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市场失灵的原因
一是微观经济缺乏效率。市场经济中的调节机制不能促使微观经济提高效率，具体表现为：首先，市场不能满足（灯塔、公共信息、国防等）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公共物品指一个人对某些物品或劳务的消费并不影响其他人的消费或享受利益，其特征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某个人对一种物品的消费并不妨碍其他任何人对该物品的享受。既然受益者无需花费代价就可以得到该物品，就不能以索价的方式来减少物品的使用，则表现为这种物品永远是稀缺的。同时，对一种物品未付费的各个人不能被阻止享用该物品的好处，若由市场来提供这种物品就会造成成本和收益的外部化即出现了或正或负的外部性问题，表现为不能保证只有承担费用的人才能获得该物品，市场的交换制度就不起作用了。另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投资金额大、回收周期长、经济效益低，同时对国计民生的具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如果只是通过市场来供给，同样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由于体制方面的缺陷，我国目前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很严重。其次，从外部效应问题来看。布坎南和斯塔布尔宾曾给外部效应下的定义是：只要某一个人的效应函数所包含的变量是在另一个人或厂商的控制下,则外部效应存在。设U表示个人A的效应，那么若U=F（X1，X2，X3，……Xn，Y），即有一项外部效应存在（其中，X1，X2，……Xn为个人A所能控制的活动，Y是个人B或厂商控制的活动，Y产出的效应就是外部效应）。就是说价格体系受到的影响是外来的，存在没有经济报偿的经济交易。这种外部性对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会产生影响。似乎外部性能够通过双方的讨价还价来解决，但是当交易成本存在时外部性则被视为市场失灵的根源。从我国的经济运作的实际来看，这种交易成本往往是很大的。再次，是自然垄断市场的存在。当提供某种商品的固定成本超过可变成本时，生产者为了长期保证获得稳定的生产资料（如原材料、燃料等），就会与上游产业联合或干脆将其兼并入自己的企业中，也就是说在市场的运作下生产必然导致联合，从而导致自然垄断。若在这种市场下，就会导致只有少数企业供给商品，而如果它按经济上有效率的水平来生产，其利益就会受损。若按垄断价格出售商品就会导致低效率，生产能力过剩，社会资源不能得到最优配置。
二是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在经济周期的作用下国民经济仅靠市场来调节，尤似“孤帆航海”。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天有不测风云，一旦面临狂风暴雨般的经济危机、股市崩溃、投机泡沫、金融危机时，给予国民经济的打击就可能是致命的。这种不稳定性有时也表现为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或消费和投资不平衡。1929-1933年资本主义的大萧条正是长期执行自由主义政策，任经济自行发展的恶果。东南亚金融危机使部分国家至今还对它心有余悸。我国经济虽然经受住了国际经济金融动荡的严峻考验，但是，在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的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一旦国内外市场上有些风吹草动，市场调节机制可能失灵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又缺乏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就有可能引起国民经济发展的较大波动。目前，我国宏观经济长期呈现出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但投资的增长却非常快，作为拉动经济的“三大马车”要同时转动才能使经济健康、持续的增长。若投资单方面过度增长，在出口面临压力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生产过剩，接下来就会导致对投资收益率的悲观预期，伴随大量失业的经济衰退就会随之而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场失灵问题会不断影响市场机制效率的发挥，引起宏观经济的波动，这不能不使我们表示强烈的关注。
三是社会分配缺乏与效率相适应的公平性。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怎样把“蛋糕作大”和怎样“合理分割蛋糕”这两个涉及全局的重要问题，即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市场失灵，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不仅会引起效率低下问题，也可能引起分配不公问题。具体观察我国经济领域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存在比较严重的下岗失业问题、拖欠职工和教员工资问题、城市居民贫困问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绝对降低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又存在腐败横行、侵吞国家财产、不法收入巨大，税收体制不完善导致高收入阶层没有及时足量纳税。社会分配不公问题日益突出，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行业差别仍然广泛存在。人们发现，在近年来经济和国民收入快速增长，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正在不断地下降的同时，同期基尼系数却从1980年的0．33攀升至2001年的0．45。这表明我国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经拉大，虽然在整体上“蛋糕确实做大了”，但是在社会成员中“蛋糕分配”的非均等程度却在扩大。如果社会分配领域的差距越来越大，可能影响经济效率的提高，甚至会引发社会动荡。在市场失灵，调节机制不能很好解决分配公平问题的情况下，就需要政府更好地发挥经济职能，进行适当的宏观经济调控。
2、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宏观调控对策
