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她满百岁了。 她曾是六个子女的母亲，但由于家庭贫穷，只养活了一个。接连经历失子之痛的她，把抗战中的难童当作自己的儿女，用无私的母爱，关怀着战时保育院的每一个孩子。 当年，孩子们都叫她刘妈妈。60多年后，她关爱过的那些孩子都白发苍苍，他们亲切地叫她“抗战妈妈”。 她叫刘英碧。她的善良、勤劳换得了三任保育院长的关照。 这两天，66岁的王家萍在邀约人。她是中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重庆保育生联谊会勤务组成员。 王家萍家住江北区鲤鱼池街道大兴村，她是在邀约联谊会成员叶真容、崔遇宪等，正月初三一起到渝北区两路，为“抗战妈妈”刘英碧庆祝百岁生日。 王家萍说：“当年的保育妈妈，就剩下她一个了。她能长命百岁，是上天对她的恩赐。” 每月报酬7.5公斤米 她每天多洗十多套衣服，每月可多领2.5公斤米 11日中午，渝北区龙达街龙达巷2单元一私人住宅内。百岁老人刘英碧坐在藤椅上，面前的台式电烤炉被调到最低档，60多岁的儿媳艾生群紧挨婆婆取暖，并陪她说话。也许是电炉烘烤的缘故，刘老太太饱经沧桑的脸容光焕发。尤其是她听孙子王治说，当年的好几名保育生过几天要为她祝寿，她慈祥的面容透出美满的幸福。“好几十年了，她们还记得我，不容易啊！”老人一声叹息，陷入沉思。1938年，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之初，30岁出头的刘英碧辞去江北机械厂的工作，到保育会四川直八院（以下简称保育院）当了一名保姆，担当起照顾保育生的任务。保育院是国共两党共同设立的慈善机构，专门收留抗战时期的难童，包括抗战英烈的后代、失去父母的孤儿等，设在重庆原江北县水土沱，共有保育生四百多名。 刘老和另三名保姆负责为全院保育生洗衣服。那时不领工资，每月的报酬是7.5公斤米。刘老从小在农村长大，没读过书。但她能吃苦，干活卖力，动作麻利。由于有些年龄小的保育生不讲卫生，衣服穿得又脏又臭，另外三名保姆不愿洗。“她们都不洗，只有我洗噻。”刘老笑着说，她每天要比她们多洗十多套，这样，每月要比另外三名保姆多领2.5公斤米。 都喊她刘妈妈 她看到所有的人都面带微笑，一副慈祥、亲切的标准妈妈形象 “那个黄金玉……就像我的亲生女。”回忆起保育院的事，刘老就激动，结果不停咳嗽，一旁的儿媳妇一边给她捶背，一边给她喝水。 刘老边咳边断断续续地说，有一年，很多保育生得了一种“打摆子”的怪病，有的死了，“黄金玉最让我难忘——长得白白胖胖的，每每碰到小金玉，她都喊我刘妈妈，有时还对我撒娇。自从患上‘打摆子’，小金玉每次抽筋，就痛得不停喊刘妈妈，几天后小金玉死了。我打扫她房间时，一看到她平常穿的黄衣服，就想起她可爱的样子。她就像我的亲骨肉，我伤心了好久。” “刘妈妈就像我的亲妈妈！”现已80岁、身居武汉的任光旅在电话中激动地说，印象中，每天早上和下午，刘妈妈出入保育院的大门时，先听到“哐”地一声，然后就看见她背一大背衣服。她看到所有的人都面带微笑，一副慈祥、亲切的标准妈妈形象。“我们从小失去父母的保育生，都很亲近她。”
“保育生都喊我母亲刘妈妈。”事过60多年，刘老70多岁的儿子王军飞仍记忆犹新。当时，王军飞七八岁。因家里贫穷上不起学，他每天跟着小叔叔，到母亲工作的保育院捡炭。每次到保育院，他听到保育生都亲切地叫母亲刘妈妈。去的次数多了，保育院的老师和学生都认识了他，还经常请他到保育院吃饭。
“他到保育院吃饭还被狗咬过。”刘老接过王军飞的话说，那是夏天，王军飞光着上身，被保育院的几个学生喊去吃饭。不料被保育院的狗把腰给咬了一口，鲜血直流，几个月伤口才好，至今还留有疤痕。
