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按：利奥•斯特劳斯认为，按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古典政治哲学的传统，政治思想不能避开价值观念，“无价值的”政治科学是不可能存在的。甚至在确定政治这个词的意义时，任何人都必须涉及到目的，并在阐述全然是政治性的目的时，还为评价政治行为和政
治制度确立了标准。再者，政治哲学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即哲学，或“寻求智慧”的一部分，亦即“寻求普遍性知识，寻求知识的总合”的一部分。
因此，就政治哲学而言，“就是试图真正了解政治事务的性质以及正确的或完善的政治制度这两方面的知识”。
在第一部分导言评论中，政治思想必须既涉及到被称之为政治理论的一方面（试图真正了解……政治事务的性质），也要涉及到被称之为政治哲学的另一方面（试图真正了解……正确的或完善的政治制度）。简言之，政治学说离开政治哲学是不可想象的，“一般地说，不从政治哲学上做出评价，要对思想、行为或工作有所理解，是不可能的”。什么是政治哲学？斯特劳斯教授按照运用某一种或另一种概念的结果，尤其根据“社会科学实证主义”和“历史循环论”的角度来判断（斯特劳斯认为后者是“政治哲学不可忽视的对抗者”），并通过对“古典政治哲学”的概括和引伸，从而回答了这个问题。在什么是政治哲学的问题上，斯特劳斯与萨拜因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把自己的见解更多地建立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上；他也不同意卡特林的建立在社会学和美学基础上的政治思想。
************************政治哲学的问题
今天政治哲学的含意及其富有意义的特征是很明显的，这一点自从它首次出现在雅典的那个时代以来一直是如此。一切政治行为的目的，不在于保守就在于改革。当我们希望保持现状时，便要预防向更坏的方向转化；当我们期待变革时，则希望情况变得更好些。一切政治行为都受某种较好的或较环的思想所支配，但无论较好的思想还是较坏的思想都含有正确的思想。
意识到支配我们的一切行为的正确性，就具有了见解的特征：它不再是可疑的，但经过考虑之后，证明还是可以提出疑问的。就我们可以提出疑问这个事实来说，它指引我们趋向于不再是可疑的正确思想，趋向于不再是见解而是知识。因此，一切政治行为本身就具有趋向于正确知识的目的性，亦即对于美好的生活或健全的社会的目的性。因为健全的社会在政治上是完善的。如果这种目的性变得明确起来，如果人们把获得美好的生活和健全的社会的知识作为他们的明确目标，政治哲学也就应运而生了。
我们把对于这种目的性的追求称之为政治哲学，意义在于它构成了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即哲学的一部分。鉴于政治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因此，对什么是政治哲学的问题，就不能不首先从什么是哲学这个前提出发做出解释，尽管这种解释还是暂时性的。作为探索智慧的哲学，就是寻求普遍性的知识，寻求关于整体的知识。
如果这种知识垂手可得，探索也就没有必要了。缺乏整体的知识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具有关于整体的思想。整体的见解必然是哲学的先导。因此，用整体的知识取代关于整体的见解是一种尝试。哲学家还用“一切事物”的提法代替“整体”的提法。整体并非是不能把一部分与另一部分加以区别的或对任何事物都无法辨认的纯粹的以太或漆黑一团。而寻求“一切事物”的知识就意味着寻求上帝、世界和人的知识，或更确切地说是寻求一切事物的本性的知识——本性的总合就是“整体”。
哲学实际上并不占有真理而是寻求真理。哲学家与众不同的特点在于“他知道自己全然无知”；还在于他看到我们在有关最重大的事情上的愚昧无知，从而使他竭尽全力去攫取知识。回避与这些事情有关的问题或由于这些问题得不到答案而采取漠视的态度，他就不再是一位哲学家了。
至于回答这些问题的可能性，情况可能是赞成者和反对者总是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因此，讨论或争论的阶段总也达不到做出决定的阶段。这种情况并不会使哲学成为无用的。
