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短期创新抓住焦点
短期的改革与创新有两个焦点：一是举办本国大事——北京奥运会，一是构建完善的全民健身体系。前者为重中之重，后者为民心所系。这是两件很透明的具体的实事，在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举办，如果仅仅是借鉴外国经验，其结果难以超越平庸；只有创新，才有可能先进。因此，这两件大事应该上升到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小康、和谐社会构建的高度，在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较高层面来进行综合的深入探讨。
1． 重中之重——奥运会亟需的创新形式目前还没有满意的雏形
国际奥委会评估委员会认为，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将给中国和世界体育留下独一无二的宝贵遗产。独一无二，意味着必须创新。
“举国体制”的最高目标瞄准的是奥运会，而奥林匹克不是工具而是GAME，是游戏，是玩具，是欢快交流的娱乐盛会。它在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曾一度沦落为工具，但在理性和功利的冲突中很快挣扎出来，摆脱阴影，成为人类最庞大的文化“玩具”。在一个和谐的小康社会，任何运动会都应该是大众的节日，都是纵情发挥创造力的场合。
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已经过去不短的时间了，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是集中了上下五千年传统文化和13亿欣欣向荣的人口，无与伦比的资源必然造就一届十分出色的奥运会。要办得出色就必须创新，但亟需的创新形式目前还没有满意的雏形。我们集中全力去追求2008年奥运会金牌的数量，这是必须的。然而，这不是唯一的 ——哪怕夺下全部金牌，也不能与出色的奥运会画等号。
2． 民心所系——大众体育的体制和运行机制尚在摸索之中
体育改革相对于经济改革来说，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特征，这是教育文化领域共同存在的状况。中国体育在极度辉煌后，惯性运行力很大，有一个转换角色的艰难过程，这也是体育改革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中国体育的改革前松后紧、迟发先至，把握从微观到宏观，从点到面的增量过程，从制定改革战略、承担启动期要付出的克服阻力和失败风险的成本、有效保证运作的连续性等动作上，表现出体育体制内在功能的渐变。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由点及面、由浅入深、有序推进，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都要取得明显成效。
全民健身计划已经颁发有10年之久了，但至今没有形成成熟的体制，没有一套统一推行的标准，这与中国地广人多，各个地域生活环境、经济发展状态不无关系，而且运行机制也尚在摸索之中。群众体育之所以是软任务，是因为没有硬指标，也无法强制执行。
政府制度创新的总原则就是要通过彻底实行管办分开，政事、政企分开，实现“四大转变”，即从办向管转变、从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转变、从管直属企事业单位向管社会转变、从封闭式内向型管理向开放式外向型管理转变，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全能”型政府职能形象，从办体育的繁杂活动中解脱出来，建立“有限责任”政府，切实担负起导向把握、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
在投入机制方面，也应进行改革。未来财政将主要指向公益性文化体育事业，根据体育事业单位的基本职能进行投入，重点用于加强大众体育基础设施建设。要转变对公益性体育的投入方式，促使形成良性的管、办运行机制，以促进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二）中期创新面向体制
中期的改革与创新必须面向体制。体育体制改革受部门体制、财政体制、人事劳动制度、政治制度改革进程以及市场化程度的制约，步履艰难。没有人能够承担因改革失利而带来的金牌减少的后果，更没有人愿意背负影响2008年奥运会成绩的指责。因此，中期的改革与制度创新应该放在2008年以后，遵照“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思路，真正变办为管——主要从政府高度集权的竞技管办垄断制度入手，以真正发挥社团功能为突破口。设想如下：
1． 国家体育总局简政放权，促进中华体育总会和国家奥委会的职能化
（1）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十八），“要明确政府和社会的事权划分，实行管办分离，把不应由政府行使的职能转移给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中介组织。”国家体育总局按国家所赋予的职能检查各司局的设置，主动放出具体操办各类体育活动的权利，主动精简与合并目前职能模糊不全的机构，再次缩小非管理职能的编制；要把管理重心放在社会管理和市场监管上，管导向、管原则、管规划、管布局，管市场、管秩序，管住方向，管活机制。
