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以后，关羽显灵的传说开始由荆州等地逐渐向全国扩散。梁末有“陆法和假神以虏任约，梁宣帝咨神以拒王琳”的传说。陈废帝光大年间（567—568），智剀禅师至当阳（今湖北省当阳市）玉泉山，爱此山佳胜，欲建寺，而沮洳旋绕，无基可卜。智剀乃入定乔木之下，见金甲神对他说：“余汉寿亭侯也，愿舍此地为挂锡处，请安禅七日，以观其效。”至期之夕，万壑震动，风号雷加，化湫潭为基址（见《秋镫丛话》）。这自然是佛教徒编造出来以神其教的谎言，但由此可见关羽在陈朝已开始被荆州等地的人民神化，不然，智剀也不会利用关羽来神其教了。隋开皇十二年（592）晋王杨广为智剀奏请在玉泉山建寺， 并亲书“智者道场”匾额。寺西北三百步，有关羽遗庙。开皇十三年至十四年（593—594），智剀在玉泉寺讲授《法华经玄义》和《摩诃止观》，其间曾举行盛大仪式，为关羽亡灵授“菩萨戒”，关羽于是成为佛弟子。智剀为天台宗创始人，由于智剀的弘扬，关羽的影响也与日俱增。
唐五代是完成关羽神化的重要时期。中唐以前，关羽作为神灵受到人们的祭祀崇拜仍然局限在荆州一带。唐代宗时任郢州刺史的郎士元在《壮缪侯庙别友人》诗中说：“将军秉天姿，义勇冠今昔。走马百战场，一剑万人敌。谁为感恩者，意是思归客。流落荆巫间，徘徊故乡隔。离筵对祠宇，洒洒暮天碧。去去无复言，衔悲向陈迹。”唐时郢州治长寿（今湖北省钟祥县，属荆州地区），原本荆州地界，诗中所云“流落荆巫间，徘徊故乡隔”，说明为关羽立庙祭祀虽盛行于荆楚大地，但还没形成全国规模。作者敬佩关羽的义勇，同时也感叹他流落异乡。唐德宗贞元年间董侹在《重修玉泉关庙记》中说：“惟将军当三国之时，负万人之敌，孟德且避其锋，孔明谓之绝伦。其于徇义感恩，死生一致，斩良擒禁：此其效也。呜呼！生为英贤，没为神明，精灵所托，此山之下，邦之兴废，岁之丰荒，于是乎系。”这里所谈的关羽，显然以历史原型为依据，其所述史实不脱离《三国志》的记载。由于此次重修关羽庙是邑令张僓根据荆南节度使工部尚书江陵尹裴筠的命令进行的，而董侹此记也是奉裴筠之命而作，故记中对关羽显灵的民间传说取谨慎态度，除提到梁末二例外，余皆未及，但从中仍不难发现，当地老百姓对关羽的崇拜已达到很深的程度。人们认为，关羽其人虽死，但神明犹在，“邦之兴废，岁之丰荒”全依托于他。地方政府利用民间信仰来促进文治教化，表明统治者们对关羽文化现象开始予以政治关注。
不过，在唐代将关羽崇拜推进到全国的主要力量仍然是宗教。佛教禅宗北派创始人神秀曾在当阳玉泉山东的楞伽峰南麓建造大通禅寺，以关羽为护法伽蓝神，传法二十余年。神秀晚年被武则天召请至长安，在内道场供养，很得帝王礼敬，有“两京法主、三帝国师”之称。由他来推重关羽，自然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至唐末五代，关羽的影响已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对关羽的崇拜也从自觉性信仰演变为强制性服从，关羽神灵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感增大，这是宗教神化关羽的必然结果，同时也说明关羽完成了由历史人物向宗教神灵的演变，关羽成了中华民族所普遍敬仰和崇拜的神灵。唐末范摅《云溪友议》载：“荆州玉泉祠曰三郎祠，即关三郎也。允敬者则仿佛似睹之。缁侣居者，外户不闭，财帛纵横，莫敢盗者。厨中或先尝食者，顷刻大掌痕出其面，历旬愈明。侮慢者，则长蛇毒兽随其后。所以惧神之灵，如履冰谷。”这种崇敬与畏惧不再限于荆州一地，它已遍布全国，成为一种普遍的民间信仰。据《北梦琐言》记载，唐懿宗咸通乱离后，京城长安坊巷就曾讹传关三郎鬼兵入城，使家家恐悚。五代时，蜀王曾命赵忠义画《关将军起玉泉寺图》，可知四川一带已盛行关羽神像。
关羽在唐末五代虽然成了有广泛影响的神灵，但其信仰主要限于民间，故其社会地位还不甚高。入宋以后，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封赠，关羽神灵的社会地位迅速提高。宋徽宗崇信道教，崇宁二年（1103年）信州龙虎山道士张继元奏称曾请关羽神灵磔死解州盐池之蛟，并召其现于殿左，徽宗惊掷崇宁钱与之曰：“以此封汝。”世因祀为崇宁真君（《茶香室丛钞》卷十五），关羽便成为道教奉祀的神祇张继元的装神弄鬼无疑提高了关羽在最高封建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但这毕竟不算正式封赠。大观二年（1108年）徽宗正式加封关羽为武安王，立祠祭祀，这是关羽死后首次被封建统治者封王。宣和五年（1123年）又加封为义勇武安王。以后历朝均在此基础上不断加封，关羽的地位也不断提高。清吴仰贤《小匏庵诗话》引元代诗人张宪诗云：“张侯生冀北，关帝出河东。”似乎元代已加封关羽为帝，惜史籍无考。有案可稽的是，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朝廷封关羽为协天护国忠义帝。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又加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关羽俨然成了君临一切的上界天神和人间帝王。
由于朝廷推崇，民间对关羽的崇拜在明代也掀起高潮。关帝庙遍布全国各地，男女老幼无不祭拜，一年四季香火不断。明代文学家徐渭在《蜀汉关侯祠记》中说：“蜀汉前将军关侯之神，与吾孔子之道，并行于天下。然祠孔子者止郡县而已，而侯则居九州之广，上自都城，下至墟落，虽烟火数家，亦靡不醵金构祠，肖像以临，球马弓刀，穷其力之所办。而其醵也，虽妇女儿童，犹欢忻踊跃，惟恐或后。以比于事孔子者，殆若过之。噫亦盛矣！”著名思想家李贽说：“盖至于今日，虽男妇老少，有识无识，无不拜公像，畏公之灵，而知公之为正直，俨然如在宇宙之间也。”（《关王告文》）孙承宗也说：“凡今之细民不习孔氏，而大人不佞佛，然罔无畏爱公。如其习孔氏而佞佛者，殆如日然，天下各据其心所愿以享之。自有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公也！”（《重修汉前将军关壮缪公祠记》）由此可见一斑。
清朝统治者入关后，对明代政治多有损革，而对明代统治者尊崇关羽的做法则予以继承并有所发展。从清世祖封赠关羽为忠义神武大帝起，历代均有加封，以致累封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宜德关圣大帝。在民间，关羽崇拜现象比明代愈演愈烈，祭祀关羽的活动不分地域，不分老幼，不分节令地进行着，所谓“中原有地皆修祀，故土无人不荐香”（乔庭桂《修志有感》）。连被明代李东阳称颂为“一方烟火无庵观，三代弦歌有子孙”的孔子故里，在清代也为关羽立庙祭祀了。武庙中一副对联说得好：“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式詹庙貌长新，无人不肃然起敬；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谓荡乎难名。”对关羽的崇拜的确超越了宗教、历史、阶级等等限制，成了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精神寄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