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学校体育发端于洋务运动之中，但体育课程在学校教育体系中得以确立则是在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与实施之后。近代的中国学校体育从最初的学习德国的兵式体操到后来的学习日本、美国的体育课程体系，其结果都不是非常的成功（当然在学习的过程中总是促进了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
1 中国近代学校体育发展的困境
1.1 缺乏学校体育发展原动力从总体上讲，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内陆型文化、农耕型文化、宗法型文化，这就决定了它是一个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系统，宗法等级伦理纲常贯穿于中国社会各个层面，使社会生活各个部分都具有了人伦色彩和伦理意识。正是这种特殊的文化类型使得整个中国文化在整体上呈现出求稳求同显保守，重继承轻创新，重过去轻现在和未来，重义轻利等特征。这也就决定着近代学校体育这一新生事物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注定是要受到抵制的，是缺乏原动力的。学校体育对于存在了几千年的中国来讲是一个新鲜事物，况且它又是伴随着那个年代中国人所不齿的“夷人”的洋枪洋炮传人中国的，无论是从文化底蕴上还是从感情上，中国人都是难以从思想上接受的（尽管形式上也在进行“摸索性学习”）。
1.2 缺乏科学的教育理论中国传统的教育理论更多的是经验型、思辨型理论。而近代学校体育所提倡的是一种理论型、实证型教学理论，两者必然会发生矛盾。所以我们可以进行“道尔顿制”、“文纳特卡制”试验，我们也可以引进赫尔巴特的五段教学法、单级教学法、分组教学法以及当时国际教育界流行的任何教学方法，但是我们最后发现，我们所得到的并不是我们想要的。
1.3 从“目的论”到“手段论”的困境西方的学校体育始终坚持“根据学生实际锻炼效果来判断对个体和社会具有的意义”（即“目的论”）。从1423年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家维多里诺创建的名为“教育之家”的学校进行包括体育在内的一系列的“自然教育”开始到夸美纽斯提出的“遵循自然”的教育原则一直到卢梭提出“体育（教育）的原则和方法就是顺应孩子的天性”，应当说西方的学校体育一直坚持着“自然主义的目的论”。至于到了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叶，古茨穆茨①和施皮斯②的发展，学校体育的目的论发展到了极致，“在客观上与大工业要求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趋势相适应”（请注意还是提高人的素质）。
1.4 缺乏主体③的参与热情中国文化有其强烈的归属性，有其自身的特点，但有些对于学校体育的发展来讲却是“致命的”。诸如重人文，轻自然的思想，即“子不语怪、力、乱、神”④；重道轻艺，即“德成而上，艺成而下”⑤这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的观念形态、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是肇始过去与融合于现在并直达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是凝聚和积淀起来的民族性格和社会心理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