（2）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十九），“利用筹备2008年奥运会的有利时机，充分发挥国家体育总局、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中国奥委会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三十八条指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是以发展和推动奥林匹克运动为主要任务的体育组织，代表中国参与国际奥林匹克事务。”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必须组建实体化的常设机构，成为直属体育总局的事业单位。国家奥委会负责执行奥运项目的国家金牌采购计划，垂直管理各奥运项目的单项协会——直至高水平运动俱乐部、奥林匹克训练营，充分凝练和继承旧体制的优势，形成奥运“一条龙”新模式，以适应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转型。
（3）近年来有学者建议：中国奥委会主管全国性奥运项目的发展事务；中华全国体育总局主管全国性非奥运项目的发展事务，并在各自职能范围对行使对各运动项目协会的管理、指导和监控权。这在理论上看来很顺，但实际运作有很多问题。譬如，许多运动项目既是奥运项目又是群体项目如何管？如果出现教育部门管学校体育相对游离的状况怎么办？非运动项目的体育活动如何管办等。因此，可以考虑建立像以前的“中华体育协进会”那样的一个最高级别的综合性体育社团。
体育总会可以在中国奥委会之上或之下，负责各种运动项目的推广和公益性体育活动的扶持，按照国家统计局2002年把体育划归文化娱乐产业的导向进行制度创新，在休闲娱乐活动中拓展体育产业的空间；增加和完善推动全民健身运动的中央级社团机构和网络体系，承接诸如发展社会体育指导员、小城镇及农村体育网点的具体建设工作，真正把大众体育抓起来。
2． 撤消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促进单项运动协会的法制化
行政手段是政府体育行政机构的主要管理手段。这一手段的实质是这些机构拥有的法定权力，主要包括制定政策的权力、编制计划和规划的权力、检查和评估的权力、预算拨付的权力、人事调动以及行政处罚的权力等。这一指令性手段的特点是指挥有力、时效性好，但运用不当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市场经济要求体育下放权力，陡然转轨可能遭到原体制利益集团的抵制，加大改革成本。因此，采用了设立各项目管理中心的缓冲办法。但是，目前的机构仍然只是过渡性的，不能使其固化。在形成新的利益集团后，改革的过程不能过长的滞留，以避免改革前期的动力变为改革后期的阻力。管理中心应彻底放弃依赖政府的思路，转为完全的社团实体。
1994年，国家体委将部分职能从机关分离出去，成立了首批14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1997年又组建了6个项目管理中心，并对3个管理中心进行了调整。至此，体育体制改革似乎实现了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目标，但实际上更具有管办混杂的官民二重性，有人称“怪胎”，有人称“毒瘤”，摒除感情色彩可以看出，这在体育改革之路上又多了一道新的制度障碍。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全国性的单项体育协会管理该项运动的普及与提高工作”。单项运动协会法制化的重要步骤是接管中心的事务，全面介入训练和赛事的经营管理。运动项目管理中心的存在缺乏法律依据。
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国家的投入在一段时期内维持稳定，推出政府采购举措，明确投入重点，加大投入力度。通过国家奥委会拨付经费，实行政府“采购”制，各协会通过竞标方式获得项目资金，签订产销合同，委托生产金牌。
改革多年来，各单项运动协会仍然形同虚设的主要原因是自身悬空，因此不能依法管理。尽管1986年《国家体委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中，就提出了要充分发挥体育总会和各种体育协会、运动协会的作用，并提出了运动协会的六项主要职责，但是这样自上而下的号召是没有基础的，浮在空中无法落实。体制改革，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要求，是来自上面的精神，同时也是集中了群众智慧和基层呼声的举措。实践多次证明，只有充分调动广大组织和个人积极性的创新，只有获得了多数人认可的改革，方能真正实施并取得实效。所以，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向上交差，改革的有效推进归根结底还是自下而上。改革的技术路线应该自下而上，改变过去协会只对上负责，应代表全体成员利益，通过增强会员实力自下而上地增强协会实力。
实行国有控股的股份制改造，分步实施转企改制，把各省、市的体工队改为俱乐部，国有资产改为股份，吸引社会资金。国有资产采用折算入股方式，吸引社会资金进入。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二十），“分期分批进行单项协会实体化改革”，在具体实施中应特别考虑由协会负责在选材、训练体制和竞赛体制的运作系列中同步改革；可考虑先在国内大赛中试行单项协会全面介入，2010年广州亚运会推行，平稳与国际接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