为要明确地抓住一个基本问题，需要理解与该问题有关的主题的性质。对于某一基本问题，真正的知识在于能彻底地理解它，这比盲目或漠不关心要好得多，不管这种盲目或漠不关心是否具有回答了大量表面的或一时的问题的知识。既然认识最崇高的事物只能给人们最小的好处，还不如对于最微不足道的事物具有尽可能的最准确的认识。**
对哲学有了这样的理解，政治哲学就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因而也就是用关于政治事务性质的知识取代关于政治事务性质的见解的一种尝试。政治事务根据其性质会受到赞同或反对，选择或拒绝，歌颂或责难。
就其本质而言，它不会是中性的，而是要对人的顺从、忠诚、决心或判断提出要求。如果人们不按照好与坏、正义与非正义作为判断的标准，认真地提出明确的或含蓄的主张，也就是如果人们不按照某种善良与正义的标准去衡量政治事务，人们也就不会理解政治事务是什么。
要做出正确的判断就必须了解真理的标准。如果政治哲学希望正确处理本学科的论题，就必须争取获得有关这些标准的真正知识。政治哲学就是要试图真正了解政治事务的性质以及正确的或完善的政治制度这两方面的知识。一切关于政治事务的知识都包含着与政治事务有关的种种假设，也就是不仅包含着与特定的政治情况有关的假设，而且也包含着与政治生活或人类生活本身有关的种种假设。
一个人不掌握战争本身的某种动向——不管这种动向是多么模糊不清——以及战争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就不可能了解在某一特定时间进行的一场战争的情况。如果不预先形成有关法律和政府的假设，也就不可能把警察作为警察来看待。
包含着政治事务全部知识的有关政治事务性质的种种假设，具有见解的特征。只有这些假设成为评论的并构成连贯的分析的主题时，才是对政治现象进行哲学的或科学的探讨。掌握政治知识的情形与牧羊人、管家、将军或厨师掌握知识的情形并没有什么区别。这些不同类型的人对知识的追求还没有达到产生牧师哲学、管家哲学、军人哲学或厨师哲学的地步，因为他们的根本目标是够明确无误的了。另一方面，政治的根本目标迫切要求思路清楚。
将军的目标是胜利，政治家的目标是公共利益。胜利意味着什么，基本上不会引起争论，但如何解释公共利益的含义却必然会引起争论。政治目标可以作多种解释，这是由于它自身具有综合性的特征。这就引起对其综合性特征的否认或回避，甚至把政治看作是许多部门中的一个。如果我们要面对我们作为人类所处的环境，即面对整体情况，那就肯定要抵制这种倾向。正如我们试图给政治哲学下定义那样，政治哲学自问世以来直到相对来说不太久以前，对它的精心培养几乎从未中断过。今天，政治哲学已处于衰落的也许是腐朽的状态，如果说还没有完全消失的话。
这种局面的出现，不仅在于对政治哲学的论题、方法和作用力方面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就连对它以任何形式存在下去的确实可能性也成了问题。只有在涉及政治哲学史研究的实用性这一点上，学院的政治学教师仍保持一致赞同的态度。至于哲学家们，只要把近四十年来四位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格森、怀特黑德、赫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著作同赫尔曼•科恩的著作加以对照，就可以看出政治哲学是怎样迅速而全面地丧失了它的信誉。
我们可以把当前的情况描述如下：起初，政治哲学与政治学是完全相同的，它全面包括对人类事务的研究；今天，我们发现它被分割成许多部分，其表现就好像是蠕虫身体的各部分一样。
首先，人们把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区别运用于人类事务的研究上，因而相应地在非哲学的政治科学与非科学的政治哲学之间形成了一种区别，这种区别在当前条件下把政治哲学的全部尊严和贞纯都剥夺了。
此外，从前属于政治哲学或政治学范畴的很大一部分，现在已在经济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名义下成为各自独立的学科；而不为正直的社会科学家介意的那可怜的残余部分又被历史哲学家和以自称有信念来取乐的人所蹂躏。我们说政治哲学今天已不复存在，这绝非言过其实。除了作为埋葬物之外，只能作为历史研究，要不然就作为没有说服力的和不能使人信服的争议的主题。如果我们要调查这一巨大变化的原因，可能会得到这样的回答：即政治哲学是非科学的，或非历史的，或二者兼而有之。科学与历史，当代世界的两大动力，在摧毁可能有政治哲学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终于获得了成功。
