100车型作为“先导工程”。如果1991年双方继续签订15万辆高尔夫轿车长期项目，奥迪方面可免收1900万马克的奥迪100车型技术转让费。一汽以1000万马克购买美国威斯特摩兰大众工厂的设备用于奥迪100车型的生产。
在耿昭杰看来，这是一笔好买卖。这相当于一汽只花了1000万马克引进了3万台奥迪100车型，同时落成一个15万两产能的生产线。而最让耿昭杰心动的莫过于为复兴红旗轿车培养了人才，引进了技术。
对大众汽车来说，他们也需要完成奥迪品牌的伟大复兴。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皮耶希的推动下，奥迪在技术水平上飞速发展，一系列新产品在各种车展、赛事中崭露头角。短短几年间，饱经风霜的奥迪品牌终于再一次与奔驰、宝马在同一个舞台竞技。
而引进到中国生产的奥迪100车型凝聚了奥迪全部科技成果。它采用流线型设计，是世界上第一款风阻系数达到0.3的量产轿车，且车结构全部采用轻量化材料制成，被评为1983年“世界车”，并获得一系列世界性大奖。1984年，奥迪100荣获“全球年度最佳轿车”称号。奥迪当下最需要的就是将拳头产品打向国际市场，扩大奥迪100的产销量。在中国，奥迪找到了契机。
随着一汽与大众正式签约，在哈恩博士的规划下，大众汽车与中国市场越来越紧密。哈恩博士长远的战略眼光瞄准了未来的中国市场。他深知改革开放的中国将会经历翻天覆地的巨变，这里将会是下一个巴西、南非，成为大众汽车植根的地方。
傲慢的美国人和谦逊的德国人形成鲜明对比，最终美国人错失了进入中国市场的绝佳机会，而德国人获得了一汽的信任，不仅将产品打入中国市场，更为将来大众集团在中国的长远发展布好了局。中德双方这次良好的开局也为将来更加深入的合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