努力工作赢得尊重
每次杀猪，除了她应得的一份，允许她再带一钵回家
刘老18岁时嫁到王家，共生有6个子女。但5个分别在四五岁时不幸夭折，只有儿子王军飞活了下来。嫁到王家时，公婆是个盲人，丈夫还有3个未成年的弟弟，一家人的生活由她和丈夫支撑。儿子还未成人，丈夫就因风湿病瘫痪在床，两年后撒手人寰。从此，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她肩上。她白天到保育院照顾保育生，把保育生的衣服背到嘉陵江去洗，晚上回家还要为一家人的生计操劳。
“在保育院工作的几年，我工作卖力，对保育生照顾得好，换得了三任院长对我的关照。”刘老回忆，第一任院长姓胡，一年后换成赵院长，最后换成朱院长。但赵院长呆的时间最长，也是对她关照最多的院长。她说，当时保育院每周要杀一头猪，让全院四百多名保育生”打牙祭“。那年头，肉很珍贵，对刘老那样的贫苦家庭来说，吃肉是一种奢望。每次，她都将自己那份藏在工作间，下班端回家给公婆、儿子和三个弟弟吃。后来，赵院长发现了她的秘密，被她的爱心感动，特把她带到厨房打招呼，每次杀猪，除了她应得的一份，允许她再带一钵回家。为感谢院长，刘老工作更加卖力，院里的脏活、累活，她总是抢着干。“我受了别人的恩惠，只能多干活来回报。”
“母亲工作出色，对保育生好，也是全院公认的。”王军飞称，母亲经常用自己的经历教育儿孙。因和三任院长关系好，保育院迁址南京前，朱院长叫母亲带着自己一起到南京，但母亲考虑到家中婆婆和几个叔叔没人照顾，婉拒了朱院长的好意。有一天，母亲像往常一样去上班，一到保育院，朱院长就告诉她，保育生全部转到了南京，还把剩下的2.5公斤米给了母亲。
“我当时好失落。”刘老接过儿子的话，“当时，我端着朱院长送给我的米，看着空荡荡的保育院，心里好难受。我舍不得他们呀！”
半世纪的牵挂
刘妈妈紧紧拉着几名满头银发的保育生，眼里噙着泪水
任光旅在保育院时叫任大兴。他出生河南开封，喜吃面食。当年，保育院吃的是糙米，他得了“打摆子”的病，刘妈妈照顾他时，每天特地悄悄给他煮面吃，还一口一口喂他。回忆起当年的情形，任老在电话那头不停抽泣。
他说，在保育院六年级那年的一个晚上，两名女老师突然被逮捕。他们怀疑是平常打扮妖艳的李医生告的密，以为她是特务，遂与部分保育生组成“死里求生团”，将李医生狠狠打了一顿。为此，他被保育院开除。由于走得仓促，他没能向刘妈妈道别。之后，他辗转重庆璧山、河南开封等地，最后定居武汉。半个多世纪以来，任大兴改名为任光旅，但他时刻都牵挂着刘妈妈，也在四处打听刘妈妈的消息，但每一封寄出的信都石沉大海。前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刘妈妈还健在，遂不顾年老体衰，从武汉来渝，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
保育院从重庆迁到南京后，刘老到原江北火柴厂工作，一直干到退休。因忙于一家人的生计，她很少与保育院的保育生联系。直到9年前，她才随儿子从水土镇搬到渝北区居住，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
前年，任大兴与几名保育生见到刘老，齐声喊了一声“妈妈”。刘妈妈紧紧拉着几名满头银发的保育生，眼里噙着泪水，半晌说不出一句话……
任光旅了却了半个多世纪的心愿。之后，他与刘妈妈相互留下联系方式，依依不舍地回到了武汉。每当想念刘妈妈时，他就打电话给刘妈妈。“我原打算到重庆为刘妈妈过百岁生日，因身体原因不能来了。”任光旅深感遗憾，但他表示，会为刘妈妈写一封祝贺信，以表达对老人的崇敬与爱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