驳斥把政治哲学看作是非科学的论点，是当代实证主义的特征。实证主义已不再是奥古斯特•科姆特当初创立这一学说时所期望的那样一种学说了，不过在强调现代科学是知识的最高形式方面仍与科姆特保持一致的看法。
这恰恰是因为实证主义的目标已不像神学和形而上学那样针对“为什么”的绝对知识，而是只针对“怎么样”的相对知识。但是，实证主义经过功利主义、进化论和新康德学说的修正之后，已经完全抛弃了科姆特的愿望，即按照现代自然科学模式铸成的社会科学有可能克服现代社会的思想混乱。
大约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社会科学实证主义发展到它的最后形式。这是由于它认识到或规定了事实与价值的基本区别，并强调只有事实的判断才是科学范围之内能办到的事情。而科学的社会科学对价值判断则不宜发表意见，并应完全避免价值判断。至于“价值”这一术语的意义，在这类阐述中我们很难超过这样的提法：“价值”既指的是愿意选择的事物，也指的是做出这种意愿的原则。
讨论社会科学实证主义的原则是今天解释政治哲学的含义所不可少的。我们尤其应当重新审度实证主义的实际后果。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是“没有价值”或“道德上中立”：不论怎样去理解善与恶，它在善与恶的冲突中是保持中立的。这就是说，对所有社会科学家来说，他们共同的以及他们据以进行调查和讨论的基础，只能通过摆脱道德判断的过程或通过从道德判断中不断超脱出来的过程来达到，也就是说，道德上的迟钝是科学分析的必要条件。
因为，正是由于我们在道德上没有达到是非完全不分的程度，我们才被迫提出价值判断。观察社会或人类现象而不是提出价值判断的习惯，对任何偏爱的事物都具有腐蚀的作用。
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越严肃认真，就越会在我们身上全面形成一种不关心任何目标或无目的性和放任自流的状态，一种可以称之为虚无主义的状态。社会科学家是不会不受他所偏爱的事物的影响的；他的活动就是要与这种偏爱作斗争，而这种偏爱是他作为一个人而存在和一个公民所具有的，并且还威胁着要战胜他在科学上的独立性。他通过献身于一种价值也是唯一的价值——真理，从中汲取力量以抵制这些危险的影响。但是，按照他的原则，真理不是一种必须选择的价值：人可以拒绝它也可以选择它。作为唯科学主义的科学家确实必须选择真理，但科学家和科学都不是仅仅出于需要做出这种选择的。
社会科学不能对社会科学本身是否完善的问题做出判断。因此，宣讲社会能以同等权利和同样理由给社会科学以支持，或把社会科学作为扰乱、颠覆、腐蚀和虚无的东西予以压制，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奇怪的是，我们发现社会科学家迫不及待地要去“兜售”社会科学，即去证明社会科学是必不可少的。
他们会争辩说：不管我们大家的选择或目的是什么，我们的愿望就是要达到目的；为了达到目的，就必须了解采取什么手段最为有利；提供适当的有助于实现任何社会目的手段的知识是社会科学的唯一功能，而且只有社会科学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社会科学对任何社会或任何社会运动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社会科学是完全必要的；从任何观点来看，社会科学是一种价值。
但是，一旦我们承认了这种说法，我们就会认真地想要知道，是否从一切观点或对每一个在思考问题的人来说，就不存在别的一些有价值的事物。为了避开这个尴尬的问题，社会科学家就嘲笑涉及公共关系的或私人进展方面的一切考虑，在公正的争论中推说他不知道，而仅仅相信追求真理是好事；可是别人也可以有同样权利，认为追求真理是坏事。
通过这场争论他的意图是什么呢？他是想在崇高的目的和卑鄙的目的之间划定一条界限，或是不要划定这样一条界限。如果他在崇高的目的和卑鄙的目的之间划定了一条界限，他就会宣称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崇高的目的或理想，而与其它理想相一致的理想是不存在的，所以，如果某人选择真理作为他的理想，他就必然要拒绝其它理想。鉴于这种情况，也就不可能存在高尚的人舍弃其它理想而选择真理这样一种明显的必然性。
