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杠杆化”是从“金融产品的去杠杆化”开始的。金融创新繁荣时期，在众多证券化的资产基础上，产生了大量衍生结构性金融产品，如CDO、CDS等，这就是“金融产品的杠杆化”。当美国房地产价格开始下行、房贷违约率上升时，其影响首先体现在各种建立在次级按揭房贷基础上的衍生产品的价格上。这是由于杠杆化操作，衍生产品能够放大内在资产价值的变化。“金融产品的去杠杆化”就是此类衍生性金融产品市场灰飞烟灭的过程。
“去杠杆化”的第二阶段，是“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一段时间以来，不仅投资银行，连商业银行都购买了大量杠杆化的金融产品。这些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包括商业银行吸收的存款和投资银行在短期资金市场（如票据）上的融资。低利率和充裕的流动性大大降低了融资成本。然而，由于投资衍生产品造成的巨大损失，迫使银行减记不良资产，并大幅减少其资产负债表整体对风险类资产的暴露。这就是“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
“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大大消弱了金融机构的中介功能。具体表现在信贷成本大幅上升，借贷条件变得异常苛刻。这使那些长期依赖金融机构，获得部分短期资金来源的各类机构投资者（如对冲基金），成了无源之水，从而不得不出售其所持资产（尤其是风险较高的资产）来保持足够的现金水平，以备不时之需（如投资者的赎回）。这就是“去杠杆化”的第三阶段——“投资者的去杠杆化”。
“去杠杆化”的第四阶段，是“消费者的去杠杆化”。投资者出售资产，加剧了各类资产（尤其是房地产）价格的缩水并产生负财富效应，这使以英美家庭部门为代表的消费者所能做的惟一选择，就是增加净储蓄，以缓冲家庭净财富的萎缩，而这只能通过减少举债或提高储蓄率来实现。以消费的放缓为代价的储蓄增加，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实体经济基本面恶化的速度和程度。
面临经济基本面的恶化，各国政府纷纷出台刺激经济的政策方案。政策的效果不仅是政府主导的支出规模的函数，而且也取决于其“乘数效应”的大小。如果要放大“乘数效应”，则要求有关政府的支出，尽量用于购买在本国制造的产品。否则，刺激效应会通过进口而“漏出”到本国经济系统之外，不能使本国经济受益。这就为贸易保护提供了堂而皇之的理由。各国政府“各扫门前雪”的结果，就是导致“去杠杆化”的第五阶段，也是其最高阶段：“全球经济的去杠杆化”，或称之为“去全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