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上台的施罗德政府致力于解决东部的经济问题，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决心在东部经济转轨的基础上从东部实际出发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创建一种“新德国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德国人正在不断寻找和尝试新的途径和方式，以便在维护自由原则的前提下，实现日益变化的社会、经济和福利目标。
东部经济体制转轨的完善过程，是社会市场经济不断寻找和尝试新的途径和方法的过程，也是不断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过程。 经济的转轨是德国东部经济的一次根本性蜕变，通过转轨，建立起了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法人财产制度、资本信用制度、产权交易市场和社会保障制度，初步建立起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
但是，由于东部是在经济危机的低起点上开始的经济转轨，所以，统一后，东部经济一直处于爬坡状态。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估计，随着私有化改造的完成和社会市场经济的建立，德国东部会很快出现奇迹，但东部十年来的发展情况告诉人们，东部经济虽然从形式上已转轨，但新的经济体制在东部正常运转还需要很长时间。
统一十年来，尽管德国政府通过“统一基金”等向东部的财政输血规模很大，东部私有化转轨和基础设施重建也基本完成，但东部造血功能疲弱，东西部经济、社会差距依然十分明显。东部地区内部的经济情况反差也很大。大都市的繁华与满目疮痍的村庄形成鲜明的对比。
莱比锡、拉尼亚等地区形成了经济快速增长区．而梅克伦堡等更多的地区则死气沉沉。两德统一时，从政府到人们都对东部寄予很高的期望，相信东部会很快地发展起来，赶上西部水平。在1992年到1994年的几年间，东部的生产总值出现了较高的增长率，您对年达到8％，1994年达到10％，但1994年以后，经济出现下滑，到1996年跌至2％左右。
现在，东部的建设几乎陷入停顿，尤其是靠国家投资数以十亿计的，曾一度发展良好的建筑业的景气也不复存在。迄今为止，东部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只及西部的60％和74％，失业率超过西部一倍多，最高达到11．5％，东部地区的平均工资水平只是西部的86％。
统一之初科尔承诺的“繁荣景象”依然遥遥无期，东部经济的滞后。成为德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 在后冷战时期，世界由两极格局发展到多元并存，意识形态在国际事物中的交锋程度已大大减弱，经济全球化初露端倪，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逐渐被经济实力的竞争所代替，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在当代，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社会制度的优劣、意识形态的较量，取决于一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能否为经济的高速发展创造条件，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新上台的施罗德政府致力于解决东部的经济问题，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决心在东部经济转轨的基础上从东部实际出发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创建一种“新德国模式”。
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符合德国国情，曾取得过辉煌的成绩，成为市场经济的典范。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高工资、高福利、高消费为特点的德国模式面临着严峻挑战，其对经济发展和经济竞争力的限制日渐显露。在德国，人民在探讨和实践着对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
1998年，艾伯特基金会未来委员会的4位专家在集体撰写的《三个目标，一条道路》一书中指出，“三个目标，一条道路”，即在“有活力的经济、协调的社会和生态的持久性三个目标”平衡的基础上寻求一种“新德国模式”，以此作为未来十年德国改革的基本战略。施罗德总理也提出走“中间路线”的政策，即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保持社会的公正。
这里的公正并非指社会财富分配上的平等，而是要力争创造财富的机会均等。 在“新德国模式”的指导思想下，德国新一届政府正着手改变国内经济政策。施罗德是以“工作、革新和正义”、“新的中间派”等竞选纲领赢得大选的，执政后首要的政策目标是降低失业率。
他在获得大选后第一次对《明镜》周刊记者发表谈话时就明确表示：“新政府首先关注的是就业问题”，“解决德国经济、财政和社会问题的核心是减少失业”。1998年10月，社会民主党和绿党就提出了一项对付青年失业问题的紧急计划，表示“不让任何一个年轻人的失业时间超过6个月”。
为此，德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积极的政治和经济措施。 第一，实行广泛的税制改革，充分发挥税收的调节、激励作用。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增长，从而保证财政收入，减少财政赤字，保证经济平稳运行，增加就业。政府计划到2002年，分三个阶段将所得税最低税率由25．3％降到19．9％，最高税率则从53％降到48．5％，并将免税年收入的起征线由目前的1．236马克逐年提高到ZUD年的1．4万马克，到2002年将减税540亿马克。
这样，可以减轻企业的负担，增强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提高居民的购买力，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