但只要社会科学家谈论理想，并从而在崇高的目的与卑鄙的目的之间或理想主义者的正直品德与卑下的利己主义之间划定一条界限，他就会做出按他的基本论点看来是不必要的一种价值判断。
他还会宣称，把追求安全、收入与尊重作为人生的唯一目的，如同把追求真理作为人的主要目的一样，都是合理的。这样，他就会遭来嫌疑：作为一位社会科学家，他的活动除了追求自己的安全、收入与个人威望之外，没有其它目的；或者，作为一位社会科学家，他的才能不过是准备向出高价的买者出卖的一种技巧而已。
正直的公民会开始怀疑这样的人是否值得信任，是否忠诚，尤其因为他坚持认为选择忠诚作为人的价值准则，如同拒绝以忠诚作为人的价值准则一样，都是可以做出解释的。总之，他会陷入尴尬的处境，一种曾导致斯拉西麦格斯垮台以及他在柏拉图的《理想国》这一部著作中被苏格拉底制服的处境。不言而喻，尽管我们的社会科学家可能思想混乱，但并非不忠诚或缺乏诚实的品格。他认为，诚实与追求真理是人人都有同样权利加以选择或拒绝的价值标准，只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并非出自本人的心愿。我所遇见的一些社会科学家，他们除了献身于真理与诚实之外，也同样全心全意献身于民主。
当社会科学家宣称民主是一种并不比对立的价值有明显优越的价值时，并不是说他让自己拒绝了的选择对象迷住了，或者说他的思想感情在本身具有同等吸引力的两种选择对象之间游移不决。他的“道德中立”也绝不是虚无主义，也不是一条通往不过是为轻率和粗鲁行为辩解的虚无主义的道路。
说民主与真理是价值的标准，实际上也就是说人不一定要去思考关于民主与真理为什么是好的理由，社会科学家同任何其他人都一样，可以对为社会所采纳和奉行的价值标准点头称是。社会科学实证论鼓吹的与其说是虚无主义不如说是遵奉主义和市侩作风。
现在不必在这里对社会科学实证主义理论上的缺点进行讨论，只要提一下明确反对这个学派的一些想法就够了。（1）不形成价值判断而去研究社会现象，即一切重大的社会现象，是不可能的。一个对那些把视野只局限于自己的食品消费和消化力的人们采取鄙视态度的人，可以是一位较好的经济学家，但他对人类社会的特征就说不出什么道理来。一个拒绝把伟大的政治家、平庸的人和愚蠢的骗子加以区分的人，可以是一位优秀的目录学家，但他不能在有关政治和政治历史方面发表出什么高见。一个不会把深奥的宗教思想与衰落中的迷信活动加以区别的人，可以是一位优秀的统计学家，但他在有关宗教社会学方面却可能不置一词。
一般说来，了解思想、行为或工作而不对之做出评价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不能适当地做出评价，如我们经常所作的那样，我们就不会恰如其分地在理解上取得成就。不让从前门进入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的价值判断，却从后门进入了这些学科：这些价值判断来自被称为精神病理学的当代社会科学的附加物。社会科学家认为，由他们来谈论精神错乱、神经过敏和不适应环境的人，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这些价值判断同伟大的历史学家们所运用的价值判断是有区别的。
其区别并不在于这些价值判断具有较大程度的明确性或肯定性，而恰恰在于它们缺乏判断力：一个圆滑的活动家可以和一个好人或一个好公民同样地适应生活，甚至适应得更好。
最后，我们不应忽视无形的价值判断，即隐藏在缺乏识别力的见解之中，但据说在纯叙述性的概念方面依然是非常有用的价值判断。例如，当社会科学家区分民主的特性与独裁主义的特性或区分人类存在的类型时，据我所知，他们所谓的“独裁主义者”从各方面来看就是一幅讽刺画，一幅作为某一类好的民主主义者对它的一切都要加以非难的讽刺画。再如，当他们谈论合法性的三原则，即理性、传统和神授能力时，正是他们运用的词汇“神授能力惯例化”表现了新教徒的或自由主义的偏向，而这种偏向是没有一个保守的犹太教徒和天主教徒会接受的。
根据“神授能力惯例化”的概念，一方面海拉卡的起源出于圣经的预言；另一方面天主教会的产生则出于新约教义，这两方面都必然表现为“神授能力惯例化”。如果应该提出反对的话，那就是价值判断在社会科学中确实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仅仅具有条件的特征。