首先，政府要做好提供公共物品的工作，搞好基础设施建设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有良好的“硬件条件”。同时，政府还要承担起那些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收期长而又是对经济发展起重大影响作用的项目，如国防建设、教育、医疗卫生、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三峡工程等等。这样，既解决了市场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问题，保证了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同时，政府投资在过程中还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也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生产，从而推动经济的繁荣。近些年来，我国政府连年发行国债以专门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一些带有行政垄断性质的经营性行业，政企不分、以行政权力阻止商业竞争对手进入其市场垄断范围。其高经济收益的取得是与行业的行政垄断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含有大量的非公平竞争因素。长此以往，诸如此类的市场失灵现象就会严重阻碍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对于经济发展中的垄断问题和其他不正当竞争问题，政府要站在仲裁者的立场，通过建立健全各项法律法规并严格执法加以解决。
第二，政府要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和具体的运行体制，制定各级各类中长期的发展规划，降低交易成本，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软件条件”。制度或体制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如缺乏良好的激励制度，个人或企业的勤奋劳作未能获得应有的报酬，就会降低其工作积极主动性，小而言之是企业的损失，若社会的大气候如此，损失的就是国家了。再如若某人被抢劫而无人问津，没有一个健全的制度能够保证其财产安全或财产所有权，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形成良好的经济秩序和经济安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甚至将制度的变迁视为经济增长的原因，可见制度建设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来说，当务之急是完善财产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决定》也指出，要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制定和研究，提出发展的重大战略、基本任务和产业政策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
第三，政府还需要利用利率、国债、汇率、税收、预算等经济调控手段来“熨平”经济周期，使经济导入持续稳定的发展。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使西方世界走出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梦魇；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撑我国顺利走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岁月，而且5年来一直保持7%以上的GDP的增长率，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枝独秀”。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以国家的宏观目标和总体要求为主要依据，发挥财政政策的功能，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结构、调节收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保持币值稳定、货币供求总量的平衡。
第四，政府要通过收入政策、税收政策和其他相关政策，努力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异，城乡之间的差距，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要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有条件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我国90年代末，作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其背景就是考虑到东部、中部与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拉大引发了问题以及缩小差距所能带来的收益前景，抓住了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有目标、分阶段的推进西部地区的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近期中央再次作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决策，也是看到东北地区制度滞后、技术落后、下岗人数众多等情况，抓住重工业化时代的到来的机遇而作出的正确决策。在收入分配方面，政府要进行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导向，通过政策的倾斜，对不同地区和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公平与否的评价和调整。通过转移支付、完善税收制度、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扶持弱势群体，调节公众的心理平衡，达到维护经济稳定发展的目的。
最后，政府在实现其调节职能时，要注意不断提高面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SARS”的传播是对我国政府的执政能力的考验。“SARS”之所以对经济影响很大，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一点是人们心理上的“不确定性”，即不知道如何预防、如何治疗、何时结束、何时卷土重来等等。产生这些不确定的原因是信息没有及时、精确、有效的披露和传达。面对目前经济全球化、系统开放化、行为自由化的社会，政府的效率高低衡量标准就是能否在最短的时间里，付出最小的代价而得到最优的方案来解决问题，实现对宏观经济的有效调控。所以，不论对于医疗卫生问题，还是金融危机、经济安全问题，甚至国防安全问题，政府的工作效率要不断提高。我国正处于有史以来发展的最好时机。我们要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指引下，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不断提高政府的调控能力和应变能力，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保障我国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和健康、稳定、持续地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