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钓鱼岛列屿拥有主权的依据：
中国针对钓鱼岛列屿的主权依据，主要建立在地理、地质构造，历史、使用及法理。具体来说，体现在最早命名、最早使用、最早开发与管理等方面。中国长期以来命名、开发和使用及管理钓鱼岛列屿等行为，完全符合国际法。
（一）在命名方面
钓鱼岛列屿最早为我国人民所发现和命名，在15世纪我国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前后写成的《顺风相送》的“福建往琉球”条记中，首先提到了钓鱼屿等
岛屿，作为航路指标地之一。其相关内容为：“太武放洋，用甲寅针七更船，取乌丘……用甲卯及单卯取钓鱼屿……用卯针，取赤坎屿……取古巴山、赤屿……。”
在18世纪以前，许多国际上的行为显示，在多数场合下，某国因发现某地，而主张得以取得对某地的主权。其后的国际法学者，则对发现的法律效果，加以限
制，认为只可以取得一种原始的权利（Inchoate
title），必须在合理期间内予以有效管辖，才能取得主权。[18]但无论如何，我国人民基于对钓鱼岛列屿的首先发现和命名，在国际法上应拥有某种权
利，这是毫无疑义的。也就是说，明清使臣为查勘航线，校正针路，曾多次前往钓鱼屿，并且将这些岛屿用作通往琉球的航海标志，这在国际法上已构成一种原始的
权利。
（二）在使用方面
我国人民除册封使作为航路指标外，由于钓鱼岛是我国固有领土，我国人民对该列屿及附近水域的
使用，在过去数百年间，是司空见惯的事。主要为：第一，渔民捕鱼及避风。例如，日本台湾总督府编的《台湾之水产》（1915年）指出，我国台湾东北角的渔
民自古即在钓鱼岛水域捕鲤鱼或避风，已有长久的历史。1970年钓鱼岛事件爆发后，9月18日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台湾渔民在“尖阁列岛”（即钓鱼岛列
屿）一带“侵犯领海”与“不法上陆”是“日常茶饭事”。日本明治23年（1890年）1月13日冲绳县知事上书日本内务大臣，要求在钓鱼台列屿上树立“国
标”的理由，是要“取缔”水产（即管理当地水产），可见当时已有人使用该列屿，而使用人一定是中国人，如是日本人或冲绳人，则何必去“取缔”。
（三）在地界方面
琉球王国与中国的边界自明代起便划分得很清楚。对于地方
分界，从中国方面看，地界是赤尾屿；从琉球方面看，地界是古米山（久米岛）。这在陈侃《使琉球录》（1534年，“古米山，乃属琉球者”。），郭汝霖《使
琉球录》（1561年，“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风，即可望古米山矣”。），徐葆光《中山传信录》（1719年，古米山，琉球西南方界上镇
山。）三则史料中清楚记载着中、琉两国的地方分界。而中国和琉球王国的海域分界为，位于赤尾屿和古米山之间的黑水沟（即冲绳海槽）。这在郭汝霖《使琉球
录》、谢杰撰《琉球录》（1579年）、夏子阳《使琉球录》（1606年）、汪楫《使琉球杂录》（1683年）、周煌《琉球国志略》（1756年）等书中
均可证明。[22]
（四）在管辖方面
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最早划入中国行政管制区域的时间，见诸明朝嘉靖41年
（1562年）初刻的《筹海图编》卷一之《沿海山沙图》。此书由中国东南沿海防倭抗倭军事指挥部最高指挥官胡宗宪主持，地理学家郑若曾执笔编撰的，具有官
方文献性质。在《沿海山沙图》的“福七”、“福八”两图中，清楚地将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划入福建的行政管制范围（东南海防范围），表明这些岛屿至迟在
明朝就已经纳入中国海防管辖范围之内。[23]1605年（明万历33年）徐必达等人绘制的《乾坤一统海防全图》及1621年（明天启元年）茅元仪绘制的
中国海防图《武备志·海防》卷一之《福建沿海山河图》，也将钓鱼岛列屿划入中国海疆之内。
（五）在地图方面
中国地图包含钓鱼岛而琉球
国地图中向无钓鱼岛诸岛。1579年（明万历7年）中国册封使萧崇业所著《使琉球录》中的“琉球过海图”清楚表明钓鱼屿、黄尾屿和赤尾屿。例如，1744
年（清乾隆9年）来华的法国人、耶稣会士蒋友仁（Michel
BENOIT）受清政府委托，于1767年绘制出《坤舆全图》。该图在中国沿海部分，用闽南话发音注明了钓鱼岛。1863年（清同治2年）的《大清壹统舆
图》中，明确载有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从图中可以看出，由福建梅花所至琉球那霸港，中经东沙、小琉球、彭佳山、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俱为中国命
名。1867年伦敦原版初印硬皮精装《大清国地理全图》，清楚地标注出钓鱼岛（Tia Yu
Su，闽南语发音标注）属于中国领土所辖范围。[26]康熙四十年（1701年），琉球国使臣蔡铎进献的《中山世谱》地图及说明中，记载琉球的36岛，其
中并无钓鱼岛等岛屿。