关于这一点，我愿作如下回答：当我们对社会现象发生兴趣时，难道无需具备有关条件吗？难道社会科学家不该像医学那样必须提出健康与长寿是有益的假设，也要提出在这个世界里一个健康的社会生活是有益的假设吗？再者，只要我们把事实作为事实(例如，具有起因的事件的“事实”)来对待，难道一切事实的论断不也是以尚未成为问题的条件或假设为基础的吗？“没有价值”的政治科学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可以简单说明如下：政治科学是以政治事务与非政治事务之间的区别为先决条件的，因此它包含了对“什么是政治”这个问题的某种回答。为了真正成为科学，政治科学必须提出这个问题并给予明确、适当的回答。
但是，要给政治下定义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在以相应的方式涉及到城邦、“乡村”或“国家”时，如果对这类社会的构成是什么这个问题避而不答，是不可能的。只给社会下定义而不涉及它的目的性也是不可能的。多数知名人物试图给国家下定义而不联系它的目的，这就导致一种从“现代国家类型”中抽取出来并只能适用于那个类型的有关国家的定义，这是为大家所公认的。
这种作法只不过是先不限定国家的意义就去解释现代国家的一种尝试罢了。但是，通过解释国家，或更确切地说解释国内社会，并涉及到它的目的，人们就承认了一个必须借以评价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的标准，即必须把国内社会的目的作为评价国内社会的标准。
（2）否定价值判断是建立在认为人类理性不能从本质上解决不同的价值观念或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这种假设之上的。但是，这种假设，尽管一般说来已得到充分确认，却从来没有被证实过。要证实这种假设，需要做出注入如《纯理性批判》一书中概念的形成和详尽的阐述那样大的努力；需要对理性的评价做出综合的批判。
然而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肤浅的言论，并妄图用来证明这个或那个特定的价值冲突是无法解决的。表示同意有人类理性实际上不能解决的价值冲突，这是慎重的态度。但如果我们不能确定云雾覆盖着的两座山中哪个山顶高一些，难道还不能确定一座山比一个鼹鼠丘要高吗？如果我们不能确定几个世纪以来彼此一直在打仗的两个邻国之间的战争哪个国家的起因要正义些，难道就不能断定那个无耻的放荡女人对拿伯***的行为是不可宥恕的吗？
社会科学实证论之最大的代表人物马克斯•韦伯就是以各种价值冲突的无法解决为出发点的，因为他的心灵渴望有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强力的罪恶同更加强有力的信心交织起来的失败情绪，取代了幸福和安详而成为人的崇高的标志。归根结底，价值判断不受理性制约的信念鼓励了对有关正确与错误或好与坏做出不负责任论断的倾向。人们回避认真讨论这些严肃的问题，并用简单的办法把这些问题作为价值问题打发掉。人们甚至还制造这样的印象，即一切重大的人类冲突都是价值冲突，然而，至少习以说，许多这类冲突的引起正是出于人们在有关价值的看法上的一致。
(3)相信科学知识，也就是说相信现代科学拥有的或追求的知识是人类知识的最高形式，这就意味着对前科学知识的贬低。如果考虑到当今世界的科学知识与前科学知识的巨大差别，人们就会认识到实证主义是以毫不隐晦的方式保留了笛卡尔对前科学知识的普遍怀疑以及他从根本上与前科学知识决裂的情况。
实证主义肯定怀疑前科学知识并把它和民间传说相比。这种迷信行为鼓励了各种毫无效果的调查或令人难解的极端愚蠢的行为。每个具有正常智力的十岁儿童所理解的事物被看作是需要加以科学检验的事物，以便成为可以接受的事实。但是，进行这种科学检验不仅是不必要的，甚至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全部研究工作推测出它的爱好者可以把人和其它动物区别开来，这个最起码的知识不是他们在教室里学到的，也不是由社会科学使之变为科学知识的，而是全然没有作任何修改地保持了它的最初状态。如果这种前科学知识不是知识，那么一切同意或反对它的科学研究也就都不具有知识的特征了。致力于对每个人都已充分地和很好地了解而无需加以科学检验的事物进行科学检验，就会导致忽视必然是先于一切科学研究的思想或见解，如果这些研究是适当的话。
政治科学的研究经常被描述为从查清政治“事实”即迄今为止政治上所发生的事，上升到形成用来对未来政治事件做出预测的“规律”。达到这个目标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既不事先调查一下究竟政治科学论述的题材是否可以用“规律”这个术语而得到恰当的理解，也不调查一下究竟政治事务的真相是否能通过普遍性的规律来理解，而普遍性的规律是不能以完全不同的术语构想出来的。
涉及政治事实、政治事实的关系、经常发生的政治事实的关系或政治行为的规律的科学，需要超脱正在研究的现象。然而如果这种超脱不会导致不相干的或使人误解的后果，人们就必须看到寓于整体中的被谈论的现象，并且必须阐明那个整体，即阐明整个政治或政治社会制度。例如，如果不考虑政治制度的种类是以究竟是否存在“集团政治”为前提的，也不考虑特定的“集团政治”事先假定的政治制度，人们就不会获得一种值得称之为关于“集团政治”的科学知识。但是，如果人们对民主的可供选择缺乏明确理解，也就不可能阐明具体民主或普遍民主的特征。
科学的政治学家倾向于只把民主与独裁主义加以区别，也就是说继续保持在特定的政治制度及其对立面限定的范围之内把特定的政治制度绝对化。科学探讨容易忽略最主要的或基本的问题而不假思索地接受已经认可的见解。
对于这些基本问题，科学上严谨的朋友却很不严格，这里再次提出最简单的同时也是最明确的例子：政治科学需要阐明政治事务与非政治事务之间的区别；需要提出和回答“什么是政治”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可能科学地加以论述而只能辩证地论述，而辩证地论述则必须从前科学知识开始，并且最认真地加以对待。前科学知识或“普通常识”之类的知识在哥白尼和随后的自然科学领域看来是不可信的。但是，我们可以称之为宏观—微观的知识，在某些领域中是非常丰富的。
这一事实就使人们无权否认只存在可以看到它们的情况的事物，如果是以不挑剔的眼光或更确切地说是以平民的、有别于科学观察者的眼光去看问题的话。如果人们否认这一点，就会重复格利佛在大人国碰上护土的经验，并卷入像使格利佛****在拉普达感到惊讶的那种研究项目中去。
(4)实证主义必然使其自身转变为历史循环论。由于受自然科学模式的制约，社会科学正处于犯有把美国二十世纪中期或更普通地说是把当代西方社会的特征当作人类社会的主要特征这种错误的危险之中。
要避免这种危险，社会科学就得被迫去从事“跨学科的文化研究”，从事对当代的以及历史的两方面的其它文化的研究。但社会科学在进行这种努力时，却误解了其它文化的意义，因为社会科学是通过起源于当代西方社会、反映这个特定的社会并只能完全适用于这个特定社会的一种概念组合去解释其它文化。
要避免上述危险，社会科学必须像它们理解或已经理解自己那样去理解这些文化。社会科学所需要的主要理解方法是历史的理解方法。历史的理解方法已成为事实上的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的基础。但如果考虑到理解历史的任务之大，人们就会开始怀疑历史的理解是否取代了对于社会的科学研究。
再者，社会科学据说要成为真正提出有关社会现象的建议的主体，这种建议也就是对各种问题的回答。正确的答案——客观上有效的答案，可以根据逻辑的规律或原则来确定，但问题的提出则取决于一个人的兴趣所向，也就是取决于人的价值，取决于主观原则。现在正是兴趣指向的方向，而不是逻辑，提供了基本概念。因此，把社会科学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客观的答案承受来自主观问题的意图。如果人们没有陷入潜藏在永恒的价值概念之下的腐朽的拍拉图主义，就必须依靠社会科学赖以存在的社会，即依靠历史，构想出具体体现在某一特定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关于价值的某些见解。
社会科学不仅为历史研究所超过，而且社会科学本身也证实会成为具有“历史性的”科学。把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想法，导致了社会科学以及最终一般现代科学的相对化。结果现代科学开始被看作是一种历史地理解事物的相对方法，而这种方法在原则上并不优于其它理解事物的方法。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开始面对政治哲学的重要对手：历史循环论。历史循环论在其获得充分发展之后，由于下列特征而区别于实证主义：(1)舍弃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区别，因为任何对事物的理解方法，不管是多么理论化，都包含着